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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执政后相继采用了几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于当年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另一项，最重要、反响最大的，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首先检校中书省，查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桑哥志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其面，责以用人不当。
参政郭佑被“多所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也遭到殴辱。十月，杨、郭二人均被处死。以失职之罪竟诛参政大员，殊属苛重，桑哥当总制院使时少人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其中必须通过中书的，有些被杨居宽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记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怀恨，乘机报复。
当时凡仓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御史台吏王良弼与人议论说：“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其言良弼，以诽谤尚书省政事罪杀之，籍其家。
桑哥遂以钩考事重，奏置征理司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十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除湖广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两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
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云南、吐蕃外）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欠钱粮，期限严急。钩考的目的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问题在桑哥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
通过实行钩考追征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桑哥提出又一项措施，即增加赋税：盐课每引由中统钞三十贯增为五十贯；茶课每引由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增额十万锭，大增商税为25万锭；有协济户１8万，入籍以来只输半赋，今增为全赋。
桑哥还提出了另两项增收节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
之外，验亩征租。”准行之。“扈从之臣”系指怯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
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芶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赏赐诸王贵戚（即“有分地之臣”）是当时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
按照桑哥的建议，还收缴了安西王相府印。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以上几条都触及蒙古贵族以至皇室成员的权益，桑哥也敢于提出，并被采纳，可见忽必烈对他的宠信程度。
除了任用桑哥之外，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海都，忽必烈南宋的各种行为也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的意图只在镇边，并不急于攻宋。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甚至当对于四川正在进行的招降王立，也吩咐在暗中执行，不得暴露国信，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
对于江南却是十分示好。诏命江淮释教总统杨琏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赵太一回江南省亲，然后又以留梦炎等南宋故臣为首展开了新一轮的议和活动。
正在江北打的火朝天的时候，大宋却接二连三的遇到了喜讯，首先是乃颜遣从日本转到而来，要与大宋结盟，攻击忽必烈。这个事情还在考虑之中的时候，海都尝到了火器威力的甜头，也向蒲寿庚下了大量的订单，请求给予补给，三方互相约定，永不侵犯。
正在得意之间，江北忽必：却是命令自己的孙子答剌麻八剌为南王，前来洽谈议和事宜，由答剌麻八剌的封号上就可以看出，忽必烈暂时对于大宋没有什么敌意，因为北方鞑子，无论是女真还是西夏、蒙古，只要对南方封王，无一不带有“平”、“镇”“扫”之类的征服之词，而对于答剌麻八剌的封号仅仅是南王，而不是平南王，就可以看出了向大宋示好的意思。
一时间，无论大宋的朝员还是百姓，心里顿时都充满了自豪的感觉。百余年来，何尝有过被多方人看重的势头，就算是一些结盟，也是被人屡屡看不起自己的模样。于是大宋负责接待各方使者的官员，连话语中都透露出矜持。
不过三方的接待官员，不约而同的接到一份大致内容一样的协议：“联合攻灭对方，天下大平后，河南地归宋，河北归蒙古。”当这几份协议送到政事堂时，政事堂所有的成员都看着相互苦笑起来。
这异族的话还能相信吗？政事堂议论无果，遂交与政务院讨论，但是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对于打仗的事情，政事堂还好说，政务院好像有些不太热心，对于三方抛出的这个香馍馍，连拿起来看一下的兴趣也没有。
也可能是了年的征战，一旦安稳下来，就不想动了。
而且关于古人的灭国之恨，也不是每一个宋人都能轻易的忘记的，至少现在正在执政的官员之中，就没有什么妥协的意思，也可能是忽必烈以为南宋已经灭国，所以也没有想到留出后着。甚至连开封的那个顺昌伪宋，也只是临时树立起来牵制当时的福州行朝的。所以根本在新的南京政府，就根本没有一个代理人的存在，临时派去的留梦炎等前宋官员，也是南京政府眼中的叛徒而已。
想比之下，还不如海都和乃颜在江南朝廷眼里的分量，至少这两路人马当时都没有直接参加灭宋的军事行动，而且乃颜算是姜明间接扶植出来牵制忽必烈注意力的干将，而海都以前通过蒲寿庚已经和江南达成了遥相呼应的协议。
所以在举国的呼声之中，对于忽必烈这一方的势力反对之声愈加响亮起来，不由的使人想起在六十年前联合蒙古灭金的那种兴奋之情。不过中间多了一份理性，就是怎么能在联合之中更加的保护自己而已。
更有甚者，对于江北的战争根本就不敢兴趣，只是热衷于朝廷开放军需买卖，那样的话，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可以从中渔利，管他们江北是谁死谁活呢？怀有这样心思的人，为数还真的不少。
事情传到了姜明的耳朵里面，知道事情有些不妙，现在江南的过于平稳，大力的扶植商业，农夫们也恢复了生产，大家基本上都处于衣食无忧的状态，已经使许多人安于现状，不再想参与到战争之中，更何况，江北，特别是在黄河沿岸之地，一直到四川、山西和陕西等地，已经失去了太久，除了一些读书人之外，那些大字也认识不了几个的百姓，已经忘记了那些地方原来也是大宋的河山。
姜明更加忘不掉的就是，不说黄河一道的中原地区，就连现在的辽东和西北、吐蕃、云南也是我们华夏的领土。他怎么能任由这种思想继续蔓延下去呢？不过现在他仍然在太湖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为了这个机会，他已经决定前往台湾等沿海之地再行退步，以壮大现在南京政权的野心。因为，大宋新军，已经以陆秀夫为首开始组建起来。
而陆秀夫组建新军，绝对不会用来守土为国，他组建新军的用意，肯定是要拿来作为一番，至于是什么作为，姜明在一边静静的拭目以待着。（—：//。。）
大风起兮云飞扬第一百四十六章十年（十）
赤红八军的功绩和重要性的显现，再则由吕文焕导的反正宋军也屡建功勋，张钰和张僖的援助缅甸的志愿军在云南一带开展的也是有声有色的。所以陆秀夫的心里也有些不安份起来。
想起来，战争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只要是顺利，每一场战争都像是新手掂来一样，不用费一丝的力气，就好像是现在的局势，一向号称积弱的大宋，在江南也是四处用兵，但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取得胜利。
而在过去，就算是倾国之力，仰仗长江天险，也是节节败退，现在正在意气风发的吕文焕、程鹏飞、张僖。甚至是黄去疾这些人，都是各自领着自己的久败之军，慢慢的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让陆秀夫平静的心绪又升起了波涛。现在大宋在江南的地位日渐稳固，百姓的生活也逐渐的步入了正规，是得益于陆秀夫等一班有经验的文臣所赐。
但是随着江南时局的稳定，他们愈加显得无事可做起来，不像是开始，又是丈量土地，从新分配，归置各州县官员，每个人都忙的是不亦说乎。比起最近这两年来，每个人日子过得充实了很多。
姜明所制定的军政分家的好处慢慢的被遮盖了起来，其中军政分家的矛盾显得额外突出。因为是在战争硝烟中重新创建了宋朝，而且为了使时局得到长治久安，政事堂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整个江南宋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陆秀夫首先对家官僚机构进行改革。中兴元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南宋旧制。中兴二年，姜明代表政事堂首先宣布，在地方上废除旧制—“路”的制度，代之以宋代实行朝廷、府州、县三级政制。是年，包括南京直辖区外，全国共设立了十六个府为广州府、潮州府、韶州府、漳州府、泉州府、福建府、赣州府、苏州府、杭州府、骛州府、南昌府、潭州府、鄂州府、徽州府和重庆府等。
所谓“路”其实在朝廷与府、间设“路”（类似后代的“省”），作为行政监察区及军区，主要机构有安抚使司（帅司）、转运使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和提举常平司（仓司），合称“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此外，还有其他路级机构。取消路之后，由府为单位直接向朝廷负责，而且每府都在行朝处驻有利益代表。随时参与政务院和军务院的讨论证每个府的利益。
这个度，在初期是为了快速的收拢新收复之地的民心或者是当地士族。但是到了习惯之后，却成为有些政令的死角，大家都能在一起讨论，厉害关系一讨论就清楚了，不符合当地利益的政令，往往受到政务院的联合抵制。
就比如说船一事，本来是很容易的，但是无论是哪里都以压力负担过重而给予抵制以至于朝廷的政令被封驳，一而再的降低数量和给予补助，才勉强发布下去。
这个是陆秀夫一班文最为不痛快的地方，要是在以前，政令发布下去，再找几个心腹官员做做表率。那么其他州县也无可奈何的做了，谁也不会做那个出头鸟，而如今呢？还没有执行就要先通过各府的讨论，往往一件事胎死腹中。
中兴三年。姜明由政堂和自己入手朝廷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丞相制。朝廷政务改由六部分理是六部除了兵部之外都受到政事堂地节制。这样一来。慢慢地政事堂里面地人员除了陆秀夫之外本上都处于有权无职地情况。相应地也削弱了政事堂地实权。也就是政事堂只有议事之权。但是没有执行地权力。这样达到了权力地均衡。
与政治改革相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较大地改革。中兴三年地时候。就可以议定：实行耕战结合时屯耕。战时出征；自京师至郡县。皆立军师之众。在军事重地设军。次要地方设师。成立军事堂和军务院地同时。也废除了统管全国军事地枢密院。代之以军事堂地参谋决议制度。辅助于军务院地监督机制。每府各设两名军务院成员。负责军队地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动军队。逢有战事。由军事堂和政事堂商议。报于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令。军务院和军事堂中北指定
奉命出征。经此改革。把军权看着似牢牢抓在皇帝地主事手里。但实际上却是分摊了出去。达成了一个均衡。不做一言之堂。
这样下来。整个政务好像是谁都能做主一样。但是偏偏又是谁也做不了主。只能在那里凡事讨论再讨论之下。达到一个共识为止。
其实这样下来。谁都能感到自己地权威。说一句不好听地话。就是随意地一个政务院或者军务院地成员。无论你出身如何。只要你人缘够好。所提地意见又算是合理地话。那么你就可能做到阻止一个政令地发出。无论这个方案是由谁提出地。就算是皇帝提出地。你只要有充足地理由。也可以做到不让其通过。
这个制度开始执行地时候。大家都感到十分地好奇。经过姜明地几年努力之后。大家都已经渐渐地熟悉了这样方式。如此一来。读书人地优越感就荡然无存了。
这个也正是陆秀夫等人感到痛苦的地方，整天为了自己的一个决议，在自己看来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决议，到了众人的手里，往往受到很多人的排斥，有的是为了自己一个府的利益，去游说许多人跟着反对，最后不了了之。
就比如开始陆夫想趁着四川重庆知府王立意图投元之事，让张镇孙入川接手那里的防务，还有整个重庆周边的军政事宜，但是就得到了一些对张钰有很好看法的官员排斥，坚决不允许动用赤红军入川，还有张镇孙的入川。最后反而打草惊蛇，让王立自动的断绝了投元的念头。现在随着时日已久，就算是有一些蛛丝马迹，也找不到了。让陆秀夫颇为不快。
还有想让姜明彻底的推：大宋政坛的事情，姜明虽然在太湖基本上足不出苏州，但是皇帝的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