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他突然吃了一惊。
“你怎么了！你去哪里？你留下来，你留下来！我一个人去，”他胆怯而恼怒地喊了一声，几乎是气愤地往门口走去。
“干吗要有人跟着！”他临出去的时候又含糊不清地说。
索尼娅站在了房屋中间。他甚至没有和她告别，他已经把她给忘了；他心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起来反抗的、尖刻的疑问。
“是这样吗，这一切真的是这样吗？”下楼的时候，他又想，“难道不能再等一等，设法挽救一切……不要去吗？”
可他还是去了。他突然完全意识到，用不着再向自己提出问题了。来到街上以后，他想起，没跟索尼娅告别，她站在房屋中间，披着那块绿色的头巾，由于他那一声叫喊，吓得她连动都不敢动了，于是他停下来，稍站了一下。可是就在这一瞬间，突然有一个想法使他恍然明白过来，——仿佛这个想法一直在等待时机，要让他大吃一惊似的。
“喂，刚才我是为什么，为了什么来找她？我对她说：有事；到底有什么事？根本没有什么事！向她宣布，我要去；那又怎样呢？好重要的事情！我是不是爱她呢？不爱，不是吗，不爱？刚才我不是像赶走一条狗一样，把她赶开了吗。我真的是需要她的十字架吗？噢，我堕落到了多么卑鄙的程度！不，我需要的是她的眼泪，我需要看到她那惊恐的神情，需要看看她是多么伤心，多么痛苦！需要至少抓住个什么机会，需要拖延时间，需要看看她！而我竟敢对自己抱着这么大的希望，对自己存有这么多幻想，我是个叫化子，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我是个卑鄙的人，卑鄙的人！”
他顺着运河的沿岸街走着，离他要去的地方已经不远了。但是走到桥边，他站住了，突然转弯上了桥，往干草广场那边走去。
他贪婪地向左右观看，神情紧张地细细端详每样东西，可是无论看什么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一切都从他眼前悄悄地溜走了。“再过一个星期，再过一个月，就要把我关在囚车里，从这座桥上经过，押解到什么地方去，到那时候我会怎样看这条运河呢，——要是能记住它就好了？”这个想法在他头脑里忽然一闪。“瞧这块招牌，到那时候我会怎样来看这些字母呢？这上面写的是‘股份公司’，嗯，我要记住这个a，记住a这个字母，过一个月以后再来看它，看这个a：到那时候我会怎样来看它呢？到那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会想什么呢？……天哪，这一切想必是多么平凡，现在我……关心的这一切想必是多么微不足道！当然啦，从某一点来看……这一切想必是很有意思的……（哈——哈——哈！我在想什么啊！）我变成个小孩子了，我自己在跟自己吹牛；我为什么要让自己感到难为情呢？呸，多么拥挤啊！瞧这个胖子，大概是个德国人，——他推了我一下：哼，他知道，他推的是什么人吗？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在乞讨，她以为我比她幸福，这可真有意思。给她几个钱，解解闷，怎么样呢。哈，口袋儿里还有五个戈比，这是哪儿来的？给，给……拿着吧，老大娘！”
“上帝保佑你！”听到了那个女乞丐凄惨的声音。
他走进干草广场。他不高兴、很不乐意碰到人，可是却往人更多的地方走去。他情愿付出一切代价，只要能让他只剩下独自一人；可是他又觉得，连一分钟也不可能只有他独自一个人。有个醉鬼在人群中胡闹：他一直想要跳舞，可总是摔倒。人们围住了他。拉斯科利尼科夫挤进人群里，对着那个醉鬼看了好几分钟，突然短促地、断断续续地哈哈大笑起来。稍过了一会儿，他已经把那个醉鬼忘了，甚至看不见他了，尽管还在看着他。他终于走开了，甚至记不得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可是等他走到广场中心，突然一阵感情冲动，有一种心情一下子控制了他，控制了他的整个身心。
他突然想起了索尼娅的话：“你去到十字路口，给人们躬身施礼，吻吻大地，因为你对大地也犯了罪，然后对着全世界大声说：‘我是杀人凶手！’”想起这些话，他不由得浑身发抖了。在这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最后几个钟头里，他心中感觉到的那种走投无路的苦恼和担心已经压垮了他，使他的精神崩溃了，所以他情不自禁，急欲抓住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这种纯洁、充实、前所未有的感受。这感情突然爆发，涌上他的心头：心中好似迸发出一颗火星，突然熊熊燃烧起来，烧遍了他的全身。他的心立刻软了，泪如泉涌。他站在那里，突然伏倒在地上……
他跪倒在广场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喜悦和幸福的心情吻了吻这肮脏的土地。他站起来，又跪下去磕头。
“瞧，他喝醉了！”他身旁有个小伙子说。
突然听到一阵笑声。
“他这是要去耶路撒冷啊，朋友们，在跟孩子们，跟祖国告别，向全世界磕头，在吻京城圣彼得堡和它的土地呢，”一个喝醉的小市民补充说。
“小伙子还年轻嘛！”第三个插了一句。
“还是个高贵的人呢！”有人声音庄重地说。
“如今可分不清谁高贵，谁不高贵。”
所有这些反应和谈话制止了拉斯科利尼科夫，本来“我杀了人”这句话也许就要脱口而出了，这时却突然咽了回去。然而他镇静地忍受住了这些叫喊，并没有左顾右盼，径直穿过一条胡同，往警察分局那个方向走去。路上好像有个幻影在他眼前忽然一闪，但是他并不觉得惊奇；他已经预感到，必然会是这样。他在干草广场上第二次跪下来的时候，扭过头去往左边一看，在离他五十步远的地方看到了索尼娅。她躲在广场上一座板棚后面，不让他看见，这么说，在他踏上这悲痛的行程时，一路上她一直伴随着他！这时拉斯科利尼科夫感觉到，而且彻底明白了，不管命运会让他到什么地方去，现在索尼娅将永远跟着他，哪怕去海角天涯。他的心碎了……
然而他已经来到了决定今后命运的地方……
他相当勇敢地走进了院子。得到三楼上去。“还得上楼，暂时还有时间，”他想。总之，他觉得，到决定命运的那个时刻还远着呢，还有很多时间，很多事情还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那道螺旋形的楼梯上还是那样丢满了垃圾和蛋壳，那些住房的门还是那样大敞着，又是那些厨房，从厨房里还是那样冒出一股股油烟和臭气。从那天以后，拉斯科利尼科夫没再来过这里。他的腿麻木了，发软了，可是还在往上走。他站下来，停了一会儿，好歇口气，整理一下衣服，这样，进去的时候才会像个人样儿。“可这是为什么？为了什么？”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什么以后，突然想。“既然得喝干这杯苦酒，那不反正一样吗？越脏越好。”就在这一瞬间，伊利亚·彼特罗维奇·火药桶中尉的形象在他的想象中突然一闪。“难道真的要去找他吗？不能去找别人？不能去找尼科季姆·福米奇吗？是不是立刻回去，到分局长家里去找他本人呢？至少可以私下里解决……不，不！去找火药桶，火药桶！要喝，那就一下子全都喝下去……”
他浑身发冷，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这一次办公室里的人寥寥无几，里面站着一个管院子的，还有一个平民。警卫都没从隔板后面往外看一眼。拉斯科利尼科夫走进后面一间屋里去了。“也许还可以不说，”这个想法在他头脑里闪了一下。这儿有个穿普通常礼服的司书，坐在一张写字台前，正在抄写什么。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司书。扎苗托夫不在。尼科季姆·福米奇当然也不在。
“谁也不在吗？”拉斯科利尼科夫问那个坐在写字台前的司书。
“您找谁？”
“啊——啊——啊！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可是俄罗斯精神……童话里是怎么说来的……我忘了！您——好！”突然有个熟悉的声音喊道。
拉斯科利尼科夫打了个哆嗦。站在他面前的是火药桶中尉；他突然从第三个房间里走了出来。“这真是命运，”拉斯科利尼科夫想，“他为什么在这儿呢？”
“来找我们的？有什么事吗？”伊利亚·彼特罗维奇高声说，（看来他心情好极了，甚至有点儿兴奋。）“如果有事，那您来得早了些。我是偶然在这儿的……不过，我能帮忙。我跟您说实在的……您贵姓？贵姓？对不起……”
“拉斯科利尼科夫。”
“啊，对：拉斯科利尼科夫！难道您认为我会忘了！请您不要把我看作这样的人……罗季昂·罗……罗……罗季昂内奇，好像是这样吧？”
“罗季昂·罗曼内奇。”
“对，对——对，罗季昂·罗曼内奇，罗季昂·罗曼内奇！我正要找您谈谈呢。我甚至打听过好多次了。我，跟您说实在的，当时我们那样对待您，从那以后我真心诚意地感到难过……后来人家告诉我，我才知道，您是位年轻作家，甚至是一位学者……而且，可以这么说吧，已经迈出了最初几步……噢，上帝啊！有哪个作家和学者一开始不做出一些异想天开的事情来呢！我和内人——我们俩都尊重文学，内人更是热爱文学！……热爱文学和艺术！一个人只要是高尚的，那么其余的一切都可以靠才能、知识、理智和天才来获得！帽子——譬如说吧，帽子是什么呢？帽子就像薄饼，我可以在齐梅尔曼的帽店里买到它；可是帽子底下保藏着的东西和用帽子掩盖着的东西，我就买不到了！……我，说实在的，甚至想去找您解释解释，可是想，您也许……不过，我还没问：
您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事？据说，您家里的人来了？”
“是的，母亲和妹妹。”
“我甚至有幸遇到过令妹，是一位很有教养、十分漂亮的姑娘。说实在的，当时我对您过于急躁，我很遗憾。意料不到的事嘛！因为您晕倒了，当时我就用某种眼光来看您，——可是后来这件事彻底弄清楚了！残暴和盲目的狂热！您的愤慨，我是理解的。也许，是因为家里人来了，您要搬家？”
“不，我只不过是……我是顺便来问问……我以为，我可以在这儿找到扎苗托夫。”
“啊，对了！你们成了朋友了；我听说了。嗯，扎苗托夫不在我们这儿，——您碰不到他了。是啊，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离开我们这儿了！从昨天起就不在了，调走了……临调走的时候，甚至跟所有的人都大吵了一场……甚至那么不懂礼貌……他只不过是个轻浮的小孩子；本来他很有前途；是啊，您瞧，他们，我们这些卓越的青年人可真怪！他想要参加什么考试，可是只会在我们这儿说空话，吹牛，考试就这么吹了。这可不像，譬如说吧，您，或者拉祖米欣先生，您的朋友！您是搞学术的，失败不会使您迷失方向！在您看来，人生所有这些诱人的玩意儿，可以说——nihilest①，您是个禁欲主义者，僧侣，隐士！……对您来说，书本，夹在耳朵后边的笔，学术研究，——这才是您心灵翱翔的地方！我自己也多多少少……请问您看过利文斯通的笔记吗②？”
……………………
①拉丁文，意为“什么也不是，等于零。”
②大卫·利文斯通（一八一三——一八七三），英国著名旅行家，非洲考察者。这里可能是指他的《赞比西河游记》（一八六五）。
“没有。”
“我看过了。不过现在到处都有很多虚无主义者；嗯，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啊，我请问您？不过，我和您……我们，不是吗，当然，我们可不是虚无主义者！请您坦率地回答，开诚布公地！”
“不—不是……”
“不，您听我说，您跟我可要开诚布公，您别不好意思，就像自己跟自己一样嘛！公务是一回事，……是另一回事……您以为，我是想说友谊吗，不，您没猜对！不是友谊，而是公民和人的感情，人道的感情，对上帝的爱的那种感情。履行公务的时候，我可以是个官方人员，可是我应该永远感到自己是一个公民，是一个人，而且意识到……您刚刚谈到了扎苗托夫。扎苗托夫，他在一家妓院里喝了一杯香槟或者是顿河葡萄酒，于是就照法国人的方式，大闹了一场，出尽了丑，——瞧，这就是您的扎苗托夫！而我，也许可以说，我极端忠诚，有崇高的感情，此外，我还有地位，我有官衔，担任一定的职务！我有妻室儿女。我在履行公民和人的义务，可是，请问，他是个什么人？我是把您看作一位受过教育、品格高尚的人。还有这些接生婆，也到处都是，多得要命①。”
拉斯科利尼科夫疑问地扬起了眉毛。显然，伊利亚·彼特罗维奇是刚刚离开桌边，他的话滔滔不绝，可是空空洞洞，听起来大半好像是些没有任何意义的响声。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拉斯科利尼科夫还是勉强听懂了；他疑问地望着他，不知道这一切会怎样收场。
“我说的是这些剪短头发的少女②，”爱说话的伊利亚·彼特罗维奇接下去说，“我给她们取了个绰号，管她们叫接生婆，而且认为，这个绰号十分贴切。嘿！嘿！她们拼命钻进医学院，学习解剖学；嗯，请问，要是我病了，我会去请个少女来治病吗？嘿！嘿！”
……………………
①火药桶中尉蔑视地把“助产士”叫作“接生婆”。保守派的报刊通常都这样攻击女权运动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妇女只能从事两种职业：助产士和教师。
②指医学院的女学生，她们都剪短发。这些女学生毕业后都只能作助产士。
伊利亚·彼特罗维奇哈哈大笑，对自己这些俏皮话感到非常满意。
“就算这是对于受教育的过分的渴望吧；可是受了教育，也就够了。为什么要滥用呢？为什么要像那个坏蛋扎苗托夫那样，侮辱高贵的人们呢？请问，他为什么要侮辱我？还有这些自杀，出了多少起这样的事啊，——您简直无法想象。都是这样，花完了最后一点儿钱，于是就自杀了。小姑娘，男孩子，老年人……这不是，今天早晨就接到报告，有一位不久前才来到这儿的先生自杀了。尼尔·帕夫雷奇，尼尔·帕夫雷奇！刚才报告的那位绅士，在彼得堡区开枪自杀的那位绅士，他叫什么？”
“斯维德里盖洛夫，”另一间屋里有人声音嘶哑、语气冷淡地回答。
拉斯科利尼科夫不由得颤栗了一下。
“斯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