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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作了一个可怕的梦。梦中那匹被残酷打死的驽马，就是一切被压迫、被践踏的人的象征，在那匹可怜的马身上，仿佛集中了所有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苦难。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临终时绝望地呼喊：“驽马已经给赶得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力气了！”这几句含着血和泪的话与拉斯科利尼科夫梦中那匹马的形象遥相呼应。对于穷人来说，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场噩梦。
那么，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意识的限度之内，对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然而现实却要求他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一定得采取某种行动，立刻行动起来，越快越好。无论如何得作出决定，随便什么决定都行，或者……要不，就完全放弃生活！”
小说发表以后不久，评论家皮沙烈夫①在一篇题为《为生活斗争》的评论中就已经指出：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病”根“不是在头脑里，而是在口袋里”。他头脑里所以会产生那个奇怪的“理论”，是因为他的处境的痛苦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力量和勇气所能承受的限度”。“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一理论看作他犯罪的原因，正像不能把病人的幻觉看作病因一样。”他的“理论”只不过是他被迫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个环境的产物，“真正的唯一原因还是令人痛苦不堪的环境”。因此，不管小说的作者主观上有什么意图，小说还是以惊人的力量反映了那个强权社会中非人生活的真实，真实到了令人感到窒息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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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皮沙烈夫（一八四○——一八六八），俄罗斯著名评论家，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拉斯科利尼科夫杀了人，然而他并没有“跨越”过去，而是仍然留在了这一边。事实证明，他不是“拿破仑”，他不属于那些压迫者和统治者，他不是“超人”。他杀死的不是那个老太婆，而是他自己。他感到可怕的孤独，感到自己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社会，不仅不能再对自己的亲人说出心里的话，而且永远再也不能对任何人说什么了。“他好像是用剪刀把他与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剪断了。”然而他无法完全脱离人群。
“啊，如果我孑然一身，谁也不爱我，我永远也不爱任何人，那该多好！那么就不会有这一切了！”（也就是说，那样的话，他就会“跨越”过去了！）然而有人爱他，他也爱别人。完全脱离人群，离开爱他的人，放弃爱的权利，这是他无法忍受的，所以他也无法“跨越”过去。人是不可征服的。拉斯科利尼科夫需要回到人们中间来，所以他不可能完全丧失人性。
然而斯维德里盖洛夫和卢任都“跨越”过去了。当然，他们都没有拿着斧头去杀人，没有触犯那个社会的刑律。但是依仗自己的财势，他们的确都在“为所欲为”。斯维德里盖洛夫对一切都毫不在乎，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淫欲。他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我明白，您心里在考虑什么问题：道德问题，是吗？……您把这些都丢到一边去；现在还考虑这些干什么？嘿！嘿！因为您毕竟还是一个公民和人吗？既然如此，那就不该乱闯；别去干不该由您来干的事。”斯维德里盖洛夫自己早“把这些都丢到一边去”了，所以他能够干他所干的那些坏事。这样的人比火灾、瘟疫、饥馑还可怕。卢任公开宣扬“首先要爱自己”的“科学”理论，因为据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一针见血地指出：“把您刚才鼓吹的那一套引伸开去，结论就是：杀人是可以的……”卢任当然对此提出强烈的抗议，因为他完全用不着拿着斧头去杀人，完全用不着让血污染他洁白的手，然而他可以用金钱来买一个美貌的妻子，可以不受惩罚地诬陷索尼娅，漠然地“跨越”过道德的法律，人性的法律，心安理得地经受住拉斯科利尼科夫无法忍受的一切，一句话，他可以，而且有权合法地杀人。
对小说该怎样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久拿不定主意。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曾设想几种不同的结局：让拉斯科利尼科夫逃跑，经过芬兰，到美国去；自杀；悔过。但悔过是与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性格、与这一艺术形象的逻辑发展相矛盾的。最后，拉斯科利尼科夫去自首了，可是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他的罪只在于没能坚持住，没能“跨越”过去。
对于拉斯科利尼科夫，索尼娅是绝望的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拉斯科利尼科夫和索尼娅这两个形象是理性与心灵、理智与感情的对照。索尼娅心里充满了对人的爱。她是人类苦难的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苦难和爱是合二为一的。人类的理性微弱而不可靠，而人类的苦难却无边无际；整个生活安排得如此不合理，如此骇人听闻，如此残酷，因此理性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的不合理。剩下的就只有大家都感觉到的苦难的爱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问索尼娅：“如果突然这一切现在都让您来决定：……是让卢任活着干坏事呢，还是让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去死？那么您会怎样决定呢？”索尼娅回答：“这怎么会由我来决定呢？”不，索尼娅无论如何也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跨越过另一个人的尸体。她所能决定的只有一点：让别人从自己身上跨越过去，把自己献给别人。而为别人献身，在当时的世界上，其实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在小说中，索尼娅这个形象当然是理想化了，然而也是苍白的。
于是作者又写了《白痴》，希望用梅什金公爵这一艺术形象来进一步宣扬自己的这一理想。
最后，想稍稍谈一谈拉祖米欣。按照作者的意思，拉祖米欣应该是书中的正面人物，本来应该在小说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他具有乡土主义的观点，反对西方革命思想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是西方的玩意儿，与俄罗斯格格不入。他反对“环境决定论”，反对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在一系列问题上，他可以说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对他特别珍爱，然而就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这个人物而言，却很难说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作者本想赋予他的使命。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十卷集）第五卷译出，并参照《俄语》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罪与罚》。对此书的时代背景以及书中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注释。
非琴
第一卷 第01章
七月初，天气特别热的时候①，傍晚时分，有个年轻人走出他在C胡同向二房东租来的那间斗室，来到街上，然后慢腾腾地，仿佛犹豫不决地往K桥那边走去。
他顺利地避开了在楼梯上与自己的女房东相遇。他那间斗室是一幢高高的五层楼房②的顶间，就在房顶底下，与其说像间住房，倒不如说更像个大橱。他向女房东租了这间供给伙食、而且有女仆侍候的斗室，女房东就住在他楼下一套单独的住房里，他每次外出，都一定得打女房东的厨房门前经过，而厨房门几乎总是冲着楼梯大敞着。每次这个年轻人从一旁走过的时候，都有一种病态的胆怯的感觉，他为此感到羞愧，于是皱起眉头。他欠了女房东一身债，怕和她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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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作者说，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八六五年，小说中没有明确说明年份，但有些地方曾有所暗示，这句话就是其中之一——一八六五年夏天天气特别热。
②一八六六年作者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自己就住在小市民街、木匠胡同一幢类似的房子里。
倒不是说他是那么胆小和怯懦，甚至完全相反；但从某个时期以来，他一直处于一种很容易激动和紧张的状态。患了多疑症。他是那样经常陷入沉思，离群索居，甚至害怕见到任何人，而不单单是怕与女房东见面。他让贫穷给压垮了；但最近一个时期就连窘迫的处境也已不再使他感到苦恼。绝对必须的事情他已经不再去做，也不想做。其实，什么女房东他都不怕，不管她打算怎样跟他过不去。然而站在楼梯上，听这些与他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之类琐事的种种废话，听所有这些纠缠不休的讨债，威胁，抱怨，自己却要尽力设法摆脱，道歉，撒谎，——不，最好还是想个办法像猫儿样从楼梯上悄悄地过去，偷偷溜掉，让谁也别看见他。
可是这一次，到了街上以后，那种怕遇到女债主的恐惧心理，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我正要下决心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但却害怕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他想，脸上露出奇怪的微笑。“嗯……是的……事在人为嘛，他却仅仅由于胆怯而错过一切……这可是明显的道理……真有意思，人们最害怕什么呢？他们最害怕迈出新的一步，最害怕自己的新想法……不过，我说空话说得太多了。因为我尽说空话，所以什么也不做。不过，大概也可能是这样：由于我什么也不做，所以才尽说空话。我是在最近一个月里学会说空话的，整天躺在一个角落里，想啊……想入非非。嗯，现在我去干什么？难道我能去干这个吗？难道这是当真？绝对不是当真的。就是这样，为了梦想，自己在哄自己；儿戏！对了，大概是儿戏！”
街上热得可怕，而且气闷，拥挤不堪，到处都是石灰浆、脚手架、砖头，灰尘，还有那种夏天的特殊臭气。每个无法租一座别墅的彼得堡人都那么熟悉的那种臭气，——所有这一切一下子就令人不快地震撼了这个青年人本已很不正常的神经。在城市的这一部分，小酒馆特别多，从这些小酒馆里冒出的臭气，还有那些尽管是在工作时间，却不断碰到的醉鬼，给这幅街景添上了最后一笔令人厌恶的忧郁色彩。有一瞬间，极端厌恶的神情在这个青年人清秀的面庞上忽然一闪。顺便说一声，他生得很美，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褐色的头发，比中等身材还高一些，消瘦而身材匀称。但不久他就仿佛陷入沉思，甚至，说得更确切些，似乎是想出了神，他往前走去，已经不注意周围的一切，而且也不想注意。他只是偶尔喃喃自语，这是由于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对这一习惯，现在他已经暗自承认了。这时他自己也意识到，他的思想有时是混乱的，而且他十分虚弱：已经有一天多他几乎什么也没吃了。
他穿得那么差，如果换一个人，即使是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的人，衣衫如此褴褛，白天上街也会感到不好意思。不过这街区就是这样的，在这儿衣著很难让人感到惊讶。这儿靠近干草广场①，妓院比比皆是，而且麇集在彼得堡市中心这些大街小巷里的居民，主要是那些在车间干活的工人和手工业工匠，因此有时在这儿就是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使这儿的街景显得更加丰富多采，如果碰到一个这样的人就感到惊讶，那倒反而是怪事了。这个年轻人心里已经积聚了那么多愤懑不平的怒火，他蔑视一切，所以尽管他有青年人特有的爱面子心理，有时非常注意细节，可是穿着这身破烂儿外出，却丝毫也不觉得不好意思。要是遇见他根本就不愿碰到的某些熟人和以前的同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然而有个喝得醉醺醺的人，不知为什么在这时候坐在一辆大车上打街上经过，车上套着一匹拉车的高头大马，也不知是要把他送往哪里去，这醉鬼从一旁驶过的时候，突然对着他大喊一声：“嗳，你呀，德国做帽子的工人！”那人用手指着他，扯着嗓子大喊，年轻人突然站住，急忙抓住了自己的帽子。这顶高筒圆帽是从齐梅尔曼②帽店里买的，不过已经戴得十分破旧，颜色都褪尽了，到处都是破洞和污迹，没有宽帽檐，帽筒歪到了一边，上面折出一个怪难看的角来。但不是羞愧，而完全是另一种，甚至是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突然向他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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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彼得堡最大的市场就在干草广场上。
②齐梅尔曼是当时彼得堡一家制帽工厂和涅瓦大街上一家帽店的老板。
“我就知道！”他惊恐不安地喃喃说，“我就这么考虑过！这可是最糟糕的了！真的，不管什么样的蠢事，不管什么不起眼的细节，都会破坏整个计划！是啊，帽子太容易让人记住了……可笑，因此就容易让人记住……我这身破烂儿一定得配一顶制帽，哪怕是一顶煎饼式的旧帽子也行，可不能戴这个难看的怪玩意儿。谁也不戴这样的帽子，一俄里①以外就会让人注意到，就会记住的……主要的是，以后会想起来，瞧，这就是罪证。这儿需要尽可能不惹人注意……细节，主要是细节！……就是这些细节，总是会出问题，毁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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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俄里等于一·○六公里。
他用不着走多远；他甚至知道，从他那幢房子的大门出来要走多少步：整整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幻想得完全出了神的时候，曾经数过。那时他还不相信自己的这些幻想，他所幻想的这些虽说是没有道理，然而却是十分诱人的大胆计划，只是会惹他生气。现在，过了一个月以后，他已经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一切了，尽管他总是自言自语，嘲笑自己无能和优柔寡断，却不知怎么甚至不由自主地已经习惯于把这“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