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乐观了。然而，台湾在此后 30 年里取得的经济成功，完全取决于它跟大陆的经济关系，这在 1980 年几乎没人能
想到。
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呢？邓小平提出了四个要求：（1）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2）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3）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4）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12…25＇
邓小平讲话的要点枣坚定的政治路线和社会安定的局面枣与他九个月以前有关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及他作为头
号领导人所始终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在 1980 年 1 月 16 日的讲话中说：「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
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
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12…26＇但是，
他也表示，要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放弃「文艺服从政治」这种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容易成为对文
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然而他也警告说：「？？但是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
＇12…27＇
为了降低自 1978 年 12 月以来产生的过高期望，邓小平也谈到了未来艰苦奋斗和保持开拓精神的必要性。在经
受了 20 年的苦难之后，很多人更多地根据愿望而不是现实去制定目标。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十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刺激了日本 1970 年代的经济增长，邓小平对此事念念不忘，但是他也深知大跃进制定无法达到的目标所带来的严重挫
折。因此，他不但慎重地征求中国专家的意见，而且征求世界银行等外国专家的意见，然后才确定了他认为现实可行的
目标。＇12…28＇
的口号。当后来看到实现这个目标有一定难度时，他又悄悄将「收入翻两番」这个说法改为「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枣
这是个更容易达到的目标。但是他提醒民众，中国在未来十年没有财力成为福利国家。
邓小平逐渐相信，从 1980 年到 2000 年中国的收入能够翻两番，因而他开始宣传「到本世纪末收入翻两番」
1978 年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知，很多省级领导干部急于投资和发展，对陈云等人限制增长的「调整政策」
（见第 15 章）感到不快，但是他在 1980 年仍然支持这一政策。邓小平提醒那些不满足于目前现代化速度的「某些同
志」说，与过去的年代相比，1978 年至 1980 年期间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
实际上，邓小平在描述执政党的理想角色时，听上去更像一个西方的企业主管，而不是一个毛泽东的信徒。他说，
中国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
＇12…29＇在权衡「红」与「专」 哪一个对于干部更重要时，邓小平重申了他过去已经表明的观点：「我们要逐渐做到，包
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邓小平提醒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
员中，有一些是不合格的。」他用对党的强力肯定，结束了他的「国情咨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
切。」＇12…30＇
2 月 29 日五中全会最后一天，邓小平表达了他对党的期待：提供高效的领导。他的口吻就像一个军人出身的工
厂经理，他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集体
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12…31＇
凡是了解邓小平的人，对于他要维护社会安定的决心不会感到意外。公开攻击是不能容忍的：使红卫兵能够在
1966 年公开攻击别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修改宪法时应予废除。邓小平对他所说
的党内民主的含义作了解释：党员有意见可以提出来，这有助于解决问题；党的领导听取各种意见后，一旦作出决定，
党员就要执行。邓小平清楚地说明了应当如何对待不听话的党员：「不够格的党员」就要开除。＇12…32＇ 邓小平的观点在 1980
年已经成型，在他当政的整个时代，这篇讲话都可以作为对他的政策的令人信服的概述。
就职典礼枣五中全会：1980 年 2 月 23…29 日
在 1980 年 2 月 23 日至 29 日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了邓小平及其盟友在 1979 年最后几周
作出的决定。支持华国锋的政治局重要成员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受到正式批评，从政治局「辞职」；陈锡联
和纪登奎也丢掉了副总理职位。汪东兴和陈锡联是真正的激进派，但吴德和纪登奎骨子里并不激进，他们只是作为有经
验的党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为求自保而顺应激进派罢了；他们的政治命运戛然而止，是因为他们 1976 年 4 月 5 日镇压
了在天安门向周恩来、邓小平表达敬意的示威者。
邓小平的三个主要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接手要职。胡耀邦成了党的总书记。华国锋名义上仍是总理，但
赵紫阳成为实际上的总理，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万里成为事实上的副总理，并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这为在
全国农业生产中实行包产到户铺平了道路。他们两人的副总理职务在 4 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和 8 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上得到正式批准，同时，在 2 月已经离开政治局的纪登奎和陈锡联，被正式免去副总理职务。
这次全会事实上相当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开始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就职典礼。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现在都是邓小
平路线的热情拥护者。此事的重要性不在于正式投票，因为这种事极少发生，政治局常委其实也极少开会。但是常委的
人事变动在上层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使下边的干部很快意识到上级将要采取新的政策路线。因此在五中全会之后，
下级干部更仔细地解读邓小平和胡耀邦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和文件，他们不必再两边下赌注，不必再密切关心华国锋说
些什么了。
除了在五中全会进入最高层的干部，一些有能力并且致力于改革的老干部也出任了高层职务。邓小平将那些在文
革时期靠打击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得到升迁的干部，从他的领导班子的关键岗位上清除出去。对军队中的某些重要职务，
邓小平使用与他有着特殊信任关系的二野部下。但是除此之外，在领导背景各异的党员上，他对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信
心，因此认为不必要求个人忠诚。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帮派，而是全党，只有那些没转变立场接受他领导的文革受益者除
外。
邓小平不需要对宣传部作出具体指示。五中全会上的宣传干部，包括主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
日报》和党刊《红旗》）的总编，都根据邓小平的会议讲话，撰写反映其观点的社论和文章。邓小平因长期身居要职而
严于律己，在判断自己的讲话会被人如何解释方面很有经验，所以他一向讲话慎重。
对于高层发出的信号，下面的人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研究。某个省委书记来到北京后，通常先要在书记处找一个
熟悉邓小平眼下关心的事情的可靠熟人交谈。各部委和各省也都有一个不大的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随时了
解和掌握高层领导的最新想法及其对本部门或本省的意义。上边发的文件如此之多，下级干部不可能逐字逐句地阅读。
各单位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让单位上司及时了解哪一条指示最重要，邓小平、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下一步要
做些什么。这使本单位的领导核心对于如何做不会惹麻烦，如何向中央争取资源，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1980 年初的这些人事变动，使邓小平得以更有效地处理日常工作，推动一些可能受到毛派分子拖延或阻碍的计
划。为刘少奇平反的僵局很快就被打破。刘少奇从 1945 到 1966 年一直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后来毛泽东把他
打成叛徒和「走资派」。虽然他已在 1969 年去世，他的冤案却是有待平反的最重要案件。邓小平在五中全会上宣布，
为刘少奇平反不一定批判毛泽东。但是给刘少奇平反所造成的效果是使党员对于修正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承认他的错
误作好了准备，也使为很多与刘少奇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中共老干部平反变得更加容易。＇12…33＇
五中全会还恢复了 1966 年被撤销的书记处。书记处重建之后，领导着各部门一小批领导的政治局要员在那里都
有自己的办公室。实质上，书记处成了协调党的日常工作的首要机构。书记处每周都要开例会，在国务院办公的赵紫阳
总理也会参与其中，在党和政府之间做一些协调工作。
五中全会的变化有助于减少政治局会议的矛盾，使全面改革的道路更加畅通。新的领导班子的巩固，使邓小平能
在随后几个月内就作出指示解散各地农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五中全会也为 1980 年底完成对党的历史评价、解除华
国锋的所有职务铺平了道路。
告别毛泽东时代和华国锋：1980 年秋至 1981 年 6 月
邓小平究竟何时决定让华国锋靠边站，至今没有公布可靠的纪录。邓小平对毛泽东如何拿掉干部有过多年观察的
经验，从 1978 年 12 月到 1981 年 6 月，他有条不紊地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权力基础，据此有理由推测他事先是有战
略考虑的。即使 1978 年 12 月时他还没有排除华国锋的明确计划，他当时至少已经在考虑，如何在不引起同事震惊和
避免公开斗争的情况下，逐渐减少华国锋的权力。
毛泽东整治高级干部时，往往先除掉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使他们陷入孤立，从而使批判他们变得更容易。同样，
邓小平在 1980 年 2 月除掉华国锋的左右手，让赵紫阳接过了总理的工作。华国锋在 1980 年 5 月出访日本时已没有多
少权力，但他的出访可以让外界放心，中国没有因权力斗争而分裂。＇12…34＇ 1980 年 8 月华国锋正式辞去总理一职。1981
年 6 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以评价毛泽东作为焦点的中共党史评价，也与解除华国锋职务同步进行。这两件事有着天然的联系：华国锋曾肯
定毛泽东的所有政策和指示，甚至包括那些毛泽东铸成大错时的政策和指示，而对毛泽东时代更诚实的评价已使这些错
误大白于天下。评价党史的工作，在 1979 年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后不久便已开始，当时邓小平广泛征求意见，以便全党
在评价毛泽东上取得共识。＇12…35＇ 在叶帅讲话的十几天后，邓小平成立了一个以胡耀邦为首的小班子，这个班子于 1979
年 10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至少从 1956 年开始，邓小平就在严肃思考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枣这一年他去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而赫
鲁晓夫在大会上谴责了史太林。邓小平多年来有很多机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下放江西的三年半时间。
邓小平年轻时极其敬佩毛泽东，几十年忠诚地为他工作，却被他抛弃了两次，受到公开批判的羞辱。他的长子由于毛泽
东的红卫兵而造成下肢终身瘫痪。如果他不怨恨毛，那不合情理；尽管邓小平性格刚强，但他也有常人的爱憎之情。不
过，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他并不显露任何个人感情。
评价毛泽东的过程，延续了邓小平长期一贯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维护党的权威，又让手下的高级干部摆脱毛的
路线。1980 年 8 月，评价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邓小平就对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说：「我们不会像
赫鲁晓夫对待史太林那样对待毛主席。」＇12…36＇ 当 1980 年 10 月出现争论时，邓小平对起草人作出指示：「对于毛泽东
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12…37＇最后的文件对毛泽东
表达了充分的尊重，因此不会损害那些包括邓小平在内曾与毛泽东密切共事的人的权威。但是决议要作出解释为何现在
应当为毛泽东整过的干部恢复工作，也要对否定毛时代的高度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作出正当说明。
文件的第一稿于 1980 年 2 月完成。据说邓小平对它并不满意，他把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叫去，建议他们（1）
要对毛主席的历史作用作出积极评价；（2）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明毛在文革中的错误；（3）得出一个全面的
结论，使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12…38＇不管他本人因毛泽东的批
判和决定受过多少罪，他对起草人说，要讲清楚党和人民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手下挨过整的很多高层干
部的复出，以及民主墙对毛泽东的大量批评，意味着在核心圈层有很多人支持批评毛泽东。因此，邓小平可以公开表明
他的立场：他要扞卫毛泽东的重要性，但不会回到过去的路线。＇12…39＇每一次他公开讲话，都抱怨最新一稿没有充分承认
毛主席的伟大贡献。
例如，邓小平在 1980 年 6 月 27 日说，稿子还是写得太消极。他不但让起草人更多突出毛泽东支持过的正面事
情，而且要求他们承认毛泽东的错误首先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的原因。邓小平接受了胡乔木的看法枣起草人别无选择必
须承认大跃进的错误（与文革不同，邓小平是大跃进的积极参与者），但他坚持认为，起草人在谈到大跃进时，要先讲
明这个时期的一些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