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不可能胜过「阶级出身不好」但受过更多正式教育的人。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大胆取消了「阶
级出身好」这条选拔干部的标准，严格依照用入学考试来衡量的办法。根据邓小平在 1977 年采取的新路线，很多「阶
级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子女得以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并当上了干部。
事实上，邓小平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官场。他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
平等，而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都举行入学考试，考入竞争最激烈
的学校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好的教师和设施。
邓小平于 1977 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
华的年轻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选为干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级教育考试中证明自己。甚至在当上干部的人中间，出
身名牌大学的最优秀的毕业生可以在中央机关就业，入读较差大学的人则要从较低级别的机关做起。随着大学毕业生的
数量在 1980 年代末以后的迅速增加，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时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试。不过，一个人一旦成
为干部，他的升迁便不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试，而是根据他的工作表现。这种制度在邓小平的接班人那里也得到了沿
用。
在 1980 年代中期，很多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人想通过「下海」经商取得成功，但是尽管存在这种有吸引力的职
业选择，「干部」身分仍被人们所看重。这不仅因为它所提供的权力和经济保障，还因为那些被认为既能干又有志于服
务社会的人深受中国人的敬重。由此可见，邓小平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
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拔干部的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此外，这种体制也把
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开放的全国性城市社会
中国自有历史纪录以来直到 1990 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在方言和文化上有着巨大地区差异的农业社会。1949 年
以前，落后的运输系统使大多数商品只能在从当地乡镇市场步行可及的区域内生产和消费，很多人几乎一辈子都生活这
个范围之内。＇24…6＇ 毛泽东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使 1949 年以前就很有限的人口流动变得更加缓慢。在毛 1976 年去
世时，农村人口仍然占到总体人口的 80％以上，农村生活也受到村庄、家庭和集体的控制，很少与外界交往。在毛泽
东时代，即使城市中的单位枣如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军队驻地枣都是相对自足的大院，很多单位设有传达室，
来客进去之前要向门卫报告。这些封闭的社区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必需品，如住房、食品、托儿所、学校、医疗和
福利。居民很难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之外得到这些服务。就像农村居民一样，大多数城市居民缺少更换工作的机会，几乎
别无选择地只能服从各自单位的领导。流动受到限制、在农村和城市单位中对上级的依赖、与外界缺少沟通，这一切使
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毛泽东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却进一步巩固了封闭的「封建」社会。
邓小平退休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经济机会和他所允许的人口流动，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
会的道路。在邓小平时代估计有两亿人迁入城镇，而且这一过程此后仍在快速进行着。预计到 2015 年，即邓小平退休
20 年后，将有 7 亿人，即 51％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邓小平退休时，90％的家庭拥有电视，使城市文化迅速进入农
村。沿海地区年轻的农民工返乡探亲时，也从城市带回来最新的时装、家居用品、电子产品和他们在城里新见到的食物。
＇24…7＇总之，农村地区在文化上也城市化了。
在 1978 年改革开始之后，城市的领导人担心大批流入的农民将使城市设施和食品供应不堪重负，因而保留了城
市户籍制度，这种制度长期限制着人们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等各种服务。在 1980 年代初期，粮食和
食用油的配给量几乎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食品供应不足以养活进城投亲靠友的农民。但是在 1983 年以后，随着
食品供应的增加，政府开始允许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进城。当时，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能够吸收大量进城务工、希望过
上好日子的农村青年。中国历史上有过战乱和饥荒导致数百万人迁徙的现象，但它们从未达到 1978 年以后那样的迁徙
规模。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缺少社会流动，仍然逐渐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国家文化枣中国人民的共同文化。到 1960 年
代末时，很多城市家庭都有收音机，没有收音机的城市和农村家庭也能从广播喇叭里收听有关国家大事的新闻和一些音
乐。更多的人能看到电影，分享共同的国家文化，人人都在政治运动中学习同样的口号和歌曲。小学的数量迅速增加，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大约有八成年轻人识字。
邓小平时代教育体系不断扩张。在 1980 年代多数年轻人不但可以读小学，而且能念完初中。1980 年代后期电
视的快速普及，用普通话播送官方新闻的全国性电视频道的建立，大大扩展了民众共同的信息基础。到邓小平退休时，
不但学校和政府机关，连国营企业和商店都已普遍使用普通话，大多数人都可以用标准的普通话相互交流。邓小平时代
交通运输体系的扩展，使工业制品能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内流通，从而扩大了外贸和内需的生产规模。1980 年代以前中
国只有很少商业品牌，但是到邓小平退休时，具有国内外认可的品牌的工业产品已出现在全国各地。
随着城市里封闭大院的开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地方差异逐渐被共享的国家文化取而代之。在 1978 年以前，当
地人只吃当地饭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就像在 20 世纪后期，西方世界一些原本是只在某些国家流行的食品，比如
意大利薄饼、甜甜圈、硬面包圈和寿司成了国际食品一样，在 1980 和 1990 年代的中国，很多地方食品开始在全国流
行。南方人学会了吃北方的标准主食馒头，北方人也开始吃南方人的标准主食米饭。同样，一些过去只有当地人观赏的
地方剧种在全国都有了观众。邓小平退休后，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国家文化继续扩
张。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中国人保留着对自己所属的村庄、县、方言群体或省份的认同感；少数民族成员总
是认同他们自己的族群。但是在邓小平时代，一种真正的国家文化的成长，以及对异域文化的更多了解，大大加强了人
们对整个国家的认同。
当邓小平退出政坛时，大批在沿海地区打工数年的年轻人返回家乡，他们不但带回了沿海地区的商品，而且带来
了使他们能够自己办企业、为内地建立新标准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加快了全国性城市文化的传播速度。虽然内
地居民钱不多，但他们仍能紧随沿海地区居民之后买到一些产品，那往往是以更便宜的方式生产的仿制品。可想而知，
昂贵的商品，比如汽车，向内地扩散的速度要比小件消费品慢得多。但是在邓小平时代结束时，甚至这类商品也开始慢
慢进入中国内地。可是在邓小平退休的 1992 年，符合国际一般舒适标准的农村住宅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农村地区的小
学条件仍然大大落后于城市中较好的学校。
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以及一种更强大的国家文化的发展，并非来自邓小平或他的同事的计划。邓小平
确实想打破军队中的地域观念，使士兵能够服从来自其他地域的司令员。他也确实鼓励推广普通话教学，使各地居民能
够与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国家文化的成长并不是由计划所致，更多地来自城市中的新机会和城市生活对众多农村
青年的吸引力。不过，这些变化一旦发生，官员便相应作出调整以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他们开始改进地区管理，将城
市周边的农村地区纳入管理范围，允许乡镇和县城在升格为城市时作出调整。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
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
公元前 221 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无章法的社会
中国在 1980 年代实行开放时，食品、医药、产品及工厂安全、劳动环境、最低工资、建筑规程等领域几乎没有
任何规则。＇24…8＇ 在 1980 年代初，如果创业者得到一些可口可乐空瓶，再灌进颜色相似的液体，并不存在相关法律来禁
止他把这种东西当作可口可乐或类似饮料销售。在 19 世纪的美国和欧洲，旨在保护民众、对公司的逐利行为加以限制
的法律法规也是缓慢形成的。邓小平统治时期的中国，经历着类似于 19 世纪美国和欧洲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当时既没
有反垄断法，也没有保护工人的法律。在 1980 年代的中国，当市场爆炸式地增长时，不可能立刻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
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也不可能马上训练出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官员。从某些方面看，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类似于 19 世纪
的美国西部，当时那里的地方法律和法院都尚未建立。就像美国尘土飞扬的偏远小镇里带枪的地方治安官一样，中国地
方官员管理着地方市场：由于不存在健全的司法系统，法律由他们自己说了算。
从地方干部和商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无章法的状态有一个好处，就是和那些拥有合乎「法定诉讼程序」要求的精
密法律体系的国家中的领导人相比，它可以使少数几个掌权的领导人更快地作出决定。当邓小平退休时，在西方受过训
练的年轻法学家几乎为每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制定了法律法规，但地方官员的执行却远远落在后面，因为很多人认为这
些规则过于复杂，也不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在某些领域，例如必须与外方密切合作的对外贸易领域，中国很快就采用
了国际规则和法律。随着经济交往从相互认识和了解的小群体扩展到更大的群体，开始涉及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合
作者，这时便需要某些法律法规以便使协议能够得到执行，并培养起相关各方的相互信任。
文革之后，很多人仍然害怕受到搞资本主义的指责，邓小平在中国建立更灵活、更具活力的经济并非易事。邓小
平很清楚，如果干部过于严格地执行法规，中国经济将难以起飞。他一向更加关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办事。他认为
一定的腐败难以避免，正如他所言：「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蚊子飞进来。」他需要的是敢闯敢干的干部，他愿
意承担让一些苍蝇飞进来的代价。邓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为
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敛财。
邓小平也知道，为了让地方干部积极支持改革和创业，必须使他们得到一定的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苏联
和东欧的官员阻挠改革，甚至使其半途而废，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改革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邓小平要让干部致力于
改革，为群众谋福利，因此他允许一些地方干部先富起来，只要他们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成功即可。邓小平很重视维护党
的地方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在邓小平看来，公开揭露为现代化作出切实贡献的干部所犯的错误，会让他们更难以开展
工作。但是邓小平并不想保护激起民愤的干部，他会随时对因为无视公共利益而受到当地群众反对的干部进行严肃查处。
死刑在中国的使用远比其他国家频繁，以便警告可能犯下类似罪行的人。
在这种无章法的社会中，谋取私利的机会几乎无穷无尽。掌握土地的干部在批准土地使用权时经常收礼。国企「私
有化」时，本单位职工往往能得到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企业股份。国企负责人在完成国家指标后，被允许在市场上出售
产品，于是他们常常把大量精力用在这一类生意上。公家的卡车在完成本单位的主要工作后，可以跑运输做生意，以便
改善单位职工的生活。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
邓小平给他的接班人留下的这种体制，没有对公私利益作出严格区分。地方干部对于能从他们管辖的企业拿多少
好处，在看法上千差万别：收受春节礼物？给亲戚朋友找工作？拿红包？如果能拿，拿多少现金为宜？子女上好学校或
出国留学的机会？公车私用？由于司法不独立，民众往往不愿意冒险向个人捞好处的当权者发起挑战。对于因建新项目
而被迫搬迁的居民，中国所提供的保护极差，开发商能够和政府官员联合起来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对搬迁户或原土地
使用者的补偿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和建筑商的这种勾结未必不当，它可以使企业
迅速开工，从而能够更快地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
一些靠关系或特权发财的官员及其家属公开炫耀财富，例如美酒佳肴、汽车、高档服装或豪宅，这让反对腐败的
人愤愤不平。经过勤奋学习通过考试并完成工作，真正有资格升迁的人，看到无能之辈因为跟当权者有特殊关系而得到
了提拔或更多特权，他们也会怒火中烧。
中国的城市和公共场所的建设步伐要远远快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例如，在广州或兰州这样的城市，沿江十几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