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骄狂的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
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社会主义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
人依然穷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
但是，当邓小平全面接手中国转型的工作时，也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他接过了由毛泽东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
运转的全国性的政党和政府；他有很多经验丰富、像他一样赞同深刻变革的老干部共事；他上台时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
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邓小平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个人品质，使他得以引领中国的转型。很难说除他之外还有哪个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
系列特质组合在一起：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那么，邓
小平领导的这一转型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
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鸦片
战争以前，在主导中国对外关系的「天下秩序」中，周边小的政治实体要向这个「中央帝国」的皇帝进贡。它们以这种
方式承认中国文明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优越地位。作为交换，中国允许这些政治实体享有自治与太平。＇24…1＇
中国皇帝极少有兴趣向亚洲大陆以外的地区扩张。在 15 世纪的一段短暂时期里，中国的皇帝一度允许建造远洋
船舶，七次派太监郑和远航，远抵中东和非洲东海岸。但后来的皇帝不但禁止这种远洋活动，而且禁止建造远洋大船。
对他们来说，能够管好中国漫长的边境就够麻烦的，更不要说和远在海外的国家建立联系了。1793 年当英国特使马戛
尔尼来到中国提议通商时，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24…2＇
在 1839 年到 1842 年和 1856 年到 1860 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列强迫使中国开放了部分沿海口岸，但
中国政府几乎从来不想主动走出它在亚洲的疆域。当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崛起时，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未能有效地应对
挑战。由于中国回应软弱，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主宰了对华关系，甚至主宰了中国沿海的产业和贸易。
毛泽东在南北韩战争时关闭了中西交往的大门，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此后中国开始在共产主义国家中
发挥一定作用，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一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响。1960 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中国在共产主
义世界的作用陡降。1978 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境外事务的参与十分有限。例如，在文革期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
只派出一个大使，驻于埃及。
虽然毛泽东在 1969 年中苏边境冲突后开始向西方开放，中国在 1971 年也重新取得了联合国的席位，但是毛泽
东在世时中国的大门仅仅打开了一条缝。毛去世后，华国锋也接受对外开放的做法，但只有邓小平才真正打开了国家的
大门，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才具备了足够的政治眼光与魄力去超越帝国主
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新
秩序中的一员。
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真正加入到了国际社会之中，成为各种国际组织以及由贸易、金融和各种公民交往活动所
构成的全球体系中活跃的一员。中国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领
域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活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虽然邓小平退休近十年后，中国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申请加入的
准备工作是从邓小平掌权时开始的。
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最初几年的工作是熟悉这些组织的实际运作。当时中国仍然是个穷国，首要任务是维护自身
利益。到了邓小平接班人的时代，领导人才认识到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好处，开始考虑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和全球组织的参
与者能够为加强这些组织做些什么。在中国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类机构之前，一些成员国担心中国的
加入可能具有破坏性，会给这些组织的运行带来麻烦。但事实上中国的加入加强了这些组织，尽管它提出了自身的利益
诉求；它遵守了这些组织的规则。
邓小平在 1978 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中国的外贸额总共不到 100 亿美元；30 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 100 倍。
1978 年，中国促请美国接受几百名中国留学生；邓小平去世十年后，估计有 140 万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大约 39 万
人学成归国。＇24…3＇ 1992 年时，中国已经在全球学术对话与全球贸易体系中长期扮演积极角色，而最初的突破都是在邓
小平担任头号领导人时取得的。
在邓小平时代，为适应新的全球角色，中国也经历了内部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将它称为「接轨」，这个说法来自
1930 年代中国轨制不同的铁路之间的对接。在 1980 年代，中国用这个说法描述为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和全球体系而作
出的调整。
1978 年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开始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时，大力发展各种专门的机构，它们实际上成了对外交往
的缓冲器。来华的外国企业被安排在特区之类的特定区域，政府还设置了与外企打交道的整套制度，这样就人为设置了
一道围墙，阻止外国人与整个中国的接触。在华外国人只能与各地的政府、大学和大公司中的外事办公室打交道。例如，
外事服务局负责管理在外企工作的国内员工。为了获得更多中国极为短缺的外汇，外国人被鼓励用他们的货币兑换「外
汇券」，在指定的「友谊商店」购物，他们在这里可以买到普通中国人买不到的外国商品。国营外贸公司控制着与外国
人的大量生意，大部分外国人在半年一届的广交会上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的外贸部在监督这些专门的「外事」机构与外
国人交往的政府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机构配备有懂外语并熟悉外国习俗的官员。
在 1980 年代末，中国的对外交往开始迅速扩大，超出了这些专门机构的范围。外国人的旅行不再局限于某些区
域，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与外企直接做生意。以经济特区作为起点，后来扩大到 1984 年开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的很多
做法，开始向全国传播。外国人蜂拥而至，使专门的「外事办」难以处理与之有关的全部事务。外事部门大多仍然存在，
但其工作更多限于从事官方数据的收集。
在邓小平退休之前，中国的各类机构都开始为适应外国的常规而进行「接轨」。外贸企业要学习外国的法律、财
会和组织方法。＇24…4＇向外国教育机构输送留学生的大学和高中开始为学生设立入学考试和申请程序的培训计划。体育教
练开始大力培养最优秀的运动员参加各种国际体育赛事。中国兴建了能够接待国内外游客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旅游设施。
国内消费者也可以越来越多地买到为出口而生产的商品。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扩大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加强其全球
大国的角色一样，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学术和研究机构也有了极大发展，从而加深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
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中，比印度、俄国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有魄力。这个过程在邓小平时代之
后仍在继续，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邓小平退休时已经完成。
党的集体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 1956 年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可是毛泽东很快又再次将它领入革命。然而在 1978
年之后，经过老干部复出、不善治理国家的革命家的退出和新领导人的进入这个过程，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向将治理
国家作为中心工作的政党转变。
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
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
与美国人不同，邓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终决策应以最高领导层对全局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这要比以法律规范政府行
为的独立司法制度作为基础更有益于国家。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
于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
美国是由保留着独立权力的各州所组成，而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有一个控制着地方的中央政府。毛泽东进一步加强
了中央集权制，将其深入扩展至全国。邓小平则要将这种试图到处渗透的统治结构拉回来。他没有制定地方必须遵守的
严密规章制度，而是建立了另一种体制：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相当大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工作能使经济快
速增长即可。
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邓小平在北京建立的核心领导结构以政治局和书记处为中心。它通过领导班子网络与地方
联系在一起，这些领导班子存在于政府各个层级和各个地区的所有主要机构。每个领导班子不但负责本级党的工作，还
要监督它下面的政府机关（或经济和文化单位）。这个班子要就全局性问题作出判断，并使其辖区内的工作为四化建设
作出全面的贡献。
党的上级部门下达有关领导班子如何开展工作的规定，不断向每一级发布指示。它们也与下级召开会议，有时让
下级领导参加上级的会议，或是派上级干部到下面视察。如果上级干部认为某个问题很重要，他们可以、也确实会进行
干预。但是对下面的监督很难面面俱到，因此领导班子在领导本级工作时，一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
北京控制各省的关键手段，是任免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领导班子的成员通常有若干年的任职期限，但随时有可
能被上一级领导撤换。党的领导班子里各个成员负责不同部门的工作，对他们作出评价的依据，不仅是他们管理相关部
门的工作表现，而且还有整个班子及其下级单位的表现。在邓小平时代和此后的 20 年里，这种评价主要基于领导班子
对全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多大贡献。近年来一些次要标准也变得日益重要，如培养下一代干部、环境保护、处置社会骚
乱和对突发事态的反应。＇24…5＇
就像邓小平一样，他的接班人也认为正确选拔、培养和监督干部能够使干部形成服务于国家整体目标的觉悟。由
于下级干部对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享有很大自主权，因此在选拔和培养领导班子成员上相当认真。每一级年轻干部，假
如他在整体思想能力、遇到压力时的可靠程度、判断力、与同事共事的能力以及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献身精神等方面有不
俗的表现，就有可能被选出来进行特别的培养、指导和考验。
培养各级干部确实花费了大量时间。指导者的任务是向年轻的下级干部提供如何提高工作表现和技能的建议。最
有前途的年轻干部可以陪同上级参加各种上面的会议和党内的非正式聚会。他们还会参加党校的培训班。他们中被组织
上认为最有前途担任国家级领导人的干部，可以进京学习中央党校的课程；被认为能够担任省市级领导职务的人，则去
各自地区的党校学习。并不是所有党员枣邓小平上台时中共有 3；700 万党员枣都能分享通过与上级干部的聚会或是
成为党校学员而培养出来的同志情谊。进入党校学习的人不但能了解同届与上下届的同学，而且能结识来到党校的上级
干部，后者会借助于党校干部的评价，对学员未来的任职进行推荐。虽然组织部的干部保存着人事档案，能够进行推荐，
但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最终决定着在他们的辖区内哪些人能得到提拔。
然而，让地方干部享受较多自由也存在着风险。邓小平建立的这种延续至今的体制，更重视结果而不是遵循规则，
它所培养的干部要具有评估问题的全局观和创业精神，能够支持快速发展。但由于缺少上面的严密监督，很多干部不但
能够想办法造福国家，而且也能关照自己与朋党并排挤其他势力。
这种党的领导班子体制并不是由邓小平所创，但他稳定了这种体制，使其工作更加专业化，把评价干部的基本标
准从对政治运动的贡献变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基本体制被他的接班人沿用至今。
现代的精英治国
到邓小平退休时，年轻的中共干部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首先必须考上较好的高中和大学。邓小平重视精英治国
的做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按考试成绩选拔官员的国家。早在公元 605 年，隋朝便把科举作为
决定哪些有抱负的竞争者有资格成为朝廷官员的首要标准。但是在邓小平出生的第二年，科举制便被废除了。自那时起，
直到他重新登上权力舞台，中国一直不具备足够的稳定性，领导人也没有政治决心为选拔官员重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精
英主义基础。毛泽东还在世时，不可能把教育成绩作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很多为中共事业作出贡献、登上高位的人，
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战火纷飞的革命时期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此外，毛泽东认为「红」比「专」更重要，他喜
欢工人农民甚于受过较好教育但「出身不好」的人（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因此，考试并未成为选拔和提拔干部的主
要标准。实际上，1949 年后，很多干部都是来自共产党军队或游击队的老兵，他们中间有文化的人很少。假如举行考
试，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不可能胜过「阶级出身不好」但受过更多正式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