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住自由派的猛攻，当他们听说罗马尼亚的事变后感到了惊恐。＇22…46＇
齐奥塞斯库遭到处决尤其令邓小平感到不安。齐奥塞斯库在 1985 年 10 月访问北京时，曾向邓小平颁发罗马尼
亚的最高勋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早在 1965 年 7 月，当中国和华沙条约组织仍有一些交往时，
在如何争取对苏联和华约组织保持更大独立性的问题上，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观点一致。齐奥塞斯库在 1982 年和 1985
年访华时，曾获准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正是在齐奥塞斯库 1985 年访华时，邓小平请他向戈巴卓夫转达改善中苏关系
的条件，这为戈巴卓夫 1989 年的访华铺平了道路。＇22…47＇
他当时宣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比过去更加紧密地合作」。＇22…48＇同时，《参考资料》详细翻译了西方有关齐奥
塞斯库的反对派日益壮大的报道，但一般群众是看不到这类报道的。＇22…49＇
12 月，罗马尼亚反对派运动的严重程度大白于天下之后，邓小平暂时停止了公开会见的活动。据官方的《邓小
平年谱》，他在 12 月的前半个月有六次会见活动，但从 12 月 17 日枣齐奥塞斯库下令向人群开枪的那天枣到来年
的 1 月 18 日（这一天他会见了香港商界领袖李嘉诚）之前，没有任何会见的纪录。＇22…50＇因此，在罗马尼亚危机期间的
12 月 21 日是江泽民接见了香港记者，以便平息港人的担忧，他们自「六四」以来对八年以后香港回归大陆时会发生什
《人民日报》在 1989 年 9 月引用过对齐奥塞斯库的一次采访，
么一直忧心忡忡。和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要在紧张的局势中表现出镇静；他解释了为何中国的情况与东欧有着根本的不
同。他说，中国共产党能够在 1949 年建立政权，是依靠自己的军队而不是苏联军队取得胜利的结果；中国没有受到资
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国一直以来都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江泽民解释说，在中国实行戒严不是为了对付不守规矩的学生，
而是为了维护秩序。就像 1957 年时的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肯定了民主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但能做到多大程度的民主，
取决于国家的政局稳定。＇22…51＇
从 1989 年到 1991 年底苏联解体，北京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感到很难处理从东欧和苏联传来的消息。尽管作了
很大的努力去掩盖、淡化、拖延甚至歪曲新闻，但事件本身毕竟还是时常让他们感到头痛，因为这些事件使他们不可能
取信于民。1989 年 6 月 4 日，邓的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同一天，波兰公民以民主投票方式选出了议会，这也
是二战之后苏联占领东欧以来，东欧国家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选举。但是《人民日报》直到 6 月 10 日，即邓小平向戒严
部队干部发表讲话之后，才向民众报道了这一选举的消息，但仍然只字不提反对党候选人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共产党候
选人。早在 1980 年代中期，当雅鲁泽尔斯基（Woyciech Jaruselski）取缔深得民心的团结工会时，北京的媒体曾为
之拍手称快；而在 1989 年 11 月雅鲁泽尔斯基被赶下台时，深感震惊的北京官员并没有向中国民众及时报道这一消息。
＇22…52＇
从 1989 年 9 月底到 10 月初，当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入西德避难时，中国的报纸却在继续赞扬东德。例如，10
月 7 日（东德共产党统治 40 周年纪念日）东德爆发大规模抗议时，《人民日报》不但只字不提，反而误导人们说：「东
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现在已经加强了团结。」然而，这种向中国民众掩盖东欧事态真相的做法只会对北京的领导产生
不良影响。当 11 月 11 日柏林墙被推倒时，《人民日报》再也无法掩盖这一消息了。＇22…53＇
1990 年 2 月的苏共全会讨论了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的问题，《人民日报》没有作任何报道。全会结束那天，《人
民日报》根本没有提到苏联，而是宣布「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肯定会发生新的动乱和战争，国家将陷
入分裂，人民将遭受苦难，更谈不上国家建设」。第二天报纸才登出莫斯科的苏共全会同意放弃垄断权力的消息。＇22…54＇
苏联解体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像很多西方人一样高兴。有人甚至向可靠的朋友重新提起 1950 年代中国采用苏联式工
业化时的一句著名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涵义却非常不同。
邓小平在 1989 年底辞职后不再积极参与处理东欧和苏联问题，但是他不可能回避这些事态发展的后果。从 1989
年到 1992 年，他试图加强群众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东欧或苏联共产党，它能挺过去。他没有预言苏联或东欧会
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从 1989 年底开始使用「不管东欧或苏联发生什么」作为开头语，以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同。邓小平
坚信加快发展经济是保持人民拥护的关键，因此他一再表示实行能使经济不断进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日子，即 1991 年 8 月 20 日，苏联保守派发动政变将戈巴卓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一幢乡间别
墅里的第二天，邓小平把高层领导人枣不久前才从莫斯科回来的江泽民，还有杨尚昆和李鹏枣叫到一起，让他们增
强决心，团结一致做好工作，避免发生分裂。邓小平重申，尽管发生了动乱，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中国能够顶住
外部压力。他承认中国有可能波浪式前进，快速进步时期之后会进入调整期。他还指出，世界形势的巨变给中国提供了
前进的机遇，但是如果不抓住机遇，其他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又把中国抛在后面。最后，邓小平向他的同事重申，强调
经济增长不意味着中国要忘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22…55＇
1991 年 10 月 5 日，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脱离苏联、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几个星期之后，邓小平
接待了硕果仅存的几个共产党国家之一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中国仍将坚持经济上改革开放，同时也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证明中国需要共产主义体制，他说，中国今年发生水灾时没有哪个国家能为中国解决问题。中国
能够有效应对水灾，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22…56＇ 1989 年 10 月 26 日，邓小平就曾宣布对党的体系的信念，他对泰国
首相差猜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57＇
尽管中国领导人在向民众报道苏东巨变时动作迟缓，但他们很快就根据新的现实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当巴尔
干几个共和国宣布独立时，中国立刻给予承认；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总统戈巴卓夫宣布辞职，俄国国旗取代了克里
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时，中国很快就从外交上承认了俄国和其他独立国家。＇22…58＇
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相
反，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搞军备竞赛，钱花在了这种竞赛上，而没有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苏联的领导层享受着优越
的生活，但苏联人民并不是这样。在天安门悲剧之后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
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22…59＇
无论邓小平本人在「六四」后对中共的前途有何疑虑，没有纪录证明他对中共有能力克服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崩
溃带来的困难有过任何怀疑。他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现得镇定自若，他相信中共能够挺过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经济也将
继续增长。他记得自己三次受到批判，丢了官职，但每一次又都回来了；他见证过自己的部队打了败仗但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他见证过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之后的复元。邓小平在 1989 年「六四」之后的三年中，向公众展示着他的毅
力、坚韧和十足的自信，在这种环境中能有如此表现的世界领导人并不很多。
对保守的经济政策失去耐心：1989…1991
党内的气氛不允许邓小平扭转 1988 年放开物价后为消除通货膨胀和民众恐慌而实行的保守经济政策。但是邓小
平由衷地认为，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维持民众的支持以避免东欧和苏联的命运。从 1988 年 9 月 26 日的十三届三
中全会正式开始实行的紧缩计划是陈云的得意之作。为了结束通货膨胀，政府降低了增长目标和支出，减少了货币供应，
收紧和强化了财政控制，努力消除财政赤字。此外，为安抚对腐败的民怨，政府发言人袁木宣布紧缩计划也包括禁止政
府兴建楼堂馆所。＇22…60＇
富有经验的经济顾问薛暮桥为紧缩计划中的「整顿」政策提供了全面解释。他说，1984 年之后，新的体制和宏
观调控手段还没有到位，以价格、税收和信贷来调控经济的行政手段就被削弱了。随着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和企业，
包括乡镇企业，过快地扩大投资，造成了原料和能源短缺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为避免后者
的失控才采取了紧缩措施。＇22…61＇ 李鹏总理在 1989 年底的计划工作会议上忠实地推进了紧缩计划，他说，党要集中力量
提高质量标准，改善商品流通，加强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他提出，尽管实行紧缩方案，党仍然要继续推动
改革。工厂的管理者要作好有关技术和生产的关键决策，中国要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22…62＇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抨击，导致一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反
击以及对市场开放的抵制。＇22…63＇ 已经在 1987 年靠边站的保守派意识形态宣传家邓力群，又开始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
精神污染。陈云的部下则认为过分开放市场导致了纪律松弛和学生示威。江泽民让正统思想的扞卫者胡乔木为他起草了
1991 年 7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7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2…64＇
1988 年实行的保守政策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加强投资控制和预算平衡。当时预计，1989 年到 1992 年这个
时期结束时，一旦调整完成，便可以用较温和的步调重新开始各项改革枣包括物价改革、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
税制改革以及银行业改革。＇22…65＇ 但是，1989 年「六四」之后西方国家的制裁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何况经
济官员还在继续实行谨慎的经济政策。即使很想与邓小平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江泽民，在经济政策上也感到只能接受
主流气氛，而这种气氛现在更有利于陈云的慎重立场。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 1988 年的 11。2％降至 1989
年的 3。9％。为防止在这种急速的下滑中出现政治骚乱，没有让大城市的国营企业职工丢掉工作，工资也没有受到触动；
但是在小乡镇和行政村一级，从 1989 年到 1990 年有将近 2；000 万人丢了饭碗。＇22…66＇这时邓小平想不顾一切加快发
展以维持民众的支持，然而他在党内缺少足够的支持。
爱国主义教育
「六四」后几周的危机时刻过后，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始处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年轻人对政府和共产党的疏远。
在谈及导致「六四」事件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到了没有对青年进行「教育」，他这样说的意思和毛泽东一样，是指政治
教育。但是邓小平的这种教育观并不集中在「意识形态」上，他认为那种教育过于僵化；他要提供的是公民和道德教育。
在「六四」之后这意味着什么？
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的崩溃表明，共产主义世界的年轻人已经失去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党正统学说
的信仰。邓小平和他的党内元老们认识到，不能再指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育去打动中国的年轻人了。尽管
邓小平本人支持过反对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但它也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了。
为了赢得中国年轻人的心，需要用什么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爱国主义。67 强调
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百年屈辱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在 1940 年代就是宣传的主题，而且从未消失过。但是它在 1950 年代
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只起着次要作用。当邓小平在 1980 年代试图加强与西方的关系时，它已经趋于没落。然而在
1989 年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出现了针对外国制裁的普遍的爱国主义反应。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对中国的制裁
是对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抨击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制裁伤害的却是全体中国人。就
像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诉诸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样，此时的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
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批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不爱国。＇22…68＇
出现这种意识形态转变的时机很有利。在邓小平时代，正如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指出的，有
一种「对中国历史的逐步的重新肯定」。被毛泽东视为剥削者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曾是受批判的历史人物，而在邓小平时
代逐渐被重新解释为「那个时代的进步力量」。换言之，在邓小平时代，更易于用较客观的方式研究中国历史了；过去
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历史人物，又成了具有优秀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品质的人。在 1980 年代末，甚至国共内战时的头号
敌人蒋介石也开始得到更加同情的对待，虽然毛泽东使他的成就黯然失色。＇22…69＇ 1989 年之后，中宣部利用这种趋势，
鼓励年轻人以中国历史为荣。＇22…70＇
正如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中国思想状况时所说，即便在 1980 年代中国人批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