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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还有些人是永远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的就是真正的逃兵了。两三年后，大庆的日子好过了，特别是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后，会战的石油工人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后，那些逃兵们这时想回来沾点光，或者有的为了解决“农转非”和升官发财，希望油田重新接纳，“帮帮忙”开个证明之类的东西。请求到了余秋里那儿，余秋里脸一板：没门！现在来求我们太晚了！
爱憎分明。余秋里就这么个人。
队伍不稳定，问题有多方面。比如当时来参加会战的来自四面八方，他们都是自带工资，人事关系都在原单位。而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同在大庆参加会战，干的一样活，工资待遇却千差万别。有的相差一半。比如新疆青海的同志，他们的工资是按十二类地区的补差发的，而像北京、四川等内地来的是六类地区的工资标准，差距大呀！同样六级工，新疆青海来的每月可以拿到一百五六十元，北京、四川来的只有六七十元。这不合理！
“统统改过来。凡是留在大庆工作的，执行国家同一个标准。”余秋里又是一锤定音。矛盾一下化解。不过大庆人的工资按其贡献，还是很低的，黑龙江那个地方的地区补差，像石油会战那么艰苦和繁重的工作，与在哈尔滨等城里和地区的人执行同一类工资标准，本身就不合理。可这是原有的国家工资制度上的欠缺。大庆人和石油人对此再没有怨言，有人亲口对我说，他对余秋里部长当年“一锤定音”下的工资改革很满意，虽然之后十一年没动工资，可他记着老部长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做法。
康书丛，石油部老人事干部，石油师干部部干事出身。大庆会战时一直在前线做工资和人事改革方案的具体人。在玉门时也还当过王进喜队的指导员，与铁人一起扛过1205队这面红旗呢！“余部长真是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领导。”现已退休的康书丛谈起当年事，满口感慨地说：“那次大庆工资改革的工作量不小啊！但做得彻底又公平。我们按照余部长的要求，不分过去谁的资格和工龄，就按你在大庆干什么工作，能力有多大，所有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统统放在一张大表上，挂在墙上，张三现在干什么工种，李四水平在什么档次上，赵五新调工资在哪级，清清楚楚，公开透明，一目了然。最后我们请了余部长等领导来决定。那时说简单也简单，定下一个时间后，余部长他们就来到大表面前，一个个审定。像后来当了副部级领导的闵豫这样当时非常年轻的技术人员，就是余部长一手提挈重用的结果。开始我们觉得他闵豫相比之下资历浅，年纪轻，原来的级别也只有普通技术员。但余部长一眼看到闵豫的名字后，就说此人定低了。闵豫在地质上有一套，对大庆开发作出贡献很大，周总理到大庆视察时就是他介绍的地质情况，水平很高。后来我们根据余部长的建议，一下给闵豫同志长了五级工资。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比如后来石油部提拔的部长、副部长，大庆及其他油田的局长、副局长，余部长没少亲自过问。尤其是那些有特殊贡献的，他从来都是打破常规给予破格重用。而对那些不好好工作、只求无过不求进取的干部，他余部长也从不手软，比如胜利油田会战时，几个领导干部抓生产不行，唱歌跳舞倒是能手，余部长去后把这几人全部撤了，从石油部机关重新抽了一批得力的人去，像后来当上副部长的焦力人、张文彬都被派去任指挥长等职。包括80年代胜利油田达到年产3000多万吨的高峰水平，也是余秋里力主让自己的秘书李晔担当重任后才有的结果……”康老说这些时非常动情，我被深深感染。
邓小平对余秋里有过这样评价：“此人抓工作确实有几下子。”
不是有那么多人想回家吗？也是，当时3万退伍兵来大庆报到时，本来离开部队时准备让他们都先回老家探亲的，可松辽指挥部为了早日让会战大军开拔到前线参加战役，曾经向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等部队发过一个急电，大体意思是说：松辽会战任务紧迫，希望3万退伍兵和6000转业军官暂不探亲回家，直接赴松辽前线报到，探亲之事以后由这边统一安排。可官兵们来大庆会战后，一头便扎在热火朝天的大会战之中，连十天一休的时间几乎全占去了，探亲的事便一拖再拖，客观上造成不少人生活和个人问题上的不便。有人本想离开部队时回家找个对象，有的是准备回家结婚的，这么一来对象吹了，婚也没结成，没意见才怪呢！那时大庆不像现在，天南海北的姑娘都往那儿跑。会战时期，工人们找对象在当地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这是个大问题。”余秋里这回没有甩空袖子，而是用右手轻轻地牵起它，沉思了许久，然后对康世恩等副手们说：“我看趁冬季天寒地冻时，分批让职工们轮流探亲回家一次。亲人团聚，联络感情，讲讲我们为祖国找石油的伟大意义也很重要嘛！”
这一招又出奇效。
一来，让会战职工有了喘息和调整的机会；二来，回老家的职工一走，给前线的粮食问题缓解了压力；三来有不少职工回家后与家人一讲为国家找石油的伟大意义后，不仅稳定了干石油行业的决心，而且归队时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从老家带回了许多吃的东西。这可是皆大欢喜的事！
康世恩和张文彬将各单位职工探亲中发生的一件件事汇报给余秋里听时，将军部长叼着烟卷只管乐，什么话都没说，看得出，他心里是满意这个效果的。
这里有个故事不能不讲。
1202队有个工人探亲回家，吃了一顿家里用石磨做的豆制品，很惬意，心想：咱会战前线黄豆不少吃，可就是老是煮着吃，单调乏味。要是也能用石磨磨碎后做成多种花样的豆制品，该多好啊！“背个石磨回队！”他的这一个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为了购一盘好石磨，这工人特意上县城几次，后来又上火车站托运。哪知托运时遇上了难题，人家怎么也不愿给他托“石头”。为此，这工人一次又一次地去车站求情，每一次他从家里到火车站要走几十里路，最后总算在他一片“石油情”的精神感动下，车站特例为他办了“石头”托运手续。石磨千里运至大庆后，队上的豆制食品一下多了起来，什么豆腐、豆腐汁、豆腐饼、豆腐块……就多达十几种。这事被余秋里知道了，好一阵表扬：“豆制品营养好，应大力提倡，各单位都要学习推广。”于是乎，好多花样的豆制品一时间流行会战前线，也涌现出了一批“千里背石磨”的动人故事。
不是说我们石油工人穿得像叫花子吗？余秋里发誓要改变队伍的形象。
“发动家属，大办缝补厂！脏衣服要勤洗换，破烂服装一律进厂翻新。”余秋里管得还是那么事无巨细。不这样不行啊——手下的人要不都是石油专家，要不都是指挥打仗出身的军人，管理型干部几乎还没有生出来，一切都得自己学着干吗！
缝补厂放哪儿？余秋里走出会战总指挥部所在的“二号院”，往右边的那栋喂牛的破落“干打垒”一指：“就这儿挺好！”厂址就这么定下。
谁来干？供应指挥部的领导找到23岁的退伍军人、共产党员鄢长松：“小鄢，组织决定让你带几个家属工办缝补厂。”
鄢长松伸长脖子，愣着双眼：“啥？让我去办缝补厂？跟几个家属工？我不干！我脱下军装是来参加石油会战的。不干！”鄢长松觉得自己当时在部队报名上松辽来，就是为祖国找石油的，堂堂七尺男儿去干缝缝补补的活儿，这太丢人现眼了。这活是娘们儿干的嘛！不去不去！
“余部长说了，办好缝补厂，也是为了石油会战！能让工人们穿上干净暖和的衣服，不是为了更好地为祖国找石油？余部长的话你也不信？”领导真会做工作，拿部长来吓唬他。
鄢长松没话了。他闷着头，找来两口大锅，一口准备烧水，一口准备煮油工服——看看大伙儿穿的衣服，油腻腻的不先把上面的“厚皮”扒掉咋个缝缝补补？又将喂牛的木槽修理了一下，做成洗衣盆。缝补厂就这么开张了！
初始的缝补厂连把剪刀都没有。鄢长松找来五名石油工人的家属，自个儿从家里带来剪刀，又找得采油用的废钢丝磨成几根针锥。缝缝补补就这么开始了。数九寒天，四处漏风的牛棚里鄢长松和五名妇女同志将成堆成堆又腻又脏的工服又洗又缝，实在不易。当年在缝补厂工作的退休女工吕凤珍告诉我，她说她们每天都要将一件件刚从施工单位拿回来的工服洗尽后晒干，再找旧布缝补翻新。洗的一道工序最苦了，一件棉衣通常都是十几斤重。再往水里一浸泡，死巴巴的拆起来特别费力。可他们就是靠着一双手、两口大锅和一个马槽，第一年就为前线缝补工服一万多件。第二年扩大规模，不仅制出“两旧一新”的48道式样的“杠杠服”——志愿军穿的那种棉衣，而且还自制了许多手套。于是，大庆从此有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精神和传统，小小缝补厂带给大庆的不仅仅是让石油工人改变了让人蔑视的“叫花子”形象，更重要的铸造了一种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缝补厂后来发展成大庆制衣厂，源源不断地为职工们提供生产所需的工服，据说还有销售到市场的服装。
余秋里对这小缝补厂特别有感情，时不时地从“二号院”溜达到“一号院”——瞧，仅看这院子的排序，可见他余秋里等领导将缝补厂看得多么重要！“二号院”是部长们办公的地方，后来中央领导来大庆视察时也住这儿，而小小缝补厂却为会战总指挥部之上的“一号院”，牛！
“你们哪，有空上一号院去学习学习。那儿有我们大庆的作风和精神在！”余秋里经常对二号院的人这样说。周恩来、贺龙、陈毅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他贵宾都来缝补厂光临过，并给予高度评价。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的大庆工人用130多块碎布拼成的一件棉衣，就是缝补厂女工们亲手纳成的，周恩来曾握着鄢长松的手赞扬他们的这种“缝补精神”。
“走，看看我们种的玉米和大豆长得怎么样！”一天，余秋里换上一件干净的中山装，嘴里叼着“大中华”，对刚从施工现场回来的康世恩说。
康世恩一看这阵势，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啊，秋高气爽，清风习习，好舒坦喔——遥望遍地金色的玉米地和收获在望的大豆，两位会战最高指挥官会心地笑了：自种的庄稼要进仓了，会战的困难期行将结束！
“不容易啊！可竟然给我们走过来了！”康世恩用右手的食指扶扶眼镜，满眼自豪地看着余秋里，说：“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冒出你当时在会战开始时说过的一句预言……”
“嗯？什么预言？”余秋里将目光从庄稼地里收回，有些惊愕地问。
“你说过，你准备这次大会战付出五六千人的生命。”
“可是我们没有呀！”余秋里爽朗地一笑，右手做了一个很少有的甩手动作，又像刚吃过蜜糖的孩儿，开心自在地在原地转了两圈，然后立正身子，右手叉在腰间，举目凝视着远方。
“是啊，正是因为没有，所以我更感觉我们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康世恩这会儿想当诗人，他想抒发自己心头久积的那火山般的豪情。但他不是诗人，他是石油专家，石油工业的指挥大家，他因此只抒怀这样的诗情：“看来我们的大庆会战将从困境中全面走向伟大胜利！”
余秋里更不是诗人，但此刻他的胸中荡漾着比康世恩更加澎湃的诗情。他说：“前些天听总理说，主席已经恢复了吃肉。我看，我们这儿也可以痛痛快快吃顿红烧肉了！”
“对对，该让同志们吃顿红烧肉了！吃！”康世恩乐得嘴巴张得大大的，高声嚷嚷着：“我也想痛痛快快、有滋有味地吃它顿红烧肉了！”
“走！让食堂今天开荤！”余秋里抹了抹嘴，双眼看着脚尖，捷步如飞。
“来来来，余部长，这回我请您吃的猪肉可不是从老乡那儿买来的啊！绝对是我们队上自己养的，你放开吃！”王进喜把余秋里拉到桌上时，声明在先。
余秋里笑着没回铁人的话，只顾眼睛盯着桌上的两盆香喷喷的红烧肉。“吃！吃啊！”他的筷子已经将肉放入口中。
王进喜见部长这阵势，比自己吃盆红烧肉还带劲。“余部长，今天我特意让我们的这位梁工陪您一起吃饭。”王进喜将坐在身边的一位很显拘谨的年轻人介绍给余秋里。
“梁工？！知道知道，我知道你的大名。”余秋里重新举筷时，将一块红烧肉放入那个叫梁工的年轻人碗里。“安装专家梁栋材！”
拘谨的年轻人更加拘谨，大红着脸：“不敢不敢，部长您叫我小梁就行。”
“栋梁栋梁，石油工人的栋梁之材；进喜进喜，石油工业又要进喜了！”余秋里给王进喜和梁栋材又各自夹起一块红烧肉后，开怀大笑。
“是，余部长，我正要向您汇报最近我们队的生产情况呢！”王进喜笑逐颜开地给余秋里的酒杯满上。
余秋里一抹嘴，起身道：“饱了饱了。走，你跟我一会儿上二号院，听张文彬同志作今年的工作总结。”
王进喜赶紧将筷子朝盆里猛夹几下，含着红烧肉就跟余秋里出了门。
这是一个难忘的冬天。这也是大庆人经历了最艰难的日子后第一次重新能放声歌唱的冬天。
“同志们，今年的总结会，我要先说的是生活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饿了一年多的日子现在终于能够吃饱肚子啦！”采油指挥部大礼堂内，张文彬的话，引来一片欢呼和鼓掌。久违的笑颜，在铁人、在大庆几万职工脸上重新洋溢。
余秋里和康世恩笑得最舒坦。
“我要向大家报告的是：今年我们抽调近两万名职工抓生活，种地4万亩，收获粮食325万斤，蔬菜1500万斤，养猪4344头，养羊132只，各种家禽2269只，其他牲畜669头。并且加强了食堂管理，建立起了多功能的作坊43个，发动群众挖野菜160万斤，制代食品120万斤，打猪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