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鼓励的宋振明越说越来劲了：“王进喜还会叫号子呢！人拉肩扛抬钻机时，他的号子一叫，大伙儿力气倍增、干劲冲天！”
“老宋你学一段嘛！”有人怂恿道。
于是宋振明扯开嗓门真的学了起来：
咱们干劲大呀——嗨嘿！
再难也不怕呀——嗨嘿！
大家齐用力呀——嗨嘿！
底座往前搬呀——嗨嘿！
工人干劲大呀——嗨嘿！
困难咱不怕呀——嗨嘿！
这个动弹了呀——嗨嘿！
步子可挺大啊——嗨嘿！嗨嘿嘿哟啊！
“哈哈哈……”会战部的小楼里热闹到了极点。
余秋里和康世恩也快笑出眼泪。这样的气氛是余秋里最喜欢的，他要的就是在大敌当前、困难面前他的战斗人员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后天我们要开首次油田技术开发座谈会，你把那个王进喜也叫来。”余秋里悄悄对宋振明说。
后天是4月9日，大庆会战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安达火车站旁的俄罗斯人建的那栋别致的两层楼铁路俱乐部召开。会前党组已经研究决定，号召会战全体人员掀起学习毛泽东“两论”的热潮。
入夜，安达财政局的小楼里彻夜灯火通明。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惠和秘书王倍恩正在一字一句地起草学习“两论”的决定。
“不行。太长了！”第一遍，厚厚的10多页纸，余秋里瞅着就打了回来。
第二遍，压成七八页。“不行，还是太长。”又被退了回来。
第三遍，余秋里干脆让宋惠到他住处，俩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
宋惠是石油部颇有名的才子，又是1935年入党的老革命知识分子。余秋里挺信得过他，每次重要文件差不多都得让他起草。但宋惠“不怕枪不怕炮，就怕给余部长写报告”。这回又碰上了嘛！余秋里有个工作特点，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他总是特别重视党委和政治部门的作用。过去在军队里当纵队政委时，他会兼任政治部主任，有人暗里说他“独臂将军”哪是少一只胳膊嘛！而是一只胳膊插到底，谁想偷懒也没门。余秋里到石油部后，身为党组书记、部长，可他偏偏还兼任机关党委书记，这在国家部委中可能是从没有的事。但余秋里就这么干。部长何以要兼一个区区机关党委书记小职？余秋里有自己的独到想法：眼皮底下的事，更要抓到实处。大庆会战也是如此，他干脆让石油部机关党委搬到了会战一线，主抓会战全线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他还是这个党委的书记。
这不，学“两论”的决定是以机关党委名义发布的。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惠现在执行的就是起草决定。起草就起草呗，反正是决定和通知一类的东西，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无所谓。
“那不行。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余秋里有多少文化？不知道，只知道他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再后来上过抗日军政大学。但他能把一个个为他写报告起草文件的大知识分子折腾得纷纷“缴械投降”。
宋惠体会最深。大庆会战前线正式发出的第一个决定，不足450个字，却是他和余秋里磨了差不多一夜才最后定稿。
“我们正面临着会战——大规模的生产实践。在会战中，把别人的经验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我们要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作风，闯出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包括正确认识油田规律，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更大的自觉性。”
“为此，部机关党委决定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都来学习这两个文件，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我们大会战的全部工作……”
1960年4月10日，大庆会战前线每个班组都得到了一份散发着油墨香的《战报》，在这份创刊的《战报》头版右上方，全文刊出了以石油工业部机关党委名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共和国历史上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其实不是林彪在“文革”搞的那种花架子，而真正的第一次群众性学习“毛选”活动，是在石油部，是在余秋里主持下的石油大会战的大庆找油战斗中。这是真正的一次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群众活动。它的形式、它的内容、它的意义可以同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史联系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余秋里发明的一次管用的学习运动。后来大庆人和石油人常说的“两论”起家指的就是这个。
一场伟大而空前的经济建设，一场谁都不知道怎么打的世界级大油田开发战役，一场又在特别困难年代展开的特殊战斗，中国石油人在余秋里领导下，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和分析问题、解决和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且始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并赢得伟大而全面的胜利，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或者说，如果共和国的历史都能像石油人这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依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我们不知要少走多少弯路，也不知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是不是已经进入了2050年时我们期待想实现的水平？！
历史无法设想，现实才是真切的。我们进行思考和某种参比，可以从中得出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为什么他能成为永恒的值得人民纪念的结论。
在一部并不完美的电影《创业》里，我们看到过大庆会战的干部职工们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油泥斑斑的钻塔上、在低矮潮湿的帐篷内挑灯夜战学习毛泽东“两论”的镜头，让现在的小青年们看了觉得似乎很可笑和滑稽，但那却是真实的一幕——既不做作，又非形式。学习“两论”对当时的会战上上下下所起的精神作用和物质作用都是巨大而实际的。人们解除了对困难的恐惧，理清了对付复杂地下情况的思路，更增添了战胜艰苦条件和开发大油田的信心与勇气。
这绝不是空话。
在我们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年轻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英特尔实现生活的虚拟化，也可以通过资本运作一天之内发大财，他们也许根本不信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先辈们靠一条拐杖和几支破枪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去饿着肚子走雪山草地？他们或许不信或许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过好日子的时候有人却在红岩渣滓洞里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去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很多人不明白他们的先辈为什么这么“傻”，“傻”到现在还在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希望子女们上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在大庆采访的日子里，我被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中的一幕所吸引和震撼：那便是一台台无法数清的“磕头机”——油井抽油机，它们每天24小时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停地一点头、一磕头，几年几十年天天如此，但似乎谁也没有把它们当作一回事。该骂骂咧咧的照样骂骂咧咧，该对现实不满并张口脏话“操”这“操”那的依然大有人在。但是似乎唯独忘了他们身边的那些“磕头机”，忘记了是它们给予了这块富饶的土地和这个美丽的城市。
而从大庆回到北京后，当我看到一幢幢更高的高楼和立交桥、看到更加繁华的街道和更加如潮涌动的车水马龙时，我听的和看的骂声更刺耳，有人直着脖子喊着更高的“操”声时，我更强烈地想到大庆城内城外那些“磕头机”……
“磕头机”在干什么？为我们在输油——把地下源源不断的油输出来供大家生活和发财、幸福和快乐、憧憬和梦想。可是北京有几个人知道大庆那儿有5万多台40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在为我们送来汽车可以转动的油料、做饭可以开启的液化气和身上穿得如此美丽的化纤衣料的“磕头机”？全国还有多少人知道40多年前中国北方的荒原上有一群饿着肚子、捧着两本“毛选”、用肩膀和流着鲜血的双手在为共和国的昨天和今天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人？
我想知道的人不会多过知道刘晓庆的人数、也不会多过知道“小燕子”的人数，更不会多过知道肯德基和麦当劳的人数。
以为我因此悲哀？不！恰恰相反，我坚信我写此作和我所歌颂的主人公绝不会如同几个时髦明星、几样快餐品牌那样昙花一现，过去若干年后再也不会有人提及。我叙述的事件和人物他们终将成为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的星星，他们在月夜和严寒的帐篷里手捧“两论”的情景也绝不比身家亿万资产的慈善家捐出百万千万那一刻所闪动的光芒低微什么、黯淡什么。
“两论”对几万石油会战大军而言，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下一部感人至深的史书。这是因为，“两论”让困守在冰天雪地荒原的共和国建设将士们获得了一种信念和实现信念的指路明灯。
今天的大庆人曾不止一次如此自豪地告诉我：40多年来，大庆油田共相继有27个油（气）田总计1885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投入开发，建成年产原油5600万吨的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累计生产的原油占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近一半。特别是自1976年起至2001年，连续实现25年产石油在5000万吨的水平，创造了世界陆相非均质、多油层砂岩油田注水开发的最高水平。如此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靠的是什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油田历届领导带领广大职工，以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导，针对非均质、多油层砂岩油田的地质特征和开发特点，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科技创新，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油田实际的科学对策。”大庆人如此说。
文行此处，笔者想起了余秋里老秘书给我讲过的一则故事：1963年底，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大庆会战情况时说道，大庆石油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毛泽东听后有些惊异地问：“是哪‘两论’啊？”余答：“就是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笑了：“我那两本小书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作用大着呢！”余秋里说。
将军部长的感慨绝不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他是从那场史无前例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建设战役中涅槃后的有感而发。
难道不是？
有一个会议对那么多参加过大庆会战的人记忆特别深刻。这就是余秋里亲自主持的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油田技术开发座谈会。所谓五级三结合是参加的人员由小队、中队、大队、指挥部和会战指挥部这五级的干部、技术员和工人参加的会议。这是余秋里抓油田开发或者说抓经济工作的一大发明——他总喜欢发动群众——这个群众是多层面的、多层次的各类人员参加的“诸葛亮会”。“五级三结合会”后来在大庆油田建设乃至全国的石油开发工作中成为一种制度而被固定下来，直至今天仍被教科书般地沿用下来。
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三天时间，于4月9日至11日在安达火车站附近的那栋俄罗斯建筑的铁路俱乐部里举行。开始180多人，后来扩大到500来人。
那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诸葛亮会”。按照余秋里的要求，会场不设主席台，中间只放几张桌子，桌子不是为了领导而摆，而是为了摆放图纸所用和发言者能以图说事。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围着桌子而坐，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能说废话，但寻寻开心、活跃活跃气氛可以。这是余秋里的作风。
会场很不规范，这与参加的人员有关，大到部长，小到以前连局长都没见过的普通工人代表。但进了会场，人们发现所有的人都一样：会抽烟的可以随便抽，想喝水的随便倒。可以跟部长握握手，聊上几句闲话也没关系。胆大的偷偷从余秋里那儿要支“大中华”叼在自己嘴上。胆小的开三天会却没敢让部长们在自己的小本本上签个名。
“好了，现在开会。”主持人余秋里宣布。
既然是技术座谈会，专家们讲得自然更多一些。
先是摆问题。问题多啊！可最后大家认识达到了统一：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社会主义建设等油用是最大的矛盾。
接下去是由专家讲述如何开发油田问题。那专家就是有水平，一讲话又是图又是表的，在那儿比比划划，他们不少人戴着眼镜，上去一讲就像课堂的老师，这“构造”那地层，这浅层那深波，“学生们”竖着耳朵听着，耳朵不够眼睛凑上……可是，“学生们”听着听着，似乎越听越有糊涂。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不行！”突然，会场中央有人大喝一声。“学生们”定神一看：是部长余秋里。
余秋里低着头，板着脸，大步流星在会场空隙的过道里走着。当走到那张标着“红点点”、“黄点点”、“蓝点点”的地质图前，他停下脚步，强压怒气地责问一位专家：“你们凭什么说这口井是日产10吨油的高产井，那儿是很少出油的低产井或是没有油只有水的枯井啊？”
“这个……”专家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
“不行！”余秋里再一次大声喝道，“这样没有充分根据的仅凭主观意识来说事太粗了！老康你说呢？”
康世恩有些坐不住了，皱着眉头捏着下巴，连连摇头叹息着：“是太粗了！太粗了！”
余秋里猛地扯下一张地质图，又在会议代表的空隙间边走边大声说着：“不把地下情况搞清楚，光在地面上戳窟窿，我们吃这样的亏还少吗？同志哥啊，你们得知道，我们千辛万苦找到的这个大油田，一旦搞坏了，比川中不知还要难收拾多少倍呀！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
方才还有人叽叽喳喳的会场上顿时一片寂静。
那些技术人员个个后背直发凉。干部和工人们这回也领略了将军部长的厉害：“你们搞钻井的、采油的，都是指挥员派出去的侦察员，是去侦察主攻的对象，是地下的油层，因此必须把油层的孔隙度、渗透率、压力等各方面的情况侦察得清清楚楚，有半点马虎也不行！”
是啊，这部长可不比两年前刚来那会儿了。现今你想再糊弄他，那就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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