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马不停蹄。2月13日，石油部给中央的报告正式报送中南海，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东北松辽地区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具有历史意义，是余秋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定的稿，我们现在摘上几段一读，仍然能感受到一个伟大发现之前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气氛：
中央：
最近，我们对东北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从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可以说形势很好，来头很大。目前，已经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庆（原名大同镇）地区，探明了一块200平方公里储油面积的大油田。初步估算，地质储量在1亿吨以上，大体上相当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整个大庆地区，从地质资料上看，是一个很大的适于储油的构造带，面积达2000余平方公里。现在拿到手的这块油田，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边界尚未摸到。看来，储油面积还会有大的扩展，远景非常乐观。
这个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进展迅速，收效特大。我们和地质部一起，在黑龙江省委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地质调查。1959年9月26日我们打的第一口探井出了油。此后，我们就迅速地抽调一批较大的力量，加强了勘探科学研究工作，打了22口探井，并取得了大量的地质和试油试采资料。从开始较大规模地钻探，到找到这块200平方公里的大油田，仅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像这样的大油田，全世界也只有20多个。它又处在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东北地区，这对加速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大庆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虽然经过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总的来看还是一个开始，要想把油田全部探明，并投入开采，还需要做更大的更艰苦的工作。根据这个地区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下一个狠心，用最大的干劲，用最高的速度，迅速探明更大的油田面积和更多的新油田。为此，我们的部署是：
……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我们打算集中石油系统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会战。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其他有关石油厂、矿、院、校，抽调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和必需的采油、地质及其他工种队伍，加上2000多名科学技术人员，参加这个大会战。抽调的人员都要精兵强将，在现场大搞比武竞赛，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鼓作气地拿下这个地区……
石油工业部
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三日
中央对石油部的《报告》很满意，仅7天时间就给予了批复，并向华东局、黑龙江和其他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地质部及其他有关部委的党组作了批转，总之一句话：中央对余秋里的“大庆会战”一路绿灯。
“有人说我们的军队干部打仗可以，不能搞经济建设。我就不信！你们看，余秋里在搞石油大会战嘛！”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颇为得意地对人这样说。
中央批示下达，石油部有了打大会战的“尚方宝剑”。可战前余秋里还有千头万绪的难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缺口。那几天余秋里跟李人俊俩人反反复复、东抠西卡，弄出了一个会战的账目，可怎么算俩人还是直叹气：至少有2亿—3亿资金和几万吨钢材设备没地方出来。报告再打到中央，李富春一听就跳起来：“秋里呀，以前别人跟我争项目争钱，你在一边不吭声，我说你好话。现在你倒好，动不动就狮子大张口，我这个副总理兼计委主任真是没法当了。国家这么个一穷二白的摊子，我哪里给你弄这么多钱嘛！你啊，还是找小平去吧！”
余秋里只好硬着头皮，再和李人俊又去找邓小平。
邓小平爱抽烟，余秋里上前先敬烟。烟雾中，余秋里让李人俊把缺口的“账目”给总书记递上。
“就这么多了？”邓小平一边吐烟，一边眼睛盯着余秋里和李人俊，意思是说，你们别没完没了啊！
“就这么多！其他的缺口我们自己解决！”余秋里口封得很紧，回答得也干脆。
邓小平在石油部的资金缺口“账目”报告上大笔一挥，嘴里还喃喃道：“大庆会战是大事，国家再穷，也得支持这个事嘛！”总书记不愧大将风度。
余秋里与李人俊偷着乐。第一件难事办得利索。
第二件难事是战斗人员问题。
年初，余秋里在主持开党组会时，大家就提出：如果搞大会战，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人力不足。
“松辽环境恶劣，任务又这么艰巨。我看只有采取用部队的办法。建国初期，石油师成建制地改过来为我们石油系统所用是个好办法。这回我们还是争取中央支持，调退伍的部队来！”余秋里又开始挥洒用兵之道。他对副部长周文龙说：“老周，你跟总参谋部关系熟，你给他们写封信，先给几位总长报告一声。”
周文龙接令后立即给罗瑞卿总长和张爱萍副总长写信恳求道：“……最近在东北大庆（大同镇）地区发现了一个大油田。远景非常乐观。我们已决定在最近时期内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一鼓作气地拿下这个地区。会战中各种技术工种队伍及几千名石油技术干部的配备，我们已组织调遣中，但由于这个地区非常辽阔，又是平地起家，一切基本建设、道路、电讯以及后备力量的补充，需要工人的数量很大，我们实在无力解决，特请求您设法支持我们一下，在今年转业军人中酌拨2万至3万人，以解决目前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困难。争取在夏秋两季就把这个大油田拿下来，尽早投入大规模开发。”
信写得既激情又恳切。
但余秋里还是不放心，便找到周恩来总理。
“好啊，这个想法很好嘛！”周恩来一听，非常赞同。突然他对余秋里说：“主席正在广州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你快到广州去！”
“好喽！”余秋里谢过周总理，直飞广州。
下飞机后，见到军委的第一个人是总参谋长罗瑞卿。
“3万人？就你余秋里真想得出，一要就是3万部队！”被毛泽东叫出名的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长子”，这回瞪大眼睛瞅了将军部长足足一分钟，然后嘿嘿一笑：“好好，3万就3万，只要你能干出个大名堂，我给！”
“总长你要给3万官兵，我就能在几年内干出大名堂！”将军部长挺直身板，说。
总长笑了，心想：你余秋里是谁？毛主席都那么信任你，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总长嘴里说：“好了好了，反正都是自己人，这事就这么定了！”
“谢谢总长！”
“谢什么！哎，你说说，这回到底是不是一个大家伙？”总长高高的个头，一把拉住将军部长的一只胳膊，让其坐下，并叫警卫员：“快给余部长沏茶。”
将军部长听了总长这样的问话，内心是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有几分耻辱感。为啥？当然还是为了川中油田那桩事。
将军在当石油部长前，是执掌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部长，后来总财务部与总后勤部合并，他当了总后的政治委员。之前，他奉彭德怀老总之命，率部队出征西南、西北的解放战役。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将军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一军副政治委员。刚上任，老领导贺龙就让他南下指挥作战。
那年他35岁。早已在我军队伍里赫赫有名。
也不知怎么搞的，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诸位开国元勋们在对这位红军团长、政委出身的将军似乎有种特别的器重：哪个地方战役打得越加艰难惨烈，他就被召去指挥攻击敌人的顽强抵抗；哪个地方的非军事战斗的难题出现时，他又被召去打开局面。而他呢总是又完成得让毛泽东和几位老总满意称道。
什么叫爱将？这样的人才可以当之无愧。
拣近的先说。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贺龙带着几十万大军解放西南的战役，如利刀破竹。国民党残余军队溃不成军，我人民解放军连连接收解放后的各地城池。但那时农村基层政权尚未建立，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突然之间几十万部队拥进一个城市，吃饭成了大问题。如当时刚解放的成都市内，我军正规部队有10余万人，周边国民党起义投诚的有20万人，再加上十几万旧政府的公职人员，四五十万人一天的口粮就像一座小山似的。不解决这事插上五星红旗的共产党天下还能立得住？
跨马挥刀的贺老总从来没被前面的敌军难住过，时下倒被饿肚子的部队找不到粮食难住了。
“征粮嘛！西南这儿好天好地又好水，跟我老家洪湖地区差不多富饶，还怕没粮吃？”贺龙拿着烟斗，有些怒气地对部下说。
部下一脸阴沉地说：“已经下去过几次，但派出去的同志死的死，伤的伤，大多又回来了……”
“粮食征上来了吗？”贺龙更生气了。
“不多，还不够部队每人吃饱一顿的。可部队兵员损失却很大。”
贺龙气得直敲烟斗：“笨哟！笨哟！”老总的眉睫打了结，魁梧的身子在小木楼里来回走动。突然他眉飞色舞起来：“找余秋里来！他有招！快，召他到我这儿来。”
此时的余秋里刚从医院养病回来。贺龙找到他后，问：“病养得怎么样了？”
余秋里回答：“好了。老总让我干什么？”
贺龙满意爱将这样干脆直接的回答，便说：“找你来就是为我解难题的。刚才你一路来时没看到城里城外都是队伍嘛！这么多人吃饭的事愁死我了。派出去的征粮队伍又收获甚微。地主、富农们到处叫喊着‘负担过重’。其实他们是存心让我们挨饿。我想派你带工作组先到新都县搞个试点，你看行吗？”
“行，我马上出发！”
贺龙看着还像当年跟自己转战湘鄂边界的他，心头无比高兴，用手示意让余秋里坐下再说。“这次下去不仅任务艰巨，生活艰苦，而且也有很大危险。现在土匪活动很猖狂，不断袭击我们的征粮队伍。你要去的新都那边也很乱。我给你派一个连怎么样？以防万一。”
余秋里“噌”地从椅子上坐起：“不用。我一个班都不带。只要一辆吉普车，两个警卫员！”
贺龙笑了：“那你也得小心些。”
“是。”
爱将走后，贺龙理了理小胡子，重新点着烟斗，终于将心思收回到下一步进军西藏的问题……
再看往征粮征程上行进的余秋里。风风火火，腰上别着盒子枪，坐在吉普车上，那只空洞洞的衣袖边是警卫员兼司机正全神贯注地将车行驶在崎岖颠簸的山道，后面是持枪警惕巡视着道路两边的警卫员小张。
余秋里往后看了一眼，笑问：“小张，别那么紧张。几个土匪真有那么可怕？”
小张擦擦额上的汗珠，说：“首长，你可不知道，我原来的营长前些日子也是出去征粮，他们还是全副武装地住在一户贫农家里，结果有地主半夜上山向土匪通风报信去了，后来他们把我营长他们20多个全给杀死了，而且还将尸体挂在村口的树头示众，放言说谁要给共产党和解放军送一粒粮食，他们就要谁家的一颗脑袋。”
余秋里听后没有说话。
到达县城后，听取当地县委领导汇报情况后，有人问：“首长您住哪儿？我们保证给您找个安全的地方。”
余秋里跳上吉普车，问：“你们说这儿哪位地主的名气大？我就上他家住。”
随行人员不解其意，惊恐万分地：“首长您的安全我们可要负责啊！”
余秋里没有说话，坚持道：“你们领我上大地主家就行，别的不用管。”
住进大地主家后，县委领导怎么也不放心，非说要派个武装排来保护首长。
余秋里生气了：“我是来征粮的。你们团团把我围住了我找谁要粮食去？”他又转头问大地主的房东：“你对他们说说，我住你家，还用得着他们派队伍来吗？”
老地主毕恭毕敬地：“不用不用，我、我这儿也有几支枪，保护首长的安全还是能起点作用的。”
县委领导无奈，只好撤出，临走时把大地主叫到一边，严厉地：“放明白点：要是我们的首长出了事，你们全家人就得去见阎王去！”
老地主吓得连连称“是是”。
几十年后，小女儿晓阳看了父亲回忆录中的这段往事，问父亲为什么这么胆大？
父亲笑呵呵地说：“这叫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嘛！你们不想想，我住在老地主家，他老地主能不想想现在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们住在他家，如果一旦出了事，他负得起责吗？这不。我住那个地主家，他后来不仅天天亲自布置自己的家丁负责我的安全，而且再不敢上山向土匪报信说他们家、他们村有征粮的共产党队伍了。相反，还要不停地派人到周围地区探听土匪活动的情况。地主老财才真正怕出意外呢！”
原来如此。
事后贺龙听了爱将的汇报，笑呵呵地称赞不已。可不，以前派出去的征粮队伍，他们一般都住在贫民家里。一住下，反动地主就偷偷给山上的土匪送信，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同志经常惨遭杀害。
余秋里的这招治得地主老财们有苦难言。西南征粮食工作因此由被动变主动，半年工夫，整个川西征粮工作进展顺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为稳定部队和当地的民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为大部队继续西进备足了物资。
当年10月，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成立，余秋里被任命为军校副政委，校长和政委是刘伯承。不多时，刘伯承奉命进京城筹建陆军大学，这边的军政大学由余秋里全面负责。当时他手下有两大要员：一位是教育长徐特立，一位是政治部主任刘华清。前者早年去世，后者后来成为江泽民任军委主席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40岁那年，余秋里被一纸调令，调往北京的中央军委主持财务部工作。第二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一时刻对军人们来说是难忘的。
次年，余秋里任军委总财务部部长。
又次年即1957年5月，总财务部与总后勤部合并为总后，余秋里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后政委，时年43�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