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勘探的部署和钻探基准井井位的意见。
关于松辽前期发现的贡献，有许多不同说法的“版本”，但这些千差万别的“版本”中在一个问题上却惊人地相同，即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三方科学技术人员的功绩各有所长，谁也不能抹杀。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会儿“三国”之间关系密切，不分你我，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共和国建设尽快找出大油田，这才是他们真正想的事。“其他的事想都没想过，也没那个闲心想。”一位老石油人对我说。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在大庆文联李学恒先生的引领下，来到大庆石油管理局的一个职工宿舍，见到了坐在床头的杨继良老先生。杨是国家正式确定对“大庆油田发现”上作出杰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中石油部方面名列第二的人。大庆油田发现初期，杨继良还是个刚刚结婚不久的小伙子。40多年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连话都不能说了，一张嘴满口的口水从嘴里流出——他在半年前中风了。再看看这位为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家时，我心里非常难过：老两口住着也就几十来平方米的旧房子，没有任何装修，瘦小的老伴——也是当年大庆找油的女地质队员，每天靠发气功给丈夫治病——看着老太太那么瘦小，我直怀疑她发功能不能起作用，但她很自信，说一定能给杨继良治好。想当年，这对小夫妻来到松辽时，孩子才8个月，为了早日找到油田，他们把孩子放在天津的亲戚家，俩人便来到会战第一线，而且一直分居了两年多，那时会战前线没有房子可供家属们住，这对会战夫妇只能各干各的，见一次面也只有在指挥部开会的时候偶尔有那么一点机会，同时又像干地下工作似的找个地方亲热片刻。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就是这样度过。而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能够日夜厮守在一起，但老夫妻俩却过得如此清贫和艰难。
我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那天杨继良老先生一听说我请他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后，竟然一边流着口水，一边一字一顿地对我清楚地说道：“大、庆、油、田、发、现，是、大、家、的、功、劳……”
面对这样的功臣，面对这样的功臣说的话和他眼下身处的境况，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今天的大庆，我们除了可以到处看到“铁人”王进喜的形象和“铁人纪念馆”、“铁人广场”、“铁人村”等有形物体外，我们真的极少看得到当年那些为共和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的任何痕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极其深远。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大庆的城市改建工程中，因为施工需要，得把当年余秋里在指挥会战时住的那个马厩拆了。可有人建议这是“文物”得保留下来。事情传到余秋里那儿，余秋里立即指示：不要留了，大庆有“铁人”做纪念就够了！
这就是共和国功臣们另一面的伟大和崇高之处。看看时下某些领导干部，事情还没做出个样儿，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形象工程”倒是比比皆是。与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我为今天的某些人汗颜。
我们还是把目光收回到何长工家的“国家会议”上吧。
余秋里看着康世恩狼吞虎咽地吃着尹大姐给的蛋糕，便把自己手中的那块也给了他，又风趣地对何长工说：“老将军啊，还是你这儿丰衣足食嘛！”
何长工笑：“现在你们石油部是饿了一点，不过等找到大油田了，你可别忘了给我们地质部一口饭吃啊！”
余秋里来劲了，站起身，嗓门大大的：“老将军你记住，只要咱们石油部钻出了‘哗哗’流的大油田，我第一个请你吃红烧肉！”
何长工瞪大眼：“噢，搞了半天你余秋里这么小气？就给一顿红烧肉来打发我这个老头子啊！”
余秋里立即改正道：“哪是一顿嘛！你老将军什么时候想吃，我就在石油部大门口恭候！不不，我让康世恩同志他们亲自来接你和尹大姐到我们那儿去！”
两位部长的“吃红烧肉”之争，惹得满堂宾客哈哈大笑。
“吃红烧肉”在五六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家宴上都是一种最好的菜肴，尤其是在南方。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毛泽东和他的那些大半是南方人出身的共和国元勋们也都爱吃红烧肉。奖励一顿红烧肉是他们那一代人之间的一句口头禅。余秋里也不例外，且终身爱吃红烧肉。
然而，松辽找油问题上的这块“红烧肉”并不那么容易吃到。地质学家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松辽平原存在石油资源，但再伟大的理论也只是纸上谈兵，见不到油等于是零。
余秋里和石油部的人要实现的就是把“大敌人”逮到手、把真正的“红烧肉”夹进嘴里。这不是一般的功夫。需要倾情倾力，甚至耗尽国之力。
金门前线的炮火自第一天开始后，美国和台湾岛上的“老蒋”急红了眼，美国人从中东调来了航空母舰，“老蒋”也四处招兵买马准备跟毛泽东再次决一死战。指挥人民解放军和前线国防的彭德怀元帅其实此刻心头也十分着急，其中原因之一是，从全国各地调运的军队和战车每天都要吃掉几百吨几千吨的油。为此，陈云副总理口袋里的外汇连连吃紧，因此中央最后把目光不得不放在余秋里和石油部的身上。余秋里对这些情况比石油部的任何人都清楚，压力因而也大得多。压力大怕什么？没有压力，国家不急需要石油，要你余秋里去石油部干啥？不是重要的岗位，不是泰山一样的重任，彭老总舍得把自己的爱将从部队抽到地方上去搞工业？这哪是简单的搞工业嘛！石油既是国民经济的“血液”，也是现代军队的“血液”。彭老总清楚着呢！
余秋里也清楚着呢！
油在何处？茫茫北大荒，浩浩松辽地。地质学家在人民共和国的雄鸡形地图上潇洒地用红笔一圈，扛三角架的地质战士和扛钻机的石油工人们则不知要跑多少条腿、流多少汗水才能寻到一片沉积岩、一块油砂石啊！
这还是在玉门和克拉玛依调查研究时，余秋里在那里听的几件事感动得他几度拭泪：
事情发生在这一年的8月18日，正在依奇克里野外进行区调的113地质队女队长戴健，正带着两名队友越过依奇克里沟，向另一座荒山挺进。戴健她一路前进一路用地质锤敲敲打打，观察地貌，采集标本。中午时分，天空突然变色，随即暴雨倾盆。三位姑娘赶忙收拾已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贴着如削的岩壁寻求躲身之地。在她们的脚下，一股汹涌的洪水已经形成。不知是谁挎在肩上的标本包坠入水中，戴健说时迟那时快，俯身抓去，这时“哗啦——”一排浪波劈头撞来，将手拉手的三人打散。第一个从漩涡里冒出的小张，幸运抱住一块石头而获生。一个多小时过去后，暴雨渐停。坐在石头上的小张高喊着队长戴健和另一个队友的名字。戴健和队友没有回音，小张忽然嗅得一股浓浓的石油芳香，再朝洪水退去的沟谷看去，只见众多油砂散落在她四周。小张兴奋不已，她以为是队长她们给她留下的成果，又直起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喊着：“队长——戴队长——”然而空旷的山谷除了几阵回声外，没有人应答她。“队长，队长你在哪儿呀？”小张哭了，哭得天撼地恸，但也没能将戴健队长和另一位女队友唤醒。第二天，邻近工作的施工队闻讯赶来，几十个人排成队，拉网似的将依奇里克沟寻遍，最后在沟谷的下游十几公里处，发现了戴健的尸体，那情景惨不忍睹：姑娘原本一头的秀发被乱石全部剥去，两条小腿也被尖利的碎石划得皮开肉烂，露出白骨……后来在不远处又找到了另一位姑娘的尸体，那是个一丝不挂的尸体……队友们无法忍受这样的惨景，他们脱下自己的衣服，把戴健和另一位名叫李月人的女石油地质队员包裹好后用沟谷的乱石垒成两座坟茔，再点上篝火，随后全体寻找失踪战友的同志们默默地静坐在戴健和李月人的坟墓旁，整整守灵两天。数天后，戴健所在大队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戴健的悼词全部内容是她在武汉大学当教授的父亲得知女儿牺牲后写来的一封长信。戴教授的信中说：莫道芳龄几何，花蕾初绽早谢。小女忠骨埋边陲，遥望西北老泪流。白发父母送青丝，健儿天国行，多珍重……
9月25日，在另一个地区进行野外调查的117队则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吞没了，女队长杨拯陆和实习生小张刚刚完成一条测线，在一座无名山上被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四十度的强冷空气活活地冻死了……队长杨拯陆这年才不足22周岁，她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也是杨虎城将军最小的“掌上明珠”。那年杨将军惨遭蒋介石暗害时，拯陆正好随两个姐姐到了西安才幸免一死。1955年，拯陆听从在玉门油田当管理局副局长的哥哥的指路，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自愿分配到新疆地质调查队工作。不愧将门之女，拯陆年纪轻轻就被委以队长之职。她工作努力，从不叫苦，人们以为她一定是个在旧社会吃过千辛万苦的贫苦儿女。队友们后来在拯陆牺牲的地方发现了那个地区的第一个石油地质构造，就命名其为“拯陆背斜”地质构造。
余秋里拿着戴健和杨拯陆两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的遗照，双手发颤着连声喃喃着：“娃儿可惜，娃儿可惜啊！”
娃儿们却在照片上含笑着对她们的部长说：我们不感到可惜，我们感到光荣和自豪，因为我们是唱着《地质队员之歌》和《克拉玛依之歌》而去牺牲的。
“同学们，《地质队员之歌》是怎么唱的，我很想听听！”一年前的中南海，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以难得一见的激昂，这样高声问着一屋子围聚在他身边的地质学院的毕业生们。他们明天将奔赴祖国各地的找油和找矿战场上去。
于是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高唱起来：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好，这歌非常好。同学们，你们说，地质勘探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啊？”刘少奇点上一支烟，举目问身边的年轻人。
年轻人于是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千里眼，一眼能看到地底下的矿藏；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先锋官，祖国建设我们走在最前边。
刘少奇笑笑，猛吸了一口烟，然后习惯地踱起步来：“地质勘探嘛——我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扛着枪，钻山洞，穿森林，长年在野外，吃饭、穿衣……都是很大困难。今天的地质勘探工作和这差不多，也要跋山涉水，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吃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呢？”
没有回音，只有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目光和沙沙作响的笔记声。
“过去，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吃苦，为的是打出一个新中国。今天，你们去吃苦，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奇同志拍了拍坐在一边的老将军何长工，把声音提高了一倍，“打游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知道这位老将军的腿是怎么跛的吗？就是打游击留下的残疾！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去了，你们怕吗？怕苦吗？怕献出生命吗？”
“不怕！”同学们齐声回答。
“对，不要怕嘛！因为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
“哗——”那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在场的年轻大学生们以这特殊方式回报领袖对自己的崇高褒奖与希望。
“过几天，同学们要奔赴四面八方，为祖国找宝，打游击去。我很想送给你们一件礼物。”少奇同志的话使肃穆、庄严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刘伯伯，您给我们讲了三个小时，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有同学兴奋地站起来说。
“不，礼物是一定要送的，否则有人会哭鼻子的！”少奇诙谐的话，引来一阵阵哈哈欢笑，“对，我把伏罗希洛夫同志给我的猎枪送给你们。当年我在打游击时很想得到一支枪，但没有。现在你们打游击了，应该有支枪。有枪就不怕危险了！”
“可以赶跑野外的老虎和狼嘛！”何长工的插话又让同学们捧腹大笑。
这是多么幸福与难忘的时刻。在我采访的那些当年在余秋里领导下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的老一代石油勘探队员中，他们许多人就是因为被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们的一个题词、一枝猎枪或一次握手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艰苦的石油事业。
余秋里在拿着上面两张英勇牺牲的年轻女队长的照片的同时，他还知道另外两名石油勘探地质队的男队员确实是带着猎枪出发上野外的，可他们没有回得来——那是115队的一个送水的骆驼队的驼员，年仅18岁。那天晚上暴风刮来，十余峰骆驼跑了，这位队员就带上猎枪顺着骆驼留下的新鲜脚印去追踪。可两天后队上的同志们仍没等到他回来。队长急了，发动全队人结群到处寻找，最后在距队部200多公里的山岭边发现了骆驼，而同时也在距骆驼群50来公里地方的一个黄色土堆前发现了这位小队员的尸体——那儿无水无草更无人，只有一望无际的荒漠。那小队员的胸前布满了他自己的指痕，那是他口渴、胸闷、难忍而用自己的手指抓留下的伤痕。队友们见此景，一拥而上抱住其尸体，个个号啕大哭……与115队相邻的另一个地质勘探队的一名男队员却因出去为同志们拉水而一去未归。队友们找遍了整个大盐滩，除找到点点遗物外连遗体都未见……
这就是昨天的建设者。这就是余秋里领导下的石油战斗中的战士们。
松辽找油战斗比这要惨烈得多！我从好几个人那儿知道，余秋里曾经做过这样的心理准备：松辽找油大战中或许要牺牲几千人……
现在不是谈论牺牲多少人的问题，而是油在哪儿的事。
油，能在哪儿呢？
余秋里已有些日子在为松辽的找油前景焦虑和着急了。自他上任石油部长后，部里已经向松辽平原派去了一支又一支队伍。康世恩从地质业务的角度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