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阎锡山只讲自己的“存在”，而不看历史的大势；精明的算盘被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野心所左右，顽固坚持反共到底，结果就是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阎锡山有过他的辉煌顶点，那就是成为众多地方实力派的领袖；有过他的历史功绩，那就是参加并领导辛亥革命的山西起义，就是在抗战初、中期参加并领导了对日军的浴血奋战；有过他的独特贡献，那就是对山西的开发和建设，使一个偏僻、落后、贫困的小省面貌大变。
阎锡山始终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就注定了他尽管在历史上有过贡献，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胜利进军面前，不能不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
时过境迁，尘埃落定之时，可以这样画出历史的线条吗？
“土皇帝”辨
不过，认真辨析一下，这个称呼也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
先说“皇帝”。
从参加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担任大都督起到在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下逃出太原止，阎锡山在山西主政近四十年。其间虽然在中原大战失败后，有过短暂一段时间“下野”，但事实上山西的军政大权仍然由其遥控。不说是在走马灯一般上台下台的民国政界，就是在安宁承平之世，如此长期执政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有人进行过详细统计，称：“民国元年至十七年国民革命军进军北平，短短十七年间，北方更迭了十二位元首，三十二届内阁，是中国最动荡不安的年代。而阎督晋，安如磐石，稳如泰山，保全了山西一块净土。阎则在政局屡改、军制迭易、万官朝不保夕、五日京兆声中，职权不变，任期最久，成为不倒翁。”
这首先得益于山西这块土地。它左山右河，自成表里，易守难攻；且地偏一隅，离开交通要冲，外部势力很难进入，外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关起门来，容易自成一统，具备建立独立王国的天然基础。同时，它位近京畿，有随时可以切断南北大路，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伸手的便利。立于中央政府软肋一侧，政治上位置极其紧要。这是地利。其次，动荡不安，头绪纷乱的民国政坛，台上人物频繁更迭，忙于窃权窃位者，忙于争地争利者，既看不起贫瘠落后的山西，也没有更多的力量顾及它的是非。这就给山西留下了相对自由发展的余地。这是天时。有了天时，地利，更重要的当然是人和。阎锡山在掌握山西大权之后，并没有象当时许多军阀那样，做搜刮地皮的蟊伲被龊Π傩盏幕瘸妫且约蟮木ν寄狈⒄埂！傲隆币埠茫笆≌杲ㄉ杓苹币舶眨际瞧渌Р荒辈蛔鲆材岩宰龅降氖虑椤Ｉ轿鞯木蒙缁岫嫉玫搅私峡斓姆⒄梗习傩找泊又惺芤娌簧伲饩褪顾耐持蔚玫揭桓鼋衔榷ǖ幕。木铝α刻峁┝顺渥愕木帽Ｕ稀Ｍ保治绞种厥右馐缎翁厥游幕ㄖ疲厥幼橹菇ǎ诙阅诹绾涂刂迫诵模酝忤汗庋抟岳檬被矫嬗兴赖降牟呗匀ㄊ酢Ｋ乃慵凭鳎矫嫒叮笥曳暝吹缺硐郑淙淮拥赖碌牟忝妫嗣强梢员善蚯丛穑诼沂廊∈さ木潞驼沃校渲匾饔迷蚴遣豢珊鍪拥摹�
从阎锡山自己的意识或者说愿望来看，他也是用治国的方略来治省的。对于袁世凯、黎元洪们的中央政府，他以保全自身为目标而敷衍应付，自然不在话下。就是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他也是利我者用之。可以说，他在山西，一直是自行其是，另搞一套。他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地试验和推行自己的设计。行得通行不通，行得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他一意孤行地坚持和探求自己的道路。从一九二0年开始举行“进山会议”起，他就有意识地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外探寻另外的道路。到后来总结出“中的哲学”，提出所谓“物劳学说”，一直到跑到台湾后关门著书，洋洋百万言研究设计“建设中国”、“世界大同”的空头方案，既是一种执着的努力，也是一种愚顽的无奈。出于这种心理，阎锡山要求他的部下把他作为国家领袖来崇拜、效忠。长期处于山西第二号人物地位的赵戴文就公开承认：自己与阎之间是“君臣关系”。应当说，这是在对其他所有部下“以身示范”。而到了抗战时期，在阎锡山出场时，高呼“会长健康”、“会长万岁”之类的口号就已经成为森严的制度。制造狂热的个人崇拜，是封建帝王思想的集中表现。
特殊历史时期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特殊的历史现象。阎锡山把山西搞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本人在山西如此称王称霸，确实称得上是山西的“皇帝”。
但是，这个“皇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称王天下的皇帝，所以谓之“土”。而个“土”，也显现着与当时的时代潮流不大合拍，与人们想像或期待中的皇帝模样不大一致，被人们讥讽或鄙视的含义。
一是说他有浓厚的封建性。虽然曾是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派，但并不妨碍其心灵深处仍然是一方封建意识的厚土。对于儒家思想的尊崇，对于皇权或变相皇权的迷恋，对于民主共和和法制的轻藐……，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远比拖在脑后的辮子难以去除。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在反孔批孔的路上走得很为坚决，但诸多令人遗憾或愤怒的事实还是证明，封建观念、封建意识的力量远比人们意料中的要凶恶、顽强得多。适宜的土壤生长大树，茂盛的树木也强化土壤。阎锡山虽然在引进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山西经济方面有些堪称明智的动作，但其对封建文化和传统的依恋却是不可动揺的。他的“思想日记”、“补心录”、讲演稿以及铭刻在府第墙上的“家训”等等，大量引用摘录的都是孔孟语录，发挥之处，虽然不乏思辨哲理的闪光，但基本上是在“仁义礼智信”的范围内转圈子。权力到手之后，他大兴土木在老家修建官邸以光宗耀祖，前后陆续二十多年，修起大小院落二十多个，房屋近千间，成为近代官僚中极为显赫的一处大庄园；利用权势，除了在商业、工业、金融等领域为家族攫取暴利之外，还迅速在五台、定襄一带大肆抢收土地，集地不下二十万亩，成为山西最大的地主。他心目中的人生道路仍然是两千年来传统的封建官僚所走的道路。有一则小故事记述了蒋介石夫妇1934年到太原时的情景。故事说：蒋介石夫妇到太原后，阎锡山的二妻徐兰森陪同宋美龄游览，其间到王靖国的公馆休息。王靖国的母亲说：“太太是当今的皇后娘娘，花不完的钱，享不尽的福，说起来甚也好，可就短生个娃娃。”徐兰森赶忙说：“没娃娃也不要紧。定襄七岩山上有个捞儿洞，可灵哩。花上三元钱，在水里捞一捞，三元开泰，回来准捞上个娃娃。你人忙顾不上去，也能代替，我替你捞一个去。”此话将宋美龄逗得前俯后仰，大笑不止。——从宋美龄的笑声中，人们会感到阎锡山这个二夫人的可怜；但再一细想，不是也更看出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巨大差距吗？蒋宋联姻，说得上是中国政治趋于现代文明的一大举措。蒋在个人感情之外，还有着眼外面世界的开阔目光。而阎锡山却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原因，遵从父命，买来一个时仅十四岁的女孩儿为妻。观念上的这种巨大差距，必然会在政治上产生相应的差距，或许，这也是阎终究斗不过蒋的重要原因之一。
“土”的第二个表现，是阎锡山处世行事都比较保守。因为势力弱小的原因，也因为身处比较闭塞的偏僻山区的原因，也许还因为他精于计算、不肯做赔本买卖的原因，阎锡山一贯小心谨慎，凡事以保本为原则。冒险的事情不干，失大于利的事情不干，遭遇挫折，极易退缩，而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背信弃义，反复无常。中原大战前后的此种表现可谓登峰造极。他还有极浓厚的地方观念，在全国以本省划线，在全省以五台划线，搞狭隘的地方山头。“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这句民谣对他的用人路线可谓一针见血。在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时，建立牺盟会，所用的共产党人也要是山西籍的。随后又成立的决死队，他在同意采用共产党军队的政委制的同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坚持政委必须是山西人。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学友孙传芳曾嘲笑他这种土里土气的保守观念，给他取绰号为“厨子将军”，讥笑他像厨子一样，终日周旋于菜板和锅碗之间，不肯不敢迈出一步；另一个学友李烈钧也认为他只配在山西老家出头称雄，实在是如同井蛙观天。
“土”的第三个表现，是阎锡山精于算计而表现出的“抠门儿”。这一半是因为，山西经济落后，财政紧张，不得不精打细算；另一半则是出于阎锡山本人的商人习性。他对于算盘情有独钟，常说“算盘珠子下有钱”。从大连返回山西在河边村家居时，到川至中学看学生上课，就给学生们出题：以本钱银元一元，年息二分四厘（当时乡村的一般利率）复利计算，一百年之本利之和为多少？算下来居然有23亿之巨。阎锡山于是告诉学生们：你们这就知道算盘珠子的厉害了吧？当然，这一计算所显示的并非算盘珠子的力量，而是盘剥敛财的本领。它折射出阎锡山内心深处的世界。以精明的计算来比方政治，同样能说明这一点。抗日战争结束后，阎锡山是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和谈的。为了说明自己正确，他以一个故事作比喻。他说：“太原开古董店的老板，都是善言巧语极富生意经的。比如一个康熙瓷瓶值六元大洋，他开口就要九元。顾主还他八元，他连声说，瓶子是八元五买进来的，由于你的诚意，我可照本钱卖给你，可你无论如何不能叫我赔钱呀。顾主听讲得有理，被感动了，就用八元五买下了。可这一来，正上了古董商的大当。现在与共产党言和，就和向太原古董商买古董一样。”如此非夷所思的比喻，却正是阎锡山念念不忘的思路。这种精明算计的“抠”劲儿，曾经在紧要关头，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中原大战时，他派往东北游说张学良的代表，就因手头拮据，无法买通关节，连张学良的面都难以见上。而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则出手阔绰，活动自如，对张学良在关键时刻拥蒋反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抠”劲儿，又在重大事项中，显示为一种刻意的节俭。建设山西同浦铁路的过程中，也正是靠着项项工程都精打细算的精神，以有限的财力办了更多的事情。以当时最低的成本，修成了一条给山西带来巨大效益的铁路。
这样看来，用以讥讽的“土皇帝”的称呼，其实是相当确切的民间评价。
虚幻于“道”而精明于“术”
对于“主义”的重要性，阎锡山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他说：“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抵不住主义能力的军队。”他也承认，“共产主义学说是世界上最具备‘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的思想体系”，“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承认当时的人类社会“露有一个私有的大空隙”，认为共产主义“至少可以煽动世界上十分之七以上的人民，向十分之三以下的人民进攻。” 因此，在设计和创立自己的“主义”方面，他可谓“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从开始的“进山会议”到后来的“理论研究会”，二十多年中，坚持不断。他也肯虚心地向专家学者请教，曾延请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内的许多文化名人到山西讲学，也曾不辞辛苦地、频繁地亲自参加和主持讨论。共产党领导下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为了“思想防共”，阎锡山终于提出了自己的“主义”。他说：“他有主义，我们也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为此，他亲自动手，编出了纲领性质的“主张公道歌”。歌云：
一、主张公道。公道才是社会真精神，主张公道不留情。扶助好官绅，打倒坏官绅，人民人民，大家兴奋。
二、热心。主张公道第一要热心，热心才能擒坏人。如有公务员，做甚不务甚，
制裁制裁，不稍留情。
三、公平。主张公道第一要公平，公平才能服众人。如有司法官，断案不公平，打倒打倒，不稍留情。
四、认真。主张公道第一要认真，认真才能做成功。如有坏军队，骚扰我人民，攻击攻击，不稍留情。
五、牺牲。主张公道第一要牺牲，牺牲才能成大仁。有人做汉奸，勾结敌国人，处死处死，不稍留情。
很明显，这只能是一种适应形势的宣传，而与“主义”无法相提并论。
阎锡山从大连回山西后，曾组织力量研讨“人群合理”的组织问题。他承认，“现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可怎样才是合理的制度呢？他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最终他没有钻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也没有突破迷恋权术的桎梏。他的大量的以宣扬孔孟之道为中心的言论，也多是在处人处世方面发些似是而非或园滑无用的意见而已。就是说，在“道”的方面，他是个盲人；如果说他在理论或学说方面有过努力的话，其成绩也多在“术”的层次。
其实，阎锡山一方面下大力量进行理论研究，努力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另一方面，却又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他用极大精力“创造”所谓“物劳学说”，本来是为了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另树一面旗帜，在两条道路之间另辟一条道路的。他却又在讨论会后对亲信们说：“政治是一种艺术。咱的物产证券就是口吹大洋。”还说，“按劳分配就是一支电鞭。电鞭在手，就可玩虎。”这充分证明，他并没有把理论当作一种指导行动的旗帜，没有把理论作为奋斗方向的指针，而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可利用的手段。
既然如此，在那冠冕堂皇的理论词语背后，就还有一个真实的目标。
以他自己概括的“五大奋斗”而言，其中心目标不过是“存在”二字。当然，存在是现实的基础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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