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焊枪等等手法完成许多高难位置的施焊。大到几米高的炉件，小到头发丝粗细的线圈我都能焊。带我的师傅说，在异种金属焊接方面，我已经算得上是个专家了。正好那个时候锅炉厂搞技改，专门成立了一个技改部，下属了几个技术革新小组，我被任命为焊接组的组长，专门负责不锈钢焊接工艺改造。我在锅炉厂期间，拿到了一个工人能拿到的所有荣誉，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技术评比标兵、新长征突击手，等等等等。我还上过当地报纸，报纸的标题是“昔日劳改犯今朝成模范——记锅炉厂先进工作者赵超美同志”。不是我吹，也就是三八红旗手不让男的当，要不我也当上了。
由于工作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下班就越来越晚，有时候干脆就睡在厂里，这样倒好，我和叶红两不见面，倒省了不少口舌，我发现叶红并不是太在乎我在哪，只要每个月按时拿钱回来，我就算睡在锅炉里也不关她的事。
1990年初，叶红怀孕了，这令我颇感意外，我的印象中结婚以后我们俩主要是在吵架，那个事儿似乎没干几次，如果按照这个基数计算的话，我相信命中率一定超过百分之十。不管怎样，孕育新生命是一件可喜的事，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虽然我有一点担心孩子的脑袋会不会也是铲子形的。叶红也变得温顺了许多，不知道是因为即将做母亲心情好，还是因为怀着孩子太累没精神跟我吵，总之她怀孕的那段时间里，是我生命中难得的幸福时光，每天下班我会赶回家做饭，饭后我会陪着她一起散步，一起讨论孩子的名字，总之一切都很和谐，你简直不能相信这两个人就在几个礼拜前还互相发誓要把对方的脑子打出来。
生孩子的那天可是把我吓得不轻，叶红被送进医院后，躺在产房里连喊带骂，一会儿高呼：“救命啊杀人了。”一会儿大骂：“赵超美我操你祖宗十八代。”我根本没想到自己那玩意就捅那么两下子，竟然闯了这么大的祸，坐在外面的走廊里惊慌失措尴尬万分，我记得那是仅有的一次叶红骂人而我没有还嘴。
那天的大夫是个小年轻，大概没什么经验，也被弄得焦头烂额，一会儿派个小护士通知我说有可能胎位不正，有难产迹象。一会儿又派个小护士问我是要大的还是要小的，直吓得我魂不附体几近崩溃。再加上叶红杀猪一般的惨叫，几里外都听得见，后来大夫实在受不了了，跟叶红说：“大姐您就忍忍吧，像您这么个喊法，别的产妇还生不生了？都让您给吓死了。”
孩子从下午一直生到晚上，足足生了有五个钟头，我也在产房外面把脑袋扎在裤裆里足足蹲了五个钟头，等大夫终于出来跟我说“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的时候，我已经彻底站不起来了，只能瘫坐在地上问大夫：“大夫，脑袋啥形状的？”
“有点地包天。”大夫愉快地回答。
叶红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四斤七两，一个四斤五两。大夫把俩孩子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感觉就像两只大耗子，怎么看也不像俩孩子。我一手一个抱着两团肉将信将疑地问大夫：“大夫，您没弄错吧？这是胎盘吧？”
那天我算是明白了，一个母亲是多么的伟大。
我把叶红接回了我家坐月子，家里突然多了两个孩子，天天大哭小叫，一下子热闹起来，我妈乐得都不知道抱哪个好。我也把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伺候孩子身上，忙得我团团转。不说别的，每天光洗屎褯子尿褯子就够我受的，这俩小兔崽子，吃完就拉拉完就吃，吃完再接着拉，妈的好像肠子是直的一样，啥也存不住。我这边刚洗好晾上，他们那边又拉了，洗得我是昏天黑地，一晚上都不得歇，身上都有一股屎尿味儿。
洗褯子倒也罢了，最惨就是半夜孩子哭，一哭就得抱着哄。这叶红睡得四仰八叉没心没肺，除了喂奶别的一概不管，两个孩子是我一手一个抱着哄，在屋里一圈一圈地转悠，心里悔得跟什么似的，你说怎么就生了个双胞胎呢？这要生一个，还能倒倒手换个姿势，这一下子生两个，只能一手抱一个，连换手的机会都没有。晃悠晃悠天就亮了，等把孩子放下，我两只手都木了，放都放不下来，只能举着去上班，同事们都夸我，说看人家赵师傅多敬业，这还没到点上班呢，这电焊的架势都已经摆好了。
伺候小孩真的很辛苦，再加上叶红故态复萌，总是找碴儿跟我吵架，还指指点点说我妈带孩子的方法不科学。老太太委屈得不行，说你们兄弟姐妹八个，我都是这么带大的，哪个也没死，怎么就不科学了？为这事我跟叶红屡次翻脸，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把老婆孩子都弄回自己家照顾。每天又要做饭又要哄孩子，又要洗褯子又要跟叶红吵架，弄得我焦头烂额，有一次愣把没洗的尿褯子给扔到锅里炒了。
俩孩子的名字是叶红她爸给取的，老大叫赵敬轩，小名叫轩子，老二叫赵敬辕，小名辕子。大概是要敬畏天地的意思吧。名字一般般，但是老头自己觉得很有文采，一直沾沾自喜，老实说文采在哪我是没看出来，只不过不好意思驳老头面子罢了。
两个小兔崽子一天天长大，先学会了爬，又学会了走，而且不幸的是我的遗传因子越来越明显，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一把大铁锹带俩小锅铲。我每个礼拜天带他们去我妈那里一次（叶红一般是不去的，因为礼拜天是她变换发型的日子）。两个小子嘴甜，赶前赶后地叫奶奶，把老太太乐得跟朵花似的，俩孙子要什么就给什么，那会儿你让她把房产本交出来她都乐意。到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又特意找了一家离我妈家比较近的幼儿园，老太太要是想孙子了，就自己到幼儿园把孩子接回家住两天，我也能得空歇歇。
上了幼儿园以后这俩小兔崽子就更难带了，因为幼儿园有老师给讲课，还有别的小朋友一块儿交流。我都不知道现在这些孩子在一起都讲些什么，全是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这俩小子又聪明，回家以后就刨根问底，让他们去问他们的妈，他们的妈已经先下手为强，告诉孩子问爸爸去了。一开始我还勉强能回答，后来问题越来越高级，什么我们是不是妈妈拉肚子拉出来的啊，为什么有的小朋友蹲着嘘嘘啊等等，都是些出乎意料的问题。有一次更离谱，问我为什么小鸡鸡不长在后面？那次我倒是很明确地回答了他们：长在后面的那叫尾巴！
为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候我会给他们讲一些故事，可是这俩兔崽子太能打岔，故事根本讲不下去。我记得有这么一次，我把俩孩子叫过来说：“过来，爸爸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灰姑娘是怎么变成白天鹅的……”
“爸爸不对。”轩子立即打断我说，“我们在幼儿园学过这个，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两个故事。”
辕子接过来说：“就是，一个是灰姑娘变成新娘子的故事，还有一个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根本就没有什么灰姑娘变成白天鹅的故事。”
轩子又说：“爸爸你都把这些故事记混了吧？你们老师是怎么教的你啊？”
辕子说：“就是就是，爸爸你太笨了，这么简单的故事也记不住，你们老师一定很发愁吧？”
我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些练功岔了经脉的侠士一样，丹田之中一阵气血翻腾，差一点喷出一口血。我心想好两个小兔崽子，够狠，看来外国的糊弄不住了，那就换个中国的。
“既然你们听过这个，那我给你们讲个别的吧，这个故事叫孟母三迁，你们听过没有？没听过？好，那就好，那我就讲这个吧。从前有个小孩叫孟子，他们家住在坟地旁边……”
“爸爸，什么是坟地？”辕子问我。
“坟地就是埋死人的地方。”我说。
“你真笨，奶奶跟咱们说过，就是爷爷住的那地方。”轩子说。
“哦，我想起来了，奶奶说爷爷就躺在那睡觉，啥也不用干。”辕子说。
“真的吗？也不用学拼音吗？”轩子问。
“嗯，也不学拼音。”辕子肯定地说。
“那我们去陪爷爷住吧？”轩子说。
“嗯，我看可以。”辕子说。
“怎么回事你们俩？我这讲故事呢，关爷爷什么事？你们到底听不听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那好吧，那你先讲吧。”俩小子说。
我定了定神，接着往下讲：“孟子他们家住在坟地旁边吧，这个孟子就跑去学人家哭丧，就是有人死了他去哭的意思。然后孟子的妈就觉得这样不好，不能让孩子学哭丧啊，于是孟子的妈就决定搬家，把家搬到了一个市场旁边，可是孟子又跟市场里做买卖的学做生意，孟子的妈就觉得这样也不好，就……”
“爸爸，为什么做生意的也不好？”轩子又问。
“是啊爸爸，做生意的不是很好吗？我们幼儿园好多小朋友的爸爸都是做生意的，人家都开小汽车，不像爸爸骑自行车。”辕子说。
“这个这个……那是现在，从前做生意的就是不好，你们俩别打岔，听我讲完。”我已经有点扛不住了，“然后孟子的妈又决定搬家，搬到……”
“爸爸，为什么孟子他们家总搬家？他们家很有钱吗？”辕子又打岔。
“就是爸爸，我们也搬家吧，搬到游乐场去行不？”轩子说。
“搬不了！没钱！”我厉声叫道。
“爸爸你别着急，要是没钱咱们就先不搬了。”轩子安慰我说。
“嗯，那我们就先将就住着吧。”辕子补充道。
“都给我闭嘴！滚回床上睡觉去！”我终于彻底崩了。
这就是我的两个小兔崽子，天天都缠着我讲故事，不讲还不行，一讲就给我打岔挑毛病，恨得我牙痒痒。说实话，这世界上再没有比给孩子讲故事更累的事儿了。
十八、2002，买断工龄
可是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了，对我讲的故事也渐渐失去兴趣，有时候他们会问我，为什么故事里坏人每次都会死掉，可他们学校里的坏人不但不会死，还每天逼着他们学拼音学生字？为什么故事里的王子公主每次都能幸福快乐地生活，而爸爸和妈妈却天天吵架？他们说很希望故事里的坏人能胜利一回，而现实里的爸爸妈妈能消停一天。
可惜他们俩的愿望一个也没实现。
等俩孩子上了学以后，我的故事就彻底失去了生命力，因为两个孩子慢慢有了别的偶像，什么老天王小天后，反正我是一个也不认识。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们的偶像学的，俩孩子现在走起路来左摇右晃，嘴里呜哩哇啦唱什么《双截棒》、《破东风》什么的，唱的啥我是一句都没听懂，但是我个人觉得《破东风》还不错，大概是属于怀旧歌曲吧，毕竟现在大街上已经好多年都看不见东风了。
不光是唱，这俩小子穿的也是稀奇古怪，裤子肥得离谱，俩人穿一条都绰绰有余，人在里面晃荡晃荡的，我估计一使劲能光着蹦出来。衣服上印着骷髅，还故意用剪刀剪出一个一个的破洞，弄得每次带他们回家我妈都要训我，问我为什么给孩子破衣服穿，弄得我是有口难辩。
他们这个样子，我多少有些看不惯，有时候也会说他们几句。对于我的话，他们基本上不屑一顾，跟我说老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那些都成老古董了，就别拿出来说了。我们有自己喜欢的东西，难道非逼着我们唱“一条大河波浪宽”？我想想也对，时代不一样了，要是现在的孩子还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那就有问题了，说明五十年都没进步嘛，岂不是很悲哀？所以我也就随便他们俩，只要保证学习成绩，喜欢干什么随便，只要别太出格就行。
那段时间，我跟孩子们相处得还算不错，可是跟叶红的关系却越来越差，争吵更加频繁，而且渐渐由据理力争变成相互谩骂，已经完全没有道理可言。甚至有时候叶红还会动手，有好几次我的脸都被叶红挠得一条一条全是红印，同事看见了就跟我开玩笑，说老赵啊，看见你的脸我们就高兴，这整个就是股票涨停板嘛。
而且叶红的嘴也越来越厉害，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大吵一架之后，叶红戏谑了我一句，说您老人家现在是说话越来越硬，办事越来越软啊。一句话说得我无言以对掩面而走。
其实究其根源，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这些变化令叶红眼红心嫉，那时候她最喜欢说的就是谁家的谁谁谁干了什么挣了多少多少钱。她羡慕别人吃香喝辣穿金戴银，并且为自己不能拥有这些而深深懊恼，懊恼变成嫉妒，嫉妒变成愤怒，而愤怒的出口就是我。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我没有本事为她提供这一切，这就是我的全部罪过。看着叶红面孔由狰狞变成恐怖，看着俩儿子的眼神由恐惧变成漠然，我越发觉得自己苦心经营的所谓好丈夫、好父亲形象是多么的虚伪和脆弱，每一次筋疲力尽的争吵之后，我的心，都他妈的洼凉洼凉的。
算了，不说这些也罢，还是说说那些年的变化吧。说起变化，不可否认，九十年代是中国有史以来变化最快的十年，有这么几句话可以概括一下：电视机越做越大，电话越做越小；爷们的头发越来越长，姑娘的裙子越来越短；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商店的真货越来越少；当官拿的钱越来越多，办的事越来越少；医院看病越来越贵，看完病情越来越重；进城务工的越来越多，能拿到薪水的倒是越来越少；以前有人倒腾粮票，现在人都倒腾股票；以前倒腾粮票撑死挣个几十块，现在倒腾股票听说一挣就是几十万。好家伙，几十万呐，这要换成一毛的那得多大一堆啊。
苏联老大哥散架了；上大学不免费了，毕业也不包分配了；香港澳门回归了，南方发生大洪水了；听说中国越来越强了，可是大批工人却下岗了。
这些，就是世纪末那十年的怪现状。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个人太矫情了，跟个老娘们似的，牢骚满腹，典型的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嘛。是的，这个我不否认，两点我都不否认，第一，老百姓的日子的确好过了。第二，我的确像个老娘们了。可是问题是，第一，老百姓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