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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招很有效，州委很快就挺不住了，让我们派代表出来，说省、州委的领导要跟我们谈，谈就谈呗，还能谈死我们不成？我们就选了代表跟他们谈，选代表的时候我选赵跃进，赵跃进选我，我们俩各得一票，很遗憾地没能当上代表。当不上就当不上吧，反正我们俩也难登大雅之堂，真要进去跟领导谈，谈得好还罢了，谈不好赵跃进急了要来“猴子偷桃”，再捏坏了个把领导啥的，那可给全体知青丢人了。
代表们进去跟领导们谈判去了，我们就在外面等着，等了没多久就看见代表们出来了，我心想谈得这么快？看来领导也是人，不是所有领导都一肚子狼心狗肺，还有个把有良心的。正准备上前道贺，哪知道代表们一个个脸色铁青，说州委领导根本当我们是个屁，上来就扣帽子，说什么“煽动知青闹事，破坏上山下乡”，没谈几句双方就谈崩了，我们只好退场以示抗议。
谈判没结果，又不能老在州委门口待着，人家在里面有吃有喝，我们在外面西北风都没得喝。想想不是办法，代表们就决定先回农场，继续罢工。
回到农场以后，知青们成立了个“罢工指挥部”，负责全面指挥罢工。我和赵跃进的人望太低，也没能进入罢工指挥部，只好继续做普通罢工知青。由于赵跃进身在场部猪圈，猪圈离场部领导比较近，便于就近打探场部情况，所以赵跃进被委以探子的重任，负责全面观察场部领导的动向并随时向罢工指挥部报告。我怕赵跃进分不清哪个是猪哪个是场部领导（非常难以区分），提出异议，被否决，还险些被逐出罢工行动，心情非常低落。
王连长听说我们要罢工，急得满嘴起泡，看上去就像嘴上被人踩了一脚。罢工第二天就带着韩连长急匆匆来找我们，想劝我们退出罢工，继续上山割胶，我们不去，王连长就急眼了，把我们全连的知青都叫出来集合到连部门口，跳着脚地骂：“你们这些小兔崽子真是蠢得可以，罢工顶个鸡巴用，跟州委对着干，你们这不是找死吗？你们这么搞，本来能回城的现在也回不去了，我他妈的说你们什么好？”
我们班长说，王连长，我们没打算跟谁对着干，我们就是想回家，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哪一个有人样？我韩智敏1968年到这儿，现在都十年了，十年我只回过一次家，我妈死了两年我都不知道，我他妈的还算个……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王连长说我不是不让你们回家，我姓王的也有爹有妈，可是你们这么干，只能激怒领导，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自己的处境更不利。
我说王连长你拉倒吧，我们的处境怎么更不利？我们现在这个状况还有更不利的余地吗？你出去看看外面的人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们农场知青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们像畜生一样从早干到晚，挣的工分不到当地农民的四分之一。我喝玻璃汤喝了快五年，连赵跃进养的猪都比我们吃得好。就算我们是畜生，也不能把我们往死里糟蹋吧？就是当畜生我们也要回家当，你是不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
一个女知青走出队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王连长说：“王连长，你放了我们吧。”说着就给王连长下跪。
王连长一把拉起她，声音明显发颤：“行了，我明白你们啥意思了，我啥也不说了，就想劝你们一声，要是打起来了你们可千万别往前面冲，你们可千万别他妈的出事。”说完又转身对韩连长说：“他们的工分照常记，一个都不准扣！”
王连长躲到医院去装病，场长书记去找他让他做工作，他就躺在病床上做假死状，翻白眼吐白沫的，搞得大夫们要把他拉到急救室抢救。场长书记没办法，就逼着韩连长来找我们谈。韩连长更狠，直接搞了两斤巴豆吃下去了，天天在家拉得昏天黑地，大肠几欲脱体而出。隔二里地都能闻见他们家的味儿，蚊虫小咬莫能近也。场长书记找不到人，自己又不来跟我们谈，一是怕被扣为人质，二是觉得跟我们这帮闹事的浑蛋谈判有失堂堂农场领导的身份，只好躲在场部里天天等上级指示。
上级指示说来就来，指示中明确指出，边疆知青（包括农场知青）要在所在地就业，今后一律按照国营单位青年职工对待，不再享受国家政策的照顾。指示一传达，边疆知青举众哗然。这表明从此以后，我们连知青都不是了，我们变成“青年职工”了，我们将永远扎根边疆，直到死掉为止。或许等我们死了以后有人会把我们的尸首埋在我们亲手种的橡胶树下做肥料，权当最后贡献。
想到要变成橡胶树的肥料，着实令我们胆战心惊，现在的形势可谓骑虎难下，既无退路，只好放手一搏，且看是鱼死还是网破吧。罢工指挥部立即组织赴京请愿团，准备到中南海去伸冤。我和赵跃进很想参加如此伟大的壮举，就又到罢工指挥部毛遂自荐了一把，结果还是一人一票，惨遭淘汰。说句题外话，我这辈子只要是努力争取过的事，没一样干成过，简直倒霉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可是事实如此，实在叫人绝望。那时候我多想做一把风云人物，为了能让历史记住我的名字，甚至愿意献出生命，慷慨赴死。等到多年以后，人们提起云南知青大返城，脑海中就浮现出我高大威猛的形象、舍生取义的壮举，都将为我不胜欷殻АＵ庑┳钪毡涑晌业陌兹彰危率瞪希椅展ぷ龀龅奈ㄒ还毕拙褪恰舜伟展っ挥幸蛭形壹尤攵钪盏贾率О堋Ｕ庹媸侨梦冶父行牢浚蛭罄次也渭庸矶嗍拢璧拿挥幸患晒Α�
后来的事大概大家多少都有耳闻，请愿团使用暗度陈仓之计，北上到昆明，见了大领导，大领导使用釜底抽薪之计，派人偷了知青的路费，并布下天罗地网，把妄图混上火车的知青全部擒获。请愿团被逼入绝境，在昆明火车站以东卧轨示威，以示不成功则成仁之决心。同时在农场的知青扣押农场领导作为人质，以示支援。我们也准备扣押场部领导，可是没抓着人，这件事我一直怀疑是王连长通风报信，可始终没有证据。后来我问过他一次，可是他跟我装傻，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念在他救过我的命，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是有人提议把王连长扣起来，结果这人差点被人扔进粪坑，可见王连长人缘是不错的。
后来中央终于同意接见请愿团，但以30人为限。这30人去了一趟北京，不但没达成任务，甚至还写了封道歉信，说给中央添了麻烦云云。
道歉信的事传到西双版纳后，勐岗农场的知青不干了，也开始罢工，还写了一张大字报，把请愿团狠批了一顿，说请愿团不能代表云南12万“支边”青年，知青坚决要求回城。听说中央调查团要来勐岗，勐岗知青组织了一个“绝食敢死队”，等中央调查团到勐岗的时候，敢死队已经绝食了三天，有人饿得都休克了。调查团跟知青开始对话的时候，几千人黑压压地跪倒在主席台下。有个北京知青冲上主席台，当场割了腕，血喷了调查团成员一身，调查团又惊又痛，好多人都掉了泪，一则是被这场面震撼住了，二则调查团这几天也确实看到了云南知青的生活，确实不是“惨不忍睹”这四个字能形容的。
调查团听了知青的要求后立即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后来听说是已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发了话，国务院出台了有关知青“六条”政策，大意是说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城。消息传到云南，整个西双版纳欢声雷动，响彻云霄，知青们如潮水涌上街头，人人奔走相告：我们终于可以回家啦！
多年后我再回忆起这件事，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割腕的知青，可以说此人这一刀彻底镇住了调查团，为我们的回城请愿大大地助推了一把，功不可没，是个英雄。不过我当时多少有点不服气，我想要是调查团来景洪农场，我们给他们玩抹脖子！那血要是喷将出来，肯定比割腕震撼。当然现在可没那个勇气了，现在我切菜把手指头切破点皮都紧张得不行，生怕自己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害破伤风死掉，我苟且偷生，锐气尽失。
十、1978，知青回城
回城的消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这么令人振奋的消息不庆祝一下实在对不起中央的英明决策和知青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咱中国人的庆祝方式以吃为主，所以我们决定吃掉赵跃进养的猪，作为临别纪念。场部领导自然不会同意，不过他们现在被要求盖章回城的知青围得水泄不通，无暇顾及那几头猪，等他们发现猪被吃了的时候，我等好汉早已全伙回家了，他们还能奈我何呢？
我们一连的人浩浩荡荡杀奔养猪场，司务长看见知青造反，撒丫子跑了，我们把猪圈团团围住。赵跃进一看架势不对，抄起一把刀就要跟我们拼命，众人一拥而上把赵跃进掀翻在地死死摁住，连说你别管，到时候给你留份好的。猪们养尊处优惯了，何曾见过这种阵仗，又见领袖被擒，吓得嗷嗷叫，赵跃进挣扎不起，知道自己的猪在劫难逃，遂长叹一声说：“给我留俩猪蹄！”
我们班长不由分说，抽出大刀使开一路地趟刀法杀入猪群，没头没脑地砍将起来，一时间人喊猪嘶，声震百里。须臾再看，几头猪有的耳朵受伤，有的屁股中刀，总之个个带伤，却没一个倒地的。众人忍不住笑，纷纷说韩大侠这个猪杀得别致，果然与众不同，莫非是要让猪们失血过多而亡？班长急了，说你们他妈的再不帮忙老子连你们一块儿砍了。众人连忙上前帮忙，有当过红卫兵的拿出当年搞批斗的招式，七手八脚把几头猪按翻在地，有的砍有的捅，场面极其混乱。根据我的不完全统计，那天几乎每头猪都至少挨了二十几刀，很少有致命伤，估计多半都是受惊过度吓死的。
众人拾柴火焰高，不过一会儿几头猪就被拔毛放血收拾干净，众人又开始讨论怎么个吃法，结果众口难调迟迟没有结果。班长说阿拉上海有白斩鸡，今朝缺盐少酱，不如吃白斩猪，众人点头称是，立即忙活起来，把猪肉大卸八块下锅，白斩猪怎么做谁也说不清，总之食堂里有什么佐料统统丢下锅，煮就是了。
猪肉很快就出锅了，不知道谁从厨房里寻出两瓶白酒，大概是司务长的，这下好，有酒有肉，梁山聚义也不过如此。我们在院子里拼起几张大桌子，把猪肉连锅端上来，众人围着猪肉团团坐好，班长站起来清清嗓子说：“静一静！”众人知道他要讲些临别感言，都安静下来，几十双眼睛看着班长，班长镇定自若，环看一圈，突然大叫：“动手！”说罢使出龙抓手，一把抓起一块肉，烫得尖叫一声，张嘴就咬。众人猝不及防，都一愣神，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班长已经把第一块肉塞进嘴里，伸手又去抓第二块。众人发一声喊，一起扑向大锅，连抓带抢，一个个活脱脱饿鬼投胎，与梁山好汉相去甚远。
正吃得兴起，班长突然两手虚抓，仰面倒地，我们开始以为班长使诈，后来看看不对，班长脸色紫涨，双眼翻白，显然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全吓傻了，嘴里叼着肉手足无措，不知道谁喊了一声：“赶紧送医院。”我们赶紧抬起班长就往场部医院跑，我记得我临走前还喊了一嗓子：“等我们回来再吃！”
我想我们当时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不应该把班长先送医院，我们应该当场施救，采取一些办法让班长能够呼吸，比如在他喉结下面扎一个小洞之类的，然后再送医院。医院虽然离场部不远，可也要走十分钟，班长不能呼吸，根本挺不了十分钟，我们到医院的时候，班长已经憋死了。大夫只看了几眼，就说晚了已经没救了。我当时就急了，揪着大夫脖领子说你他妈的再好好看看，连十分钟都不到怎么就死了？大夫看我们的架势不善，只好把班长推进急救室，过了没几分钟就出来了，说真的死了，我们割开气管看了，里面卡了块猪骨头。大夫把一块猪脚骨递给我，转身走了，我听见他自己念叨说见过被鱼骨头卡住的，还没见过被猪骨头卡住的，这个死得还真新鲜。
班长莫名其妙地就这么死了，死于回城前夕，死在一块猪骨头上。我们既觉得难过又觉得好笑，因为他死得实在有些荒诞，其创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那块猪脚骨我保留至今，从那以后我吃猪蹄都很小心，跟摸骨算命的一样把猪蹄先摸一遍，然后一点一点啃，一个猪蹄一般都啃半小时，以至于后来我对猪脚骨的骨骼构造了如指掌。当时我是真害怕班长的冤魂找上我，因为是我提议去养猪场杀猪的。这件事我从来不敢讲，我不想承认班长是我害死的，可班长的死又确确实实跟我有关系。在医院的时候，我又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不祥之人，克死了班长，可班长与我非亲非故，我为什么会克死他？这一点我至今也没想明白。
班长死得迅速又荒谬，使我大起人生无常，风云不测之叹。不过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被噎死的人，死得又如此戏剧化，不知道算不算喜丧。要是算的话我大概能心安一点。
要回城的知青这几天乱作一团，离婚的挤破头，有办事员一天就办了三百多件离婚请求，发证发到手抽筋。生了孩子的四处张罗把孩子送人，那架势像是这孩子根本不是亲生的，而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甚至有送不出去的直接遗弃，把孩子扔到派出所啊、民政局什么的门口。我在县城见过几个弃婴，有的就扔在垃圾堆旁边，都发臭了也没人管。各个农场的汽车都连轴转，把知青往火车站拉。勐捧农场有辆卡车拉了七十多人，严重超载，走山路的时候司机累得不行，开着开着就睡过去了，卡车翻入山沟，七十多人摔成大肉饼，人体器官撒了一地，根本分不出谁的胳膊谁的腿。
我走得比较晚，既不用离婚也不用送孩子，因此回城的手续办得很顺利。场部后来把公章直接挂在门口，要盖章的自己过去吐口唾沫一按就行，方便得不得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办事效率这么高的单位呢。几天以后，偌大的农场变得冷冷清清，到处是知青们扔下的破烂和捣毁的工具，很难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