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维”，从南洋收到的海防经费中拨出四万两。又经新任两江总督左宗棠续拨四万两，船政自己向粤海关催到现银一万两，期票两万两。虽距二十万的开办经费和总额四十万的建造经费相距还远，但已能稍解无米之炊了。
1883年1月11日正午，马江午潮涨满，黎兆棠与船政提调吕耀斗等官绅祭拜天后、江神、土神、船神，船政工人们一根根抽调船台上支撑新式巡洋舰的木柱，万众瞩目中，这艘从开始设计到最终建造经历了将近六年的军舰跃入江中，黎兆棠为其命名“开济”。
开创船政一个全新舰种的“开济”舰，相比“杜居土路因”，“开济”的撞角式样要含蓄得多。照片中可以看到，南洋水师军舰的涂色和北洋一样，也是维多利亚式样，不仅如此，官制、旗帜、军服等方面，南洋一一效法北洋，这种“侵权”举动，曾一度引得自居为国家海军正宗的北洋强烈不满。
“开济”舰排水量2200吨，全长约83米，宽11。5米，吃水5。44米，舱深10。88米。各项参数与地中海船厂的设计相近，尺寸显得略微放大。军舰的动力采用船政自行组装的一台三汽缸复合蒸汽机，配合八座圆形高压锅炉，功率2400马力，是为船政当时制造的功率最大的蒸汽机。军舰的舰体材质采用原设计的铁胁双重木壳，“日后行船，匪特无虞渗漏，且利水程”，为了增强军舰的防护，舰内增设了大量铁质水密隔板，相比此前船政建造的兵商两用舰船，显得更为坚固。
“开济”的武备布置完全按照地中海船厂的设计进行，均委托泰来洋行从德国进口。主炮是两门210mm口径的克虏伯后膛炮，安装在舰首附近左右的耳台中，每门炮的射界135度。副炮选用八门120mm口径克虏伯炮，其中两门安装在舰尾附近船舷的耳台中，射界各125度，一门装在尾楼甲板上，射界225度，另外一门装在首楼内，四门分布在前后耳台间的船舷两侧，射界各是70…80度。总计全船主副炮多达十门，火力可谓强大。（17）
美术作品：航行中的“开济”舰。创作：海军史研究会李晓雷。
除了与“杜居土路因”的众多相似点外，“开济”也有明显的自我特点。和母型外观区别最大的是，“开济”舰八座锅炉只用了一个烟囱，而“杜居土路因”的烟囱则为两座。另外，“杜居土路因”的硕大撞角也被缩小，显得与船政此前建造过的“威远”级军舰的撞角类似。
经过大半年的舾装，“开济”舰始告完工，按照惯例要驶出大洋航试。1883年9月27日、10月1日、10月11日，“开济”舰连续进行了三次测试，逆风逆潮时，航速达到16节，超出了设计要求，“船身尚属牢固，轮机尚属灵捷，洵中华所未曾有之巨舰，海防必不可少之利器”（18）。
“开济”航试前，南洋派来接舰官兵，其中担负管带一职的何心川是船政学堂的首届学生，与刘步蟾、林泰曾等同为首批海军留英学生，留学回华后，就被沈葆桢调用于南洋，此次是作为南洋水师的军官回闽接舰。极少有人注意的是，何心川率领南洋水师官兵驾驶“开济”进行的航试，实际是由船政“扬武”舰管带张成随舰会同指挥的，这个不寻常的小细节不久以后就会揭示出一个大问题。
江南风雨
清末总理海防事务的官员，不仅有分管近代化海军建设的李鸿章、沈葆桢等人，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湘军水师名将彭玉麟。彭玉麟，字雪琴，祖籍湖南衡阳，太平天国战争时，随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因镇压太平天国颇为得力，屡屡升迁，成为闻名一时的水师英雄。太平天国剿灭后，彭玉麟一度任长江水师提督，后被清廷特命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总统长江沿岸各省旧式水师。
台湾事件后，清廷整饬海防，彭玉麟受命加强长江及海口防务。复奏清廷的报告中，彭玉麟念念不忘长江水师的传统战船，称“水势浅窄，港道迂曲之处，为轮船所不能到者，则非长龙、舢板不为功”，坚持这些船只不应被裁撤。同时，承认长龙、舢板根本不是外国轮船的对手，但对于日久无功的购买铁甲舰计划又不是很认可，而是拿出了一项建造小轮船的计划。彭玉麟认为即使耗费大量资金购买了几艘铁甲舰，但是与列强的铁甲舰相比，“我少彼多，彼不妨置破甑于不顾，我不能为孤注之一掷，孰赢孰拙，得失判然”（19）。提议多造至少十艘长五十余米，头尾配主炮，预算七八万两银子的小蒸汽炮舰，选用长江水师久经战阵的军官出任管带，配合懂得近代军舰的学生出任帮办，雇佣沿海渔民为船员，“该船不争大洋冲突”，采用近海防御战术，“无事时则巡缉洋面，有事则防堵海口”，如果外国军舰竟然敢入长江，则发挥这类小军舰吨位小，数量多的优势，群起而攻之。这样的构思，显然与彭玉麟长江水师的出身有很大关联。至于小轮船的设计，彭玉麟粗画了草图，会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分别拿出详细方案，以供选择。
正在建造“开济”号巡洋舰的福建船政接到任务，黎兆棠命令魏瀚、陈兆翱、李寿田等工程人员就彭玉麟绘制的草图进行推算、估价。显然草图里的方案根本无法操作，船政另外又设计了一份长45。72米，1500马力，不含火炮在内的造价十六万两的炮舰方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彭玉麟对此会商，决定采用，由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广东黄埔船坞分别建造，又因黄埔船坞能力有限，改由沪厂、闽厂分造。
因为同时起造十艘财力有限，确定先建造五艘，其中江南制造局认造两艘，福建船政造三艘，造成后全部用于江阴以下长江的巡防。当时南洋海防经费奇绌，在福建建造的“开济”还拖欠着几十万银子未付清，更无力支应新军舰工程，刘坤一上奏要求长江沿岸的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五省各负责筹措一艘炮舰的经费。“（炮舰）本不仅为江苏一省，湘鄂西皖实亦休戚相关，自应谊切辅车，不分畛域，各筹款项，共固藩篱。”（20）
江南军舰计划的重要推动人，两江总督左宗棠。
刘坤一上奏后，整整一年过去，各省均态度冷漠，彭玉麟要的小轮船始终只是停留在福建船政绘制的图纸上。1881年10月28日，当了几个月军机的左宗棠，终因在军机处鸹噪不已，惹得同僚厌恶，被发出京，接替刘坤一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21）
1882年2月12日，左宗棠在江宁正式接任视事，时值中俄关系交恶，即奉旨着手办理南洋海防。左宗棠、彭玉麟早年都是湘军大帅曾国藩的麾下，几十年过后，老战友再聚首，把酒言欢之余，南洋小炮舰的计划得以重新推动。
1882年9月11日，左宗棠上奏南洋的海防安排事宜。比较突然的是，除去彭玉麟计划里的十艘小炮舰外，左宗棠称要按照福建开造的“开济”舰，再建造四艘同型巡洋舰，所需经费从江淮新征的盐税等厘捐中支取，而且居然称，这个想法还和李鸿章当面做过协商，“昨与李鸿章晤商，亦以为宜”。
左宗棠、李鸿章是自太平天国战争开始就为仇一辈子的老冤家，但表现到台面上的奏折以及两人来往书信，大都是和衷共济的模样。就在左宗棠抵任两江的时候，李鸿章因母亲去世，回安徽原籍守制，又因朝鲜发生壬午事变，被紧急召还直隶。北上时，李鸿章函商左宗棠帮助安排轮船接送，这才使得二人有机会在江宁做了会晤。
然而阳光四射的台面下，二人各自的私人书信里却是另外的场景。左宗棠抵任两江之后未久，写信给船政提调吕耀斗，表示自己创办福建船政“不独地势合宜，其规画布置亦颇不苟”，但是自己走后不再过问，言下之意，船政出现的经费紧缺等情况，都是自己后任的责任，影射沈葆桢、李鸿章同盟的意思极为明显。（22）对于北洋平息朝鲜壬午兵变，左宗棠称“此乃《合肥全集》压卷之作，然非诸将谋定后动，合南北洋全力图之，恐不臻此”（23）。
同样，李鸿章在与僚属的书信中也充满了对左宗棠的非议，“左公自谓到任后自有办法，其近名而多意气，政府同事无不相知”（24）。“左相于西国水师诀要茫未有知，恐未必大有振作也。”“招商局近来甚为兴旺，左相訾其为商人射利，于国家无益，亦可谓暗于大局矣。”（25）
二人之所以在续造巡洋舰问题上取得一致，既因为恰好都在着手加强海防，同时李鸿章对船政巡洋舰的持续关注，也显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在与左宗棠会晤前，当年年初李鸿章还曾致信船政大臣黎兆棠，询问“开济”的建造情况，“快船工程若何？”“经费能否接济？”既然此时左宗棠提出要再由船政继续建造巡洋舰，此举无疑对船政的发展大有好处，李鸿章乐得附议。
1883年1月2日，左宗棠向清政府汇报南洋建造军舰的计划已全部安排，此时的情形则会让李鸿章感到几分失望。继造的四艘“开济”级巡洋舰的订单，只分了两艘给船政，另外两艘左宗棠交给了德国泰来洋行经理福克，让其作为中间商，再去转包给德国船厂建造。这件突兀的事情背后，左宗棠在西征时与德国军火商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显然起了很大作用。与第一艘“开济”号不同，由于船政建造大型巡洋舰所需的硬件设施扩建改造已经完成，后续的这两艘巡洋舰造价（不连炮位的价格）分别为三十万两，泰来洋行在德国转包的两艘巡洋舰每艘造价则是约二十七万两，算上炮位及来华的运费，总价将高于船政的两艘。
彭玉麟一心想要的小轮船左宗棠也做了变更安排，并没有像前任刘坤一那样准备由船政建造，而是全部交给江南制造局。根据江南制造局估算，每艘造价十七至十八万两，也高于船政的预算。左宗棠决策十艘军舰全由江南制造局制造，先行建造一艘试验。
总价数百万的建造合同中，船政只分到了寥寥两笔。
左宗棠对于沈、李合作，淮系势力影响船政的不满情绪，很快还会进一步发泄出来。
1884年1月4日，福建船政遭到了自创办以来，最为措辞激烈的参奏。上奏者不是别人，恰恰是当年一手缔造了船政的左宗棠。
这篇奏折正是因“开济”而起。1883年10月22日，“开济”通过航试后，当时接替黎兆棠出任船政大臣的张梦元即上奏清廷，报告“开济”将于23日起航南洋。然而事实上，“开济”直到一个多月后的12月9日才到达吴淞口，之所以拖宕如此之久，在于“开济”返航过程中发生了一桩机械故障。左宗棠的奏参，就是借此生题。
左宗棠称，他所得到的消息均出自“开济”舰管带何心川的报告。据何心川说，“开济”舰10月23日离开马尾五虎门北上，当天夜间突遭飓风，紧急时刻，舰上的抽水机居然都不合用，导致舰内积水，“激翻铁板，碍及轮机不能旋转”，随即就近停靠岸边抢修，经过三昼夜抽水，于27日回到船政修理。之后，左宗棠叙述的情节足以让听者为之震怒。称，回到船政后，何心川以抽水机故障被迫返航报告船政大臣张梦元，孰料张梦元竟然退回报告，要求何心川改写为因为是遇到飓风船只受损。
据此，左宗棠抨击船政造军舰“俨如居贾者以劣货售人，一出门则真赝皆弗顾。故一经风浪，百病业生”。接着矛头又指向“开济”的技术参数，称“开济”设计吃水一丈七尺，实际却达到一丈九尺。设计航速每小时可以航行百里，但是到两江实测只有九十多里。最后居然将当初“开济”的预算四十万两，与船政新造两艘巡洋舰报的预算三十万两进行混淆，称“开济”最初的预算三十万两，居然实际耗费了四十万两。最后发表感慨“臣昔年奏设船政局，原为自强之计，具有深意”，“闻近年该局员匠愈趋愈下……均不似昔年规模”，遂要求严行申饬船政大臣，革退不力的员匠，大有重夺船政河山的意思。（26）
何心川，福建船政学堂首届学生，首批海军留英学生，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后派往英国南非舰队实习，中途因病返华。回国后，长期在南洋供职，自接收“开济”闹出风波开始，相比其同学，仕途始终坎坷，后任“寰泰”舰长。1903年，因管理“寰泰”练习舰敷衍草率，“不遵章教督课练，虚糜经费，旷废岁月，贻误水师人才”，被总督张之洞革职。
漫天乌云笼罩下的福建船政，即将要面对一场暴风骤雨。幸运的是，接替张梦元的新任大臣何如璋，很快查明了事件的真相。
原来何心川到达福建接舰时，船政担心其不熟悉新巡洋舰的技术布置，所以航试时派出船政的舰长张成辅助。10月23日“开济”出海后，遭遇飓风，舰上本来配有五座抽水机，完全可以应对船内进水，但是何心川率领船员手忙脚乱，操作失当，竟导致舱底抽水机的密封橡皮被热水浸化。对此情况，时任船政大臣张梦元顾及两江的面子，要求何心川重写报告，不要提操作失误，只说是因为飓风受伤。至关重要的是，当时张梦元还专门致密信给左宗棠，告知了内中实情，要求南洋选派更熟练的舰长来接替何心川，左宗棠也就此回过信。让人费解的是，在攻击船政的奏折中，左宗棠对此事完全是一幅全然不知的腔调。
“开济”返回船政修理后，原本很快就可以北上，刚好从德国进口的全船火炮运到，于是又在船政等待将火炮全部装配，耽误了时间。至于左宗棠挑出的技术问题，全部迎刃而解开，原来船政奏报的吃水深度是用的工部营造尺单位，左宗棠竟以其与鲁班尺单位不合而批评。同样的，船政计量的军舰航速是以法国海里计算，而左宗棠以其与英制单位不符批评之。至于左宗棠打乱顺序，称“开济”造价超过预算一事，何如璋更是毫不客气地予以回驳澄清。
作为此事的收尾，左宗棠将责任全部推卸给“开济”管带何心川，予以撤任了事。虽然事实证明此事船政毫无责任，不过左宗棠上奏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广为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