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危险性极高，“前膛炮筑药、装子、洗炮均须人出舱外，身当炮口，既虑敌炮见伤，又防余药遗患。”之所以仍然坚持选用前膛炮，是认为前膛炮这种设计成熟可靠，更为坚实，“在熟知其性者，舍所短而用所长，庶几收其利不受其害”。与船政五年计划中其他的150马力、80马力炮舰相比，“扬武”舰舰如其名，其武力配备无疑是此时船政所造各种舰船中最为强大的。
根据船政档案记载，船政在“扬武”舰建成当时曾将全套图纸资料呈送总理衙门存档备案，由于总理衙门档案1949年以后大部迁移去了台湾，这套图纸由此杳无音讯。至今国内所能找到的档案资料主要为文字资料，很难得到这艘军舰的外观直接印象，仅有20世纪90年代制作的“扬武”舰模型可以略窥一二，模型设计参与者称民国时代曾在海军部长陈绍宽的办公室中亲眼目睹过一件“扬武”舰老模型，所以现代的这件“扬武”模型虽然细节粗糙，但对了解该舰的整体外形特征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笔者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考证监制的“扬武”舰模型（1∶13），李民先生制作。
近年来，经波兰、美国海军史研究者提供图纸，并综合分析近期在法国发现的“扬武”舰高清晰照片，笔者对于这艘军舰的外观布局有了更加全面的掌握。2007年受邀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考证、监制大比例（1∶13）“扬武”舰模型，期间通过模型设计制作过程中的细化研究，对该舰的构造获得了更加具体化的印象。
“扬武”模型上的尾部飞桥区域，该区域是“扬武”舰的重要操舰驾驶场所。
“扬武”舰外形上的重要特征是舰首笔直，三桅单烟囱。当时西方很多巡洋舰已经开始在舰首水线下安装冲角，但是“扬武”舰首水下线型较为笔直，至船底部分突然内收，整体形状与“伏波”级军舰类似。“扬武”舰的三根桅杆均为大型军桅，每根都带有三根横桁，即均可以张挂方帆，“蒸汽之外兼恃风力……帆之面积必多，使涉远而无所乏”，方帆总面积高达1822。04平方米（其计算对象为横桁之间张挂的风帆），居船政各级军舰之冠。显得古意盎然的是，紧贴着横桁上表面，在横桁左右还各绑结着一根直径较小，两端略超出横桁的辅助桁材。蒸汽时代的舰船很多都保留着风帆设备，不过继续配用辅助桁材的并不多见，熟悉西洋古典帆船的人看见这种设备想必都会会心一笑，因为装备辅助桁材昭示着这是一艘可以达到极高航速的船只，这种设备属于风帆战舰的加速法宝。
军舰采用风帆动力航行时，主要依靠挂在横桁、斜桁之间的方帆、纵帆等，如果想要进一步增加航速，拥有辅助桁材的军舰可以在伸出横桁两头的辅助桁材端部再增挂风帆，增加受风面积，添加在方帆左右的辅助帆犹如生出的两翼，使得军舰看起来更为威武壮观。电影《怒海争锋》中有一幕法国军舰追击英国军舰的镜头，为了提高航速，法舰便在辅助桁材上张挂起了辅助帆，气势慑人。由此不难想见，带有辅助桁材设计的“扬武”，如果同时使用蒸汽、风帆动力，其航速之高在当时世界上足令人吃惊。
沿袭早期蒸汽巡洋舰的风格，“扬武”舰的舱面建筑显得较为简单，除了舰首有类似首楼的锚作业平台外，整个露天甲板呈开阔状态，“舱面以上不另盖房间，取其宽阔，便于演习枪炮”。锚作业平台和前桅之间，两舷各装备一门160mm口径威斯窝斯副炮，两门副炮之间是起锚绞盘。
前桅之后不远，安设着主炮、前部飞桥与烟囱、机舱棚等装备和建筑，舰型上属于旧式蒸汽巡洋舰的“扬武”还没有装甲司令塔这一设施，前部飞桥就是横跨在两舷舷墙上的一道狭窄平台，上面只是装了罗经等设备。值得注意的是，前部飞桥周围并没有舵轮设施。
“扬武”舰模型尾炮特写。
口径为190mm的主炮位于飞桥前下方，通过甲板上一道道弧形铁轨，水兵们可以将这个七吨半的笨重家伙根据需要推到舷侧的炮位，军官则站立在飞桥上督视下方的操作情况。紧紧挨在飞桥建筑的后方，是烟囱、机舱棚建筑。长方形的机舱棚四个边角上各有一个大风筒，为下方的锅炉舱提供通风。烟囱、风筒、机舱棚建筑邻近的舰舷两侧各有一个木制带有圆形百页窗的小房子。近代军舰上的厕所通常布置在首尾楼里，“扬武”既无首楼也没有尾楼，于是将厕所安顿在这里。厕所向后，直到后桅之间，甲板两舷密集分布着八门160mm口径威斯窝斯副炮，火炮炮门旁的舷墙内壁上除了安放有随炮的工具外，还有一根根映射着寒光的接舷战用长矛。
这排炮位的最后，靠近后桅的位置有一道横跨两舷的尾部飞桥。飞桥下方配有露天舵轮，供驾驶所用。“扬武”靠近舰尾的两舷各有一个炮门，另外在船尾还并排开设了两个炮门，配合四个炮门所用的是两门100mm口径的威斯窝斯火炮，可以根据需要更换炮位，或对向舷侧，或对向舰尾。设置舰尾方向的火力，在船政所造的军舰上属于首创，即使在同时代的西方船旁列炮巡洋舰上也并不多见。
中国现代以来，对于近代军舰的评价有个很不好的作风，即不顾军舰具体的所属种类，将各种军舰混为一谈。为了证明诸如清政府腐败、建造的军舰落后等先入为主的观点，而进行胡乱比较。例如将船政的炮舰去和西方的巡洋舰相比，又如将“扬武”这样的巡洋舰与西方的铁甲舰进行比较。实际横向对比“扬武”诞生时代的西方同类军舰，可以骄傲地称中国此时非但没有落伍，而且所制的“扬武”舰在同时期世界木质蒸汽巡洋舰家族中还属于性能较佳的一型。
1874台湾事件中日本侵台舰队的主力，二等巡洋舰“日进”。
船政旗舰
1872年4月23日，由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主持仪式，为第七号改造军舰向天后、江神祈福，“扬武”舰当日顺利下水，立即成了马江边一道众人瞩目的崭新风景。尽管此刻的“扬武”看起来还有些不够完整，她的锅炉、螺旋桨等设备尚有待于舾装期间来安装，然而夏献纶望着雄伟的舰体已经激动无比了，由他提出的改造巡洋舰方案终于结出了硕果。（11）
二等巡洋舰“扬武”问世后立刻成了船政的至宝，在当时中国也属于掌上明珠式的唯一的一艘巡洋舰，为这样一艘军舰选派舰长，自然需要异常慎重。几经思忖，曾任包括“万年清”在内船政多艘军舰的管驾、在船政管驾群体中资历颇深的舰长贝锦泉被任命为“扬武”舰首任管驾，全舰共编制官兵180人，几乎是“万年清”、“伏波”等150马力军舰的一倍。同样，为了建造“扬武”而花费的工期、工料、财力，也几乎是150马力军舰的一倍。为此，船政上奏清廷，请求对船政五年计划的军舰数量要求进行变更。经清廷允准，同意考核时一艘250马力军舰可以折抵两艘150马力军舰，“扬武”成了以一当二的军舰。因为“扬武”的建成，船政五年计划原定的16艘军舰建造要求于是更改成了15艘。
“扬威”完全竣工后不久，1874年台湾事件爆发，面对日本侵台舰队，守制归来重新复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受命率领船政舰队渡海抗衡，“扬武”则成为船政渡台舰队中最为显赫的一艘战舰。非常巧合的是，当时日本侵台舰队中的主力舰也是一艘二等巡洋舰，中日两国的两艘同类型军舰借此机会一起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1874年侵台事件中的日本巡洋舰“日进”，原是日本佐贺藩在国外定购的军舰，由Gips＆Son，Dordrecht公司在1869年建造，1870年编入明治政府的海军，与“扬武”的舰龄相差无几。“日进”舰的排水量1468吨，舰长61。9米，宽9。7米，吃水4。7米，装备一台卧式蒸汽机，四座方形锅炉，主机功率710马力，航速9节。主尺度与“扬武”略同，动力则相差较大，远远不如“扬武”。“日进”的武备包括178mm口径主炮一门，30磅副炮六门，也是一门换门架火炮配合多门船炮列炮的布置法，但是无论炮位数量还是主炮威力都显然逊色于“扬武”。（12）
上述比较可以看到，“扬武”舰综合性能优于同时代日本海军装备的同类型军舰，而且“扬武”还是中国的自造军舰。比“扬武”晚了12年，直到1884年日本才自行建造出了第一艘千吨级二等巡洋舰“海门”。可以想像，当1874年“扬武”舰挟着浩浩威风突然出现在台湾海峡时，带给日本的是一种何样的震撼。
台湾事件平息后，1875年3月24日，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突然提出要将“扬武”舰改成练习舰的请求，“拟将‘扬武’改为练船，取熟谙西学、堪以出洋之艺童荟萃其中”，并计划委任洋员德勒塞为总教习，带领两名分别精通帆缆、枪炮的洋员在舰负责训练。
将如此一艘颇具战斗力的巡洋舰更改为练习舰，粗看起来似乎非常不合情理，颇有大材小用的感觉，但沈葆桢奏折中随后的话语即解开了这个谜团。根据沈葆桢的设想，船政的舰船除了调拨各处使用的以外，其余的军舰此后均要经常性跟随“扬武”编队合操，“俾号令划一”。所谓的“练习舰”实际上真实用途类似于旗舰，借以解决船政舰队设立以来有舰无队，军舰训练始终处于单舰各自为政状态，缺乏舰队作战训练的缺陷，同时练习舰上直接培训出的熟练水手也可以随时填补入其他军舰，提高整个船政舰队的人员素养。从此，“扬武”成为了一艘特殊的“练习舰”——船政舰队的旗舰。（13）
鉴于“扬武”舰的地位发生改变，船政舰队提督因为需要经常性在岸办公处理日常事务，不可能随舰监督指挥，“扬武”的管带实际上就同时被赋予舰队总督操的使命，因而必须重新挑选一位地位较高而且熟悉近代化海军事务的官员，“惟轮船一日千里，或由内洋而外海，或由腹地而边忂，非有熟悉水务之大员坐镇船中，周历洋面，无以察其勤惰而策其精能”。此时，一位经历特殊的将领被选拔提起。
蔡国祥，字瑞庵，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湘军水师名将，曾在收复被太平军占据的安徽省城安庆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由于籍隶广东，濒近西风，根据一些记载称其可能对西洋事务有所熟悉。也正因为此，早在阿思本舰队事件时，时任巡湖营统带的提督衔记名总兵蔡国祥就被湘军大帅曾国藩选中，预备让其出任中国购买的蒸汽明轮炮舰舰队统领。倘若不是后来英国人从中作梗，导致这支舰队中途夭折，蔡国祥就将是近代中国第一支蒸汽舰队的司令。如同是昙花一现般，阿思本事件时期在官方档案中频繁出现的蔡国祥，此后就归于沉寂。直到1864年安庆内军械所仿制出一条蒸汽明轮小船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驾驶这条国产明轮船试航的正是蔡国祥，此时的身份则是军械所的轮船委员。
之后又沉默了十年多时间，几乎已居于闲置的蔡国祥这时被闽江之畔的船政提起，显得多少有些突兀。之所以蔡国祥被船政起用，答案实际就在申请将其留用船政担任“扬武”管带的奏折末尾。与众不同的是，这份奏折并不是船政大臣沈葆桢单独署名，陕甘总督左宗棠竟然也在之后连署，蔡国祥早年与湘楚军将领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交情显然在这次出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持慎重意见，船政大臣沈葆桢和陕甘总督左宗棠在保举奏折中还是预留了伏笔，称之所以选中蔡国祥是因为看中阿思本舰队时期的前例，“前经大学士曾国藩拟派统带轮船，嗣以李泰国违约轮船发还而止。曾国藩素有知人之明，该提督为所赏识，必非庸庸者比”，一股脑把选人的责任全推在已经故去的曾国藩头上，如此将来如果出现蔡国祥不堪使用的情况，选人不当的责任也是曾国藩的。此后奏折中话锋变换，“但该提督由长江水师出身，外洋情形非试之实境，臣等亦未敢深信其能。现拟令暂充督练之职，俟其周巡海上数月，如果于外洋驾驶窍要娴习精通，能诱掖诸艺童，咸折节以取西人之长，无桀骜以蹈西人之习，再奏恳作为统领，以专责成”，表示出了一种极其谨慎的态度，先只是让蔡国祥临时代理而已，考察合格以后才能正式委任。（14）
纵横四海
1875年11月18日上午7时，一艘维多利亚涂装的三桅蒸汽军舰缓缓驶入日本长崎港，与在港的日本军舰和炮台互鸣21响礼炮致敬，已经改为“练习舰”的“扬武”由管带蔡国祥统率，开始了搭载船政学堂毕业生进行在东洋沿海的远航实习。较为特殊的是，曾在阿思本舰队时期准备委任为蒸汽军舰舰长的蔡国祥胞弟蔡国喜，也随乃兄一起到了船政，此时担任“扬武”的帮带。同舰搭乘的实习生有萨镇冰、林颖启、吴开泰、江懋祉、叶琛、林履中、蓝建枢、戴伯康、许济川、陈英、林森林、韦振声、史建中等，“扬武”上的远航经历，是这些中国最早的海军军官接触海洋的开始，是其个人蓝色事业的起点。（15）
因为根据清政府1874年与日本谈判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的规定，中国军舰在长崎等条约规定的日本口岸享有自由进出权，因而此次访问无须事先通报日方，中国军舰可以直接抵港。“扬武”舰的访日，是为近代中国军舰首次访问日本。18日当天，日方邀请蔡国祥等中方官员上岸参观。作为回礼，19、20两日中方则在“扬武”舰上举行茶话会回请日方官员。停泊至27日，“扬武”舰起锚离开长崎，改道日本横滨游历，继续了解、熟悉日本港口情况。
一年过后，1876年12月13日，星期三，中午时分由上海开往英国的“达梵廓尔”邮船在雨中抵达新加坡。作为船上的特殊乘客，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惊讶地看到新加坡港内居然停泊着一艘黑白黄三色涂装，桅杆上高扬龙旗的中国军舰。听说钦差出使大臣路过，舰长、帮带连同新加坡当地的著名侨领胡璇泽（Mr。Whampo）登船拜访。“廿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