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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党中央关于“坚决打击敌人主力，孤立分化敌人，以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指示，红军一方面集中兵力给蒋的嫡系胡宗南部以狠狠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东北军各部严格按照统一战线原则积极进行工作。当时，对东北军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联合起来打日本”、“打回东北去”等等。
开始，东北军中有些顽固分子对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总想和红军较量。6月初。东北军的两个骑兵团向红军部队挑衅，发起进攻，我军被迫奋起还击，一举歼灭他们4个连。红军对俘虏待之以礼，讲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东北父老姊妹的悲惨遭遇，感动得大多数东北军声泪俱下，要求打回老家去，赶走日本兵。红军将缴获的300余支步枪、马枪、轻机枪和马匹送还他们，并列队欢送他们回部队。许多东北军的官兵与红军指战员依依不舍，发誓：“如果我再和红军打仗，就不是中国人”。
此后，红军与东北军的阵地，白天是碉堡对峙鸦雀无声。晚上，双方阵地口号声、歌声、笛子、胡琴声连成一片。《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走，朋友，我们为爹娘报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是红军指战员和东北军官兵都喜爱的歌曲。双方此起彼伏的歌声寄托了大家对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共同意愿和决心。
西北高原，不少地方缺少饮用水。当地老百姓在雨雪季用土窖收藏雨雪，上面盖上石板，并加以伪装，只供自家使用。红军模范行为，使人民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哪怕自己没水喝，也要供给我军指战员．但却宁死不愿意让白军喝上一口水。当时东北军各部队也极其缺水。经我们反复向群众申明大义，群众终于同意给东北军官兵送去急救之水。红军部队还派出主要领导同志与东北军官兵联欢，并签订了共同抗日的协定。
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通过我们采取各种形式，经过不断努力宣传，更以红军的实际行动，逐渐被东北军广大官兵所理解和接受，使之抗日救国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红军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胜仗
当西征红军正在陕甘宁广大地区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政府和争取东北军抗日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红二、四方面军冲破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由川康地区向北挺进。
1936年8月底，西征红军各部队接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开始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各级干部不分昼夜的为兄弟部队筹集吃、穿、用等一切物资；战士们想方设法缝制和准备衣服、帽子、鞋、手套、护耳等防寒物品。
9月初，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二、四方面军从予旺镇、同心城、里城镇出发。10月1日，红七十五师攻克会宁城，全歼守敌两个连。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县之清江驿和静宁县的界石铺与红一军团胜利会师。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10月10日，红二师在界石铺与红二方面军会师。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联署发出了对一、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和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的贺电：“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对中国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部队第一（一部）、二、四方面军在西北地区汇集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极大的增强了各界爱国同胞抗日救国的信心。给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人民以新的希望。它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妄图消灭红军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是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失败。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极大的震撼了蒋集团，他们急忙调集260个团的强大兵力，疯狂地向尚未得到休整的红军猛扑过来，又一次做起一举歼灭红军的美梦。
蒋军仅在会宁、静宁地区就集中了第一、第三、第三十七、第六十七和第一军5个军的兵力。在红军向北挺进时，敌人分成4路展开追击。一路是敌三十七军毛炳文部，一路是敌三军的王均部，此两路又会合于会宁地区，为左路军，分别驻冯家堡、郭成驿，向静远追击我军。胡宗南部主力第一军4个师为中路军，由静远地区出发，经新营向海原追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为右路军，由固原里城镇追击。敌军企图在黄河口东地区与我决战，以消灭红军。
在敌我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决战方针是：通过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于我有利的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
红八十一师奉命抗击敌右路军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我们从10月底自黑城堡开始抗击，每天只准敌人前进30华里以内，而使其中路军侧翼暴露，造成我军夹击之势，便于我主力红军在有利地区内歼灭敌中路军的胡宗南部。
主力红军甩开敌人，转移到大抗池、海原地区稍事休整后，继续向予旺堡、同心城挺进，直达海原以北地区。这时，海原之敌马鸿逵第三十五师及东北军骑兵师趁火打劫，由北向我红军压来。11月19日，主力红军到达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11月23日，我抗击部队在无线电通报中得知，主力红军已于11月21日在山城堡将胡宗南主力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的全部和二三四旅的2个团歼灭。
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立即传到各个部队的各个角落。正在河连湾阵地抗击敌人的八十一师官兵，欣喜若狂地庆祝山城堡大捷：“胡宗南真愚蠢，被我牵到山城堡，四面受围攻，美梦一场空。损兵折将赔老本，战战兢兢，抱头鼠窜逃回营”。20多天来部队艰苦抗击的疲劳，霎时变为无穷的力量。各单位都要求担负最艰苦的任务，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惊心动魄的李家塬反击战
在抗击敌人右路军的过程中，八十一师在李家塬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
11月18日晨，东北军六十七军的1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避开了我师侦察科长周凯东带领的侦察部队和警戒，从另一条小道偷袭，包抄了我师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占领了周围的制高点，截断救援部队的通路，使司令部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情况十分紧急。
趁敌人还未完全部署停当，我不容分说地要求师长文年生、参谋长李寿轩和政治部主任李志民，迅速去与司令部相隔一条沟的二团。名义上派他们去指挥战斗，相机派兵来解司令部之围，实际上我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死战，决不能让这些宝贵的长征干部发生意外。
我师师部只有一个百余人的教导队加上警卫连，兵力总共不到200人，都住在百姓靠山头阳坡挖成的地窖子里。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火网封锁了我们所居住的各个窑洞的出路，电话线已被切断，电台的天线杆也被打倒失去作用，隔断了我们相互之间的联系。
在没有任何通讯联络的情况下，我命令和我住在一起的师部司号长吹起了冲锋号。
各个窑洞中能够参加战斗的人员，一听到师指挥部发出的反击号令，毫不犹豫地冲出窑洞，勇猛地扑向正以为得势的敌兵。将数十倍于我之敌，逼到极为不利的地段，当场消灭了百余人，其余溃不成军，夺路逃回原来的驻地去了。此战缴获的武器弹药成堆。以后根据上级的指示，将俘虏的敌伤员和缴获的战利品又全部送还东北军。
这次战斗，干净、利索，我军付出的代价也很小，只有警卫连排长白金富脚部负轻伤。这个转危为安的漂亮的反击战，受到总部的嘉奖。
此后我师在河连湾一带休整。12月13日晚12时，干部、战士围在一起收听了中央军委发表的有关“双十二”事变的电报。大家兴奋得再也难以入睡，议论纷纷。有的不放心对蒋介石的看押，有的要求立即请求军委，让我师去增援张、杨的部队等等。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胡保顺说：“双十二”事变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它将带来新的任务和要求。我师当务之急是做好一切适应新形势的准备工作，如加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加深研究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战略战术，提高作战本领，加强对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友军的团结等等。大家认为有道理。
“双十二”事变后不久，中央军委命令将八十一师恢复为二十七军，调关中红一团归属为第一团；并将在保安红大学习的贺晋年调回为军长，决定由我担任政委。我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不够高，军事理论欠缺，很需要进一步学习、提高。于是，要求到保安谒见毛泽东，以申述进抗大学习的愿望。毛泽东接见了我，他亲切的说，军委再三考虑让你担任军政委比较合适，这个决定不好改变。八十一师是在西北土生土长的好部队，它是陕北人民用心血培育起来的一支子弟兵。在这个部队你从连指导员一直干到师政委，当个军政委有什么困难呢？我再三提出念一期红大再工作，他连连摇头。
我又向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出这一要求：答复是：“你回部队把工作做好，我们再考虑”。12月下旬，接到我去红大一科报到的命令。临走前，我向接任军政委的王平交待了工作。
1937年元月，我离开了红二十七军，走向新的学习岗位。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
●抗大学习八个月
离开红二十七军以后，我到红军大学一科学习。当时校址在保安县（今志丹县）。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由于形势的迅猛发展，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随中央迁到延安。抗大一期于1937年1月20日正式开学。我所在的二队住在延安城东北角的原延安四中所在地。
二队学员约六七十人，队长倪志亮。学员中有张震、陈正祥、肖望东、李东潮、梁钧、贺子珍、何廷一、康克清、余秋里、王尚荣、吴克华、杨秀山、卓雄、王赤军、王世泰、黄罗斌、肖星怀、曹光华、彭林、雷震、吴岱峰、齐渭川、高启甫、张涛、刘仁保、高波、谢富治、朱德崇、刘世谋、李兰（大学生）等。学员主要是军、师、团一级的领导干部。
我们班有8人：张震、谢富治、刘世谋、朱德崇、肖星怀、梁钧、刘孝安和我，分住在两个房间里。我和谢富治、刘世谋、朱德崇住一个窑洞一条炕，我任班长、党支部委员兼小组长。
学员队直接由学校教育委员会和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领导。毛泽东兼学校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长。
在盛大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自为学校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教员是干部中的干部。你们教的学员毕业出去，许多是军长、师长，他们就会发展到几十个师、军。教育工作是革命工作，教育要树立活着当一辈子教员，死了就埋在清凉山的决心。他要求学员把抗大的学习，视为对自己的磨练。在抗大这个“磨刀石”上，把过去存在的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思想上保守等不好的东西磨个精光。变成一把锋利雪亮的钢刀，去创造新社会，去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政治、军事上要下功夫，把自己锻练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抗大的学习只能为同志们打个基础，真正学到东西还要到革命实践中、到工人、农民中去，活到老学到老。
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党的理论工作者，亲自担任我们的教员，毛泽东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刘伯承讲授《红军建设》、《战略学》、《苏联红军野战条令》；林彪讲授《战术学》；朱德讲授《中国问题》；张国焘讲授《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马列主义》；张如心、吴亮平、张闻天、罗世文等讲授世界革命运动史、政治常识等课程。
●毛泽东讲课
毛泽东每周给我们二队上两次课，这是学员们最爱听的课。他的课程涉及哲学、经济、军事、政治等许多深刻的理论问题，对于工农干部来说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但经主席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分析、讲解，就变得容易理解和消化了。他常常用生活中大家都熟悉的事物，或用大家都听得明白、记得住的故事进行比喻，解释，使深奥的革命道理容易被接受，也使枯燥的理论课变得活泼有趣，吸引学员们不断的去追求新知识。
一次他讲起武松打虎的故事。他说由于武松最初忽略了松树这一客观条件，他运足力气的一击就没能打在老虎身上，而是被松树挡住，打断了他手中唯一的武器一哨棒。但后来他接受了教训，集中注意力于主要矛盾——老虎身上，当老虎再次扑向他的一刹那，他闪过猛冲上来的老虎，顺势骑到它身上，终于把老虎打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与敌人作战要充分分析有利和不利条件，因势利导，使各种条件发挥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作用。
毛泽东讲到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时，曾举了《水浒》第九回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例子。林避开洪的锋芒，有准备的退了两步，看准洪教头的破绽，在洪又上来的一瞬间，把棒向地下一挑，一个转身，直扫洪踝骨，一个子就把洪教头打倒在地。这一简单事例概括了“诱敌深入”这个战略思想中的许多应注意的关键问题。他在讲《实践论》时，强调革命者应注意遵守的基本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时间、地理条件制定自己行动的方针和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牢记这项原则，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否则就会导致失败。他的这些讲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难忘教员
朱德以他自己的丰富经历和历史知识，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