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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考古实物支持年代之前，汉族及其先民已有独特的服装体系了。如《史记》认为“华夏衣裳为黄帝所制”。《易经？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诗经？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
汉服服饰制度自周代至明代，三千年来汉人服装的基本特征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显示了世界各地包括欧亚美洲人对中国服饰文化的倾慕和向往。直到三百多年前满清入关，这一服饰制度才消亡。1644年明朝灭亡后，在与南明的战争中，满清统治者为削弱汉人的民族认同感，以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而大力推行满族发型和满族服装，用残酷、血腥的手段禁止百姓穿戴汉族服饰，史称“剃发易服”（“剃发”也作“薙发”）。这使得汉服逐渐消亡。在文明、信仰方面，满清贵族采取剃发易服、大兴文字狱、篡毁史书、压制汉官等种种手段，坚决摧毁汉民族自尊、自强的民族思想、科学精神和先进“华夷之辨”意识，坚决打击汉民族的文明优越感。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遭到严重歪曲和削弱。直至如今。
由于满清时代离我们最近，所以它留下来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迹也最多，有形的如马褂旗袍，尽管它们实际上属于满族服装，是满清贵族强加给汉民族的民族耻辱，但是它们至尽仍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有着深厚印象和感情，一直被误认为“中国服装（唐装）”或“汉族服装”，却不知这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马褂、旗袍不合宜地占据着中国国服的地位，使汉族人在很多场合陷入尴尬或无知的境地，更使宪法中关于民族平等的条款在文化层面上成为空文。无形的文化遗迹如辫子，即西方人俗称的“猪尾巴”，是近代西方人嘲笑中国人最热的话题。另外则是国人对中华文化的否定或不自信，崇洋媚外，哈韩、哈日尤其是过分崇尚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等精神毒害。
满清入关和野蛮统治使得华夏文化只在日本和朝鲜半岛得到部分继承和发展。有着明显汉服特征的和服和韩服分别是日本和韩国的民族传统服饰，而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至今没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服饰。韩国端午祭申遗成功，以及准备将中医改成韩医、将其它中华文化精粹申遗等，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尤其是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现状。要停止隐瞒歪曲篡改历史，恢复历史真相，积极宣扬华夏传统文化，找回华夏尊严与自信。
在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欧洲国家的人还把梳辫子、穿古怪服装当成中国人的形象，作为去中国旅游的招贴广告。外国个别人的刻板印象有待于时间长河与文化交流的改变。然而，我们今天的某些文化传播中却仍在宣扬“辫子”。个别地方旅游景点突出“辫子”文化卖点，用旁观者猎奇的立场陈示我们民族身上的伤痛与疮疤；“辫子戏”一度辉映荧屏，有识之士纷纷对这种“辫子”情结进行文化反思。鲁迅先生激烈批判的“辫子”不应再成为璀璨于人类文化星河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象征，至少不应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古典文化传承的人文标志。
最可笑的，是中国人自己，上千年汉唐衣冠丧失殆尽，穿个旗人的马褂，却叫“唐装”。至于“旗装”，可以望文生义，也就是旗人妇女的袍服，虽然今天的“旗装”和清代旗人女子的旗装比较起来略有变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点：立领、紧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见到汉人发明、创造的宽衣大袖是却称为“和服”，而和汉人的传统服装没有血缘联系的马褂、旗装，反登堂入室，鸠占鹊巢，成为中国的“国服”，甚至也获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面对这种历史的捉弄，实在令人苦涩不堪！又痛心无比！
汉服运动是当前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形式。
汉服运动是21世纪初在中国国力上升，一部分汉族人民族主义思想“觉醒”的背景下，以青年族群为主体，以复兴清代前汉民族传统服饰为出发点，借此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回归华夏文明内涵为目标的一场文化运动。或者说，唤起民族意识、找回华夏价值、恢复华夏尊严、重振华夏文明和复兴华夷之辨（文化民族主义）是汉服运动的使命和目标。匡正明清史观和重建华夷之辨则是汉服运动的重要内容。
汉服运动实践参与者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兴趣，他们热衷和喜爱传统文化，有些精通诗词和古文，对中国历史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认识。他们以复兴华夏（汉）民族传统服饰为切入点来影响大众进而发扬传统文化和匡正文明史观。汉服宣传活动场域除组织及讨论活动计划的网络外，多为大中城市高等院校、具传统意义的事业单位、景点、公园等，常见活动内容有拜祭民族英雄、举办传统文化学习交流活动、参加相关传统文化表演，积极向民众宣传汉服概念和传统文化。
汉服运动的重要网上基地是汉网、百度汉服吧等网上论坛。近来由于不少城市实体汉服店或与汉文化相关的文化机构、商业场所的应运而生，汉服运动也开始从网络上的热议更近一步地迈向公众的日常生活。大约除澳门外，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台湾、香港，都不同程度地兴起了汉服宣传活动，乃至海外华人聚焦的国家和地区。随着汉服运动的深入进行和参与者规模的扩大，已使汉服运动的倡导者和交流学习场所由最初的以汉网为核心，逐渐呈现出以不同的网站为核心的分散化、地区化和多元化。
汉服运动实践者期待并欢迎任何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民族和国家，热爱和平与团结的朋友加入汉服运动。期待并欢迎所有同胞的热心关注和有益指教。
附录一：辩“大汉族主义”
所谓的“大汉族主义”，强加在汉族人民头上的一道铁链，对汉族人民的莫须有之定性，作为分化和瓦解汉族人民的一道工具，网上有诸多批判。现结合个人的意见，将网上的一些论述整理，供广大汉族同胞参考。
1、所谓“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有没有“大汉族主义”？自秦汉统一中国，汉民族的正式形成则为两千两百多年。在这此历史期间，约有35％的岁月是非汉族对中国全境或部份实行民族统治。汉民族，尤其是汉族普通民众遭受着民族、阶级的双重压迫自不待言，那么另外约百分之六十五的岁月又如何呢？
汉族的中原王朝对境内外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去考察。一是中原王朝弱势期，二是局势相对稳定期，三是中原王朝强势期。
第一，在中原王朝时期。中原王朝弱势期在中国历史上占相当比重，汉初、晚唐、两宋、明末均属此类。弱势期的中原王朝对咄咄逼人的塞外游牧民族大都采取割地、赔款、和亲等方法以取苟安。两宋最为典型，而晚明却较另类。由于明季有宋亡之鉴，士大夫阶级中主战派成为主流，再加上毅宗刚强的个性，使弱势的晚明仍对强敌采取抵抗态度。但无论如何，弱势的中原王朝，亦即弱势的汉民族与“大汉族主义”根本沾不上边。中原王朝为支付巨额的赔款、岁币必然向汉族民众征收更繁重的税赋。正是“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从而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
第二，在局势相对稳定期。局势相对稳定时期，两汉的大部、中唐、中明均可属之。这个时期的中原王朝虽不至割地赔款但大多也以柔性方式取得安宁。主要作法有和亲及进贡回赏、开边马市。把公主或以宫女冒充公主嫁给番王，构建姻亲关系以消弥或减轻、延缓游牧民族的入寇。进贡回赏亦以此为目的。让少数民族的酋长带少量土特产进京纳贡，然后回以重赏。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中原王朝的虚荣心，也可使强悍的少数民族酋长从中获取物质利益，使并无入主中原大志，只以攫取财富为欲的酋长们乐乎其中。为了让更多的游牧民族中的一般民众获得所缺的生活用品，中原王朝在边境地区开办一些榷场马市。此举也使汉地得到所需的马匹、井盐之类。进贡回赏的花费终究还是会转嫁到汉族人民的头上，尽管它不及赔款岁币那样沉重。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唐局势相对稳定。而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获大掠京都作酬劳的回纥，在肆意欺侮、压榨唐王朝几十年后终究因内乱和黠戛斯十万精骑的攻击而崩溃。当回纥部众解体衰微之时，唐王朝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反而以德报怨伸以援手。回纥散众分几支逃亡迁徙。奔西域的一支便成为当今维吾尔族之先民。南下唐境的两支得到唐王朝的善待。一支唐安置他们在振武、天德一带。给米二万五千石，绢三千匹。另一支迁居河西甘州一带。唐送其绢一万匹。由此可见唐汉民族的宽厚淳良，哪有“大汉族主义”的行事迹象？
第三，在中原王趄强势期。中原王朝的强势期当数又如何呢？检视史册可知，这个强势期相当短暂。散布在两汉、盛唐、明初的强势期相加也只占中国信史的十分之一左右。其所谓强势，是中原王朝对寇边的游牧民族出击并能取胜。这似乎有点“大汉族主义”的嫌疑，颇须探讨之。首先应弄清的是中原王朝的出击是什么性质？中外历史上民族、部族、国家的出击构成了人类历史的重要部份。从亚历山大东征到十字军东征直至纳粹德国的东征，从大流士的西征到成吉思汉的西征直至大和武士的西征，都是以侵略征服的形态出现。中国历史上历次中原王朝对塞外游牧民族的出击则截然不同，它不是以侵略征服为动力，而是自卫反 击。是在以岁币和亲等方式都不能获得安宁后不得不采取的军事行动。即所谓“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两汉击破匈奴、盛唐打败突厥的由来与经过都为稍懂中国古代史的人们所熟知。明初亦是如此。朱元璋恢复华夏后对退往漠北的残元势力并不穷追。朱棣经“靖难之役”即位后亦无伐北之心。他致书元主说“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元主竟将明使斩杀，朱棣大怒之余，忆及两宋惨祸。深知塞外游牧者终为华夏大患。委曲不能求，长痛不如短痛。遂在国家初定百废待兴之时毅然举兵北击。十四年之中，朱棣五次率兵亲征漠北。最终病逝征途。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有明之初造就了近半个世纪的北疆安宁。由此可知，无论两汉袭匈奴盛唐破突厥、明初击残元都是正义的自卫反击战争。与“大汉族主义”无缘。
对于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又如何对待呢？无论是两汉时期内附的匈奴，还是盛唐内附的东突厥，中原王朝都善待之。划出地域给其生息，并提供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如匈奴战败后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汉王朝让他们定居五原、云中一带。汉和帝时有人口二十几万。汉王朝每年给他们一亿九十万钱，保障他们的生活。如此厚待，连南单于都由衷地说：“生长汉地，开口仰食，惭无报效之义”。初唐灭东突厥后，得降众十多万。如何安置这些昔日烧杀掳掠的人群，唐庙堂之上展开了一场辩论。有一种主张是使回漠北。因“留之中国，有损无益”，“他日将成心腹之患”。另一种看法是，驱回原处，于情理有悖。而孔子有言：有教无类，如善待归降之众，晓以教化经年，则可变唐民，何患之有？故亦宜徙于中国边境各州。游牧农耕任其所愿。唐太宗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而且，唐太宗还给众酋长封以从都督到将军、中郎将等官爵俸禄。允许入主长安的就有一万多家。如此仁爱宽厚地对待战败了的少数民族，与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入寇得势后对汉人的血腥屠杀、疯狂掳掠真有天渊之别！这哪有丝毫“大汉族主义”的影子？
由历史可以知道，汉族正式形成后两千几百年的历史中，汉族民众从来没有拥有过象金国猛安、谋克户的女真全民统治权、元蒙四等人制的蒙古全民统治权，和满清八旗的满洲全民统治权。中原汉王朝奉行的是以怀柔驭蛮荒的国策，并无以大汉族去强行压服少数民族。更与满清入关后“留头不留发”企图以血腥手段同化汉族的政策有天壤之别。
因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是从不存在的。
2、现在中国是否存在“大汉族主义”？
大汉族主义，是指在民族关系中，强调汉民族的素质、地位优越于其他民族，进而谋求汉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特权乃至统治权。显然，它同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用以实现汉民族踞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法律法令政策；二是支撑这些法律法令政策的观点理论和现实表象。前者可视为“大汉族主义”的硬件，后者可视为软件。
上面对历史上所谓的“大汉族主义”进行了分析，说明中国古代是没有“大汉族主义”的。那么，现在中国是否真有“大汉族主义”存在？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综观中国的民族政策，几乎所有法律法规都是优待少数民族的，而只有汉族被排除在优待政策之外。大致一查，主要有：
第一，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哪怕是汉族人占多数，也要搞少数民族自治。既然创造了一个上位民族概念“中华民族”，包括了56个民族，又何来民族自治？既然自治，为何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族人也是少数民族，汉族为何在区内不能自治？有人说，现在政权是汉族的，可是政权领导层中也有少数民族，既然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中国都是中华民族的，何来民族自治区？
第二，少数民族可以享受优待的生育、就学、就业、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