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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子娶其母（无直接血缘关系）是为了保护女人和小孩，此固有一定道理，但妇女丧夫即失去生存的基础和能力，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水平之低下与落后。
女真人本是关外的游牧民族，入关前尚处于奴隶社会的晚期，风俗野蛮并未开化。譬如爱新觉罗？皇太极，先娶其姑姑博尔济锦氏，生三个女儿；接着又娶了博尔济锦氏仅13岁的侄女，后封其为庄妃，生顺治帝福临和三个女儿；后娶博尔济锦氏另一位26岁的侄女，即庄妃亲姐姐，生一儿子两岁即夭。当时满洲皇族视之为满洲习俗理所当然，并不为耻。类似的乱伦现象在游牧民族的人们看来，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即便是现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青海藏族仍然有男子与少女强行发生性行为的风俗习惯，这是当地人（甚至包括受害人亲属）所允许的，并不太会受当地社会的谴责或干预，刑法在这些地区难以进行干预。 但如果将这种风俗带入其它文明区域，必定造成文明冲突。故而在历史上，这些将野蛮、残暴看作正常现象的游牧民族贵族入主中原，无疑会给中华文明带来巨大破坏和灾难。
古代华夏文明长期领先世界各文明，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周边地区贫富差距巨大。不幸的是，冷兵器时代，中国北方草原是世界产马最多的地区，造成了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军事力量的强大。他们直接抢劫华夏文明，不断摧残破坏华夏文明，终於使得华夏文明落后于其它文明。若论吃苦耐劳，古代蒙古战士几乎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解决，从而才打下了疆域空前的蒙古帝国。
历史上中国遭受游牧民族的侵犯次数较多，每次都挺过去，使文明得以继续发展。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即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犯受历代重视而修建。蒙古人的进犯，使华夏第一次遭遇全境沦陷。汉人经一个世纪的反抗，终于把蒙古人赶走。明朝很快就追上了世界发展水平，甚至在很多方面还保持领先地位。
公元17世纪中国又遭遇了游牧民族第四次进犯，即满清对中原的进犯。那时西方文明已经崛起，他们已经彻底终结了游牧民族入侵文明世界的历史，并完全抓住历史的主动权，开始书写西方文明进攻游牧民族以及所有落后文明的新篇章。葡萄牙和西班牙把大半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横绝四海以至于到了中国；英国和法国人移居北美，英国开始把软弱的印度文明变成英国王冠上的明珠；欧洲文明中最落后野蛮的一支——俄罗斯，也乘着中北亚游牧民族势微之际，全力向东开进，把过去中北亚游牧民族故壤几乎全部鲸吞。而中国，在还没有遭遇西方人的挑战时，却遭受了落后民族的野蛮侵犯和巨大灾难。
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明代中国的文明仍属正常的，所以在蒙古入侵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按照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1215年的时候中国人口是1亿4千万，经过蒙古屠杀破坏之后的1290年只剩下6800万的人口，超过一半的人口被消灭掉，这是对一个文明接近毁灭性的破坏），又经过元末的战乱，明朝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起来，取长补短，并且放眼世界，积极学习科学技术，工商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的力量迅速发展。
而这一个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是一个文明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由于工商、文官阶层泛滥的自由化（包括自私、腐败等），中国遇上千年难遇的自然灾难，以及满清这个尚存奴隶制的政权的野蛮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打断和终止了。
满清的乘虚而入是华夏文明惨遭殖民征服的开始，落后的蛮族取得政权后，建立起民族间的寄生关系，对汉族人民（以及其他民族）进行野蛮屠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尤其在思想和文化上进行大规模的钳制和愚民。致使中国人口再次急剧下降。
我们应该记住，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是的贵族势力不断对汉民族地区的掠夺、迫害、屠杀甚至种族清洗，是两千多年来华夏文明不断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挫折和暂时倒退的罪魁祸首。历史上仅仅唐、宋、元三个期间，中国就先后被北方游牧民族屠杀了上亿人口。据有的日本学者估计，在五胡乱华的几百年间，中国先后遇害的人民数目达到两亿以上。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估计，中国两千年以来在游牧民族的屠刀下，有数亿人口丧生。中国在游牧民族铁蹄下丧失的，不仅仅是生命，而且是这些生命带走的文化、技术和追求文明的人文意识。
英国马嘎尔尼（Georgelord Macartney，1737～1806）使团在周游满清各地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情报，敏锐地察觉到看透了满清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他将满清帝国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疯狂战舰”，“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他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思议。”在“天朝”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时，他却预言它迟早“不再有纪律和安全”，毫不留情地指出：“（满清帝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再次丧权辱国和双重殖民压迫的苦难深渊。
对于历史为何“无情地把中国抛在了英国后面”的原因，许苏民总结道：
1。满清的血腥征服造成了汉民族先进生产力的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江南的市场经济。
2。禁止或限制民间对外贸易，特别是实行思想学术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
3。全面镇压和禁止知识分子党社运动，彻底扼杀江南市民社会萌芽。
4。剥夺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建立“道统”与“治统”合一的高度极权专制。
在中国17世纪下半叶，推动近代世界历史变迁的最伟大的观念变革——关于人的自由本质的观念变革——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而遭到窒息，晚明的自由火炬变成了沉沉黑夜中时闪时灭的萤火。再没有人敢像李贽那样大声疾呼‘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再没有人敢像东林党人那样公开主张“以众论定国是”，也没有人敢像黄宗羲那样大讲“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更没有人敢像王夫之那样批判专制集权强国论；晚明江南知识界普遍流行的真理大于权势的观念、真理只有在自由的讨论中才能确立的观念，等等，都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中化作了流淌着的鲜血，殉道者的血肉洒满了神圣的思想学术殿堂的台阶。到鸦片战争时，江南已经比英国落后不下3个世纪了。……综上所述，把江南与英国做比较虽不失为一种研究思路，但也不乏可以质疑之处，因为江南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它的发展受到广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制约，当游牧民族的铁骑如狂风暴雨横扫中国大地时，尽管江南人民反抗最烈，但也无法摆脱被征服的宿命。
对此问题，顾诚也认为：
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本书作者在所著《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
对满清王朝，马克思指出并评价道：
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闭关锁国）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
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 胡锦涛主席说：“一切通过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实现本国利益的行为，一切把本民族利益凌驾于其他民族利益之上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都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都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此可见，满清265年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和阻碍，是对先进文化的发展的最大毁灭。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满清统治是对中国人民的奴役。中国落后的根本外因是游牧民族的野蛮入侵。
四、批判历史上满清统治的必要性
1。满清野蛮统治的严重后果
通过前文的分别论述，我们可以总结野蛮的满清殖民统治对中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①阻碍科技发展并使其倒退；②扼杀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③使经济和生产力发展落后；④使中华文明全面滞后衰弱；
⑤使今人误解中华历史文化；⑥遗害中国人的史观文明观。
2。日韩因何蔑视、剽窃中国
日本、韩国（朝鲜）、在历史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朝鲜、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国“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自不必说，下面以明代阳明心学为例。
王学对近代日本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而“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著名诗句即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人生信条。
即使在明代，因丰臣秀吉野心膨胀而发动侵朝战争和明军作战时，日本对中华文明仍充满敬意。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第一章中说：
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
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
“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
“……而《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
……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