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答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段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有约束的，不能推到极端。可见，把孝当成子女对父母百依百顺也是对孔孟观点的曲解。
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其满清部族统治，奴隶制残余，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肆意歪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康熙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 他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从此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其颠覆，满清皇帝在政治上“合理、合法”为所欲为，败坏了儒学思想。陈寒鸣说：
表面上看，康熙此论是为颂扬儒家圣贤和赞誉儒家经典而发的，但实际上，他乃是要藉此表白自己既为“治统”之代表，又为“道统”之传人，“治统”与“道统”兼其一身。他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白：“世运代擅，隔千载，则必有神哲诞生其间，以承大统，以作名世。”而他本人当之无愧地是这种“隔千载”方诞生的“承大统”之“神哲”。因此，既然“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那末，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清廷统治也就不会因儒家有所谓“华、夷之分”论而不具备合理合法地位了。
强调君位独尊是康熙政治思想最基本的特色。康熙虽说过“君、臣一体”的话，但他更强调“天尊地卑，自然之定位也。……君尊臣卑，百王之大经也”。至雍正，发挥此论，将君主至尊无二的地位强调到绝对化程度。他认为：“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不可谓之人矣。”其中，“君臣居五伦之首”。根据这个原则，人之为人的依据首先是认同君臣关系，任何人都必须对君主俯首而从：“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臣下在行动上、思想上和感情上都要成为君主的傀儡，至于普通黎民百姓更应如此：“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藏其后。”君主专制制度在这里被绝对化，不留一丝回转的余地。嗣后，乾隆阅史至王安石向宋神宗抗表申理，使神宗悔悟巽罪，立即批语曰：“安石抗章，神宗逊谢，成何政体？即安石果正人，犹尚不可，而况不正乎！”按其语意，即使君主处理问题有误，亦不得更改，若改亦须君主日后自行为之，臣下是绝不能言君之非或擅改君之过的。这就将以往提倡向君主进忠言、做诤臣补弊救偏的儒家传统抛置一旁，只留下赤裸裸的“独夫”一人专制了。
于是晏子所说的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就不再是事实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仅仅成为臣下不得不执行的命令，而且还成为起码的伦理道德要求，要心甘情愿、感激涕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和奴性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要求和共性。
满清皇帝在把持了儒学语言解释权之后，满清“家有天下”、全面专制的观念也发展到了顶峰。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有了新的内涵。这句话中的“王”一般指一家之王朝，但这一家之王朝是必需服从于文明和进步的。或者说，这里的“王”指的就是文明和礼仪。而满清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他将天下一切都归于满清一家，彻底歪曲了这句名言。满清皇帝把明代以来主流的儒家“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说，满清皇帝既是教主，出言成“经”，从此儒学被阉割成了“奴学”。
满清王朝康雍乾之世“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凡是这种政权都是封闭的、保守的，极力压制任何异端思想的，这和文明进步是背道而驰，同历代中华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满清的种种所为，使得令人把“满清奴学”强加到历代中华政权，强加到传统文化，栽赃到儒学，将儒学当作满清黑暗统治的替罪羊。
明代有着厚重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能够发现和批判封建糟粕，并且有能力逐步解决问题，使中国继续保持发展和领先于世界。但满清的文化奴役镇压了晚明以来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因素，致使早期启蒙思潮一度中断。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也因之而丧失了自我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更新的契机。并且，它还造成中国人长期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
野蛮的侵略不仅蹂躏了中华大地更彻底改变了中华文化和文明。中华文明和文化被抹杀被扭曲；现在的中华文明是扭曲奴化的文明。比较元清和汉唐的中华文明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有四个方面的根本变化。首先，中华文化由俯视或平等的文化变成了仰视的文化；第二，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由襟怀宽广和开放的变成了狭隘和封闭；第三，中国人由自尊自信变得怯懦自卑；第四，中国人由崇尚高风亮节变得奴颜卑膝、由宽厚仁和变得阴柔鄙琐。
三、不懂野蛮的含义，不能讨论元、清问题
1。历史上游牧民族对文明世界的侵犯、掠夺以及巨大破坏
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三大文明区域和三大游牧区域。分别是：中东文明、中华文明、欧洲文明，和欧洲森林地带的印欧民族、阿拉伯沙漠的闪米特游牧民族、中北亚大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以及通古斯渔猎民族。
这六大板块，此消彼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造就了世界文明的主体格局及发展脉络。直至近代西方文明彻底战胜游牧民族之前，世界几千年文明史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三大文明区域与三大游牧区域的角逐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长达3500年（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18世纪），此后仅仅是文明之间的较量了。
游牧民族需要不断地进行周期性的迁徙、放牧，他们组织严密、实施准确，并有严格的纪律，能征善掠，是天生的战士。游牧民族政权通常是军政合一、兵民合一，游牧民们只要被一个有力的领袖组织起来，就是天然的军队。游牧民族的妇女能照料生活的一切，可以让男人们专事剽掠。而且，游牧骑兵的巨大冲击力在热兵器时代前经常令农业民族生畏，这也是他们制胜的主要法宝。
游牧民族的本性是抢劫和破坏，他们本身除了放牧发展畜牧业外，基本上不从事其它方面的生产劳动。游牧生活非农业方式生活，却离不开农业，它存在的前提是周围必需有一定的粮食、铁器等用品。其产品单一，基础脆弱，不稳定。所以他们在不能和文明区域从事公平的贸易时，就只能用抢劫、破坏来获取他们所需的用品。
游牧民族始终是文明世界的窥伺者，一旦发现文明世界变得软弱或混乱，他们就会进犯。这也是几千年来，游牧民族无休止侵略文明世界的根本原因。文明区域创造了丰富的人口、物质资源和劳动产品，这是游牧民族始终缺少并觊觎的。事实上，这也成为他们进犯文明区域最重要的驱动力。
看看西方文明世界对游牧民族，即历史上蛮族人的典型印象和评价。罗马帝国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在《历史》中说：“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种人，不知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来临，碰到他们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而歌特人则）因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企图逃到这些野蛮人不知道的地方，重新安家。”穆斯林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116O～1233年）说：“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前，除了最终爆发的歌革和玛各之战外，人类不可能看到与这相类似的灾难。因为，即使是假基督，也会宽容跟随他的人，只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然而，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别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说：“游牧民族种族繁多，但是他们的生活癖性却惊人的相似，野蛮、残暴、毫无文明人的道德感，进入文明地区后进行疯狂的屠杀和掠夺。”史学家阿米阿努斯：“他们不守信用，绝不可靠，见异思迁，容易冲动，好像无理智的野兽一样，对于是非毫无判断力。”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部族的贪欲，获得财富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了。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古代几乎每个文明都被游牧民族侵犯。给文明世界带来巨大的破坏，甚至导致很多文明或民族消亡，如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印度文明等。众所周知，罗马帝国衰败的外在原因即在于日耳曼蛮族人的侵扰，而后的西罗马帝国则是直接亡于蛮族之手。希腊——罗马文明硕果仅存的拜占庭帝国又在与东方蛮族与异教徒的年年战争一步步滑向深渊，最终被突厥人的后裔——奥斯曼土耳其所灭。中欧在被阿提拉领导的匈奴人烧杀奴役后不到千年，又在蒙古铁骑的旋风中被来回蹂躏，一向高傲的基督教世界不得不拜服在蒙古蛮族君主的马靴之下。这些由残暴淫虐的蛮族人留下的可怕阴影深深笼罩在西方人心头，使得亚洲“野蛮”、欧洲文明的观点甚得人心。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即有此观点，对“野蛮”的亚洲，西方世界就必须像古代那样，重新团结起来保卫西方文明。这些深烙在西方人心中的想法便催生了后来盛极一时的“黄祸论”。
再如印度文明。马克思说：“印度没有历史。如果说印度有历史，那也是征服他们的外族书写的异地风情史。”历史上印度斯坦人是4200年前从中亚来的雅利安人征服者，和当地棕色人种的被征服者，相互混血杂居而成的。而进入可信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后，印度又相继被波斯人、希腊马其顿人、罗马人、波斯人、白匈奴恹哒人、阿拉伯人、突厥加色尼王朝人、突厥廓尔王朝人、蒙古帝国人、蒙古化的突厥人的帖木儿帝国人、蒙古化突厥人的莫卧尔王朝人（俱为游牧民族）和后来的欧洲野蛮殖民者（已非游牧民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所征服，要么是北部或者南部大片领土被占领，要么是沿海港口被占领多个，甚至所有国土都被完全占领。
观之世界历史：巴比伦遭亚述、波斯蹂躏，两河文明长久消沉，古埃及受马其顿、罗马侵略，北非文明归于沉寂。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西欧陷入千年黑暗。拜占廷（东罗马帝国）被十字军蹂躏，被奥斯曼土耳其践踏，东正教区遂成落后；阿拉伯被蒙古扫荡，沦于狭隘保守；印度受阿拉伯之占领，受蒙古－突厥族后裔之奴役，受英国之殖民，虽获独立，至今孱弱。
民族一旦被侵略征服，则脊梁折、元气败、人性畸、廉耻丧、活力失、烈士填壑、懦夫充世、冠履倒置、芳华践地、志士抑郁，下贱高张、民人麻木、瞒骗盛行，文化扭曲、心理变异、黑白颠倒，美丑混淆、以禽兽为圣人，以屠夫为英雄，以奴才为美谈，以侵略杀戮为统一壮举，以民如猪狗为安居乐业，以凋敝已极为经济繁荣，以率兽食人为盛世辉煌，以百年文字狱为无伤大雅，以割裂抽毁书籍无数为保全文化……于是政治变革、民智开发无从谈起；科学进步、社会发展，更成梦呓。于是文明停滞倒退，可想而知。于是或因受欺凌而病态自尊，狭隘保守，盲目自大，沉湎宣扬旧日光荣以为精神胜利；或因奴性而疯狂自虐，自暴自弃，自卑自贱，羞辱唾弃民族文化以为透彻反省。轻者，种种后遗症难消难解，沦为其他文明之附庸；重者从此沦没，族类消亡。
2。游牧民族的野蛮特性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破坏和阻碍
中国比世界其它文明古国都幸运，当创造原始文明的古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文明和古希腊罗马都早已被野蛮民族毁灭消失掩埋在滚滚黄海或沉伦到黑暗中时，中国的古代文明却一直保存下来，并延续和发展到近代，至今屹立于世界东方。
所谓的“成吉思汗”铁木真这样教育他的子孙：“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着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蒙古人初期将汉人种族灭绝的计划并没有得逞。为了减少汉人人口，直至元末，仍然有在渤海湾一带将全村汉人男子扔进海里淹死的事情发生。并有将王、张、李、赵、刘五姓汉人全部灭绝的朝议，历史上游牧蒙古族之野蛮可见一斑。
直至清代，游牧民族仍然保存着其野蛮特性，除嗜好屠杀和破坏外，其内部之间也是混乱异常。著名的如乱伦：父死，长子娶其母（应无直接血缘关系），兄死，弟娶其嫂。父亲死了，他的妻子就成为儿子的妻子，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王昭君的经历。另外就是明史所载蒙古俺答与三娘子之事：
十五年春，子撦力克嗣。其妻三娘子，故俺答所夺之外孙女而为妇者也，历配三王，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乃敕封为忠顺夫人，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 ……其冬，把汉那吉来降。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于俺答妻一克哈屯。长娶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汉自聘我儿都司女，号三娘子，即俺答外孙女也。俺答见其美，夺之。把汉恚，又闻崇古方纳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余人来归。
亦即俺答外孙女三娘子本是俺答之孙把汉那吉之妻，却被外公俺答夺为已有，导致把汉那吉的降明。而俺答死后，三娘子分别续嫁俺答长子第二代顺义王辛爱和孙子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
郑明广先生对三娘子是否为俺答之外孙女有异议，本人则认为类似的情况在古代游牧民族中是比较常见的。依那时蒙古族的习俗而言，俺答和三娘子这种长幼亲属之间的婚配，并不算违背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