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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如何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认为，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清改变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局面。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一片荒凉。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特别是明朝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质上还是量上，都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说：
汉朝当时在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相比。而唐朝在当时的强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且不说其疆域之辽阔，就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当时两个世界强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因此最重要的是看这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程度。康雍乾三代显然远远不如汉唐。
汉唐之所以被认为是盛世，并不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比较开明，社会洋溢着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唐朝的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工相对比较尊重……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连称赞“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的戴逸也指出“盛世的阴影”四个方面：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
无知文人鼓吹的所谓“康乾盛世”时代，满清政府凭借汉族人民传统的瓷器、茶叶和丝绸维系着巨大的经济来源，并没有发展新的生产技术。后来，由于红薯的大面积引种避免了饥荒才维持着社会的安定。清朝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财富被贵族和上流社会对玻璃、钟表等西洋货的奢侈消费占用了。丧失了政治尊严的弱者绝没有资格享有经济上的平等。汉族老百姓并没有获得生活水平的改善，反而因为贫富分化和人口膨胀有所下降。
1。“康乾盛世”的人民生活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指出关中情况：
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
唐甄则说得更详细：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再如雍正编写的却被乾隆禁传的《大义觉迷录》中记载了吕留良在康熙时期说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
乾隆时期的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在这首令人不忍卒读的诗中，我们仿佛听到了200多年前的穷苦人民被迫买儿买女时，骨肉离散所发出的悲惨凄切的哀号声。这首短短的、朴质的《鬻子行》与没完没了、场面豪华壮丽的《还珠格格》之类是大异其趣的，然而，不管是文学价值还是思想价值都是远非后者所能相提并论的。感谢诗人魏来朋，他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所谓“盛世”中真实的民生图。
以下摘录短文《暴行之四：文过饰非也杀人》（凤凰历史专稿） ，看看所谓“康乾盛世”时的人民生活和康熙帝的所谓“仁爱”：
另外一个事情也可以说明阎教授称颂康熙仁爱似乎不尽符合事实，这件事情可以看《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 一文。
根据该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不识好歹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无中生有，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从这一件事情来看，说康熙仁爱，似乎也很勉强。还是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2。“康乾盛世”的农业和工商业
清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就是世界第一。满清之前宋朝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75％，明朝约占45％，而清代约占25％。 这得归功于满清以前中国雄厚的基础，巨大的惯性作用使中国延续到康乾之时仍保持了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一，但比例已开始严重下降。
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时经济的增长是战乱、政权更迭后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这种恢复性的经济增长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破，而是因为战争和饥荒后的人口恢复性增长。这与宋朝和明朝时期由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和突破而引起的突破性的经济增长有着根本的不同。满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是不变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只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在耕地面积上，万红说“明代全国耕地数一直保持在800万顷以上”，“清初全国的实耕土地数较之明代是大幅度下降了。” 《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时期中国有耕田1161万顷，而翦伯赞认为明末崇祯时有783万顷。但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中国耕地面积是549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683万，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741万，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最高为嘉庆十七年的791万，仅超过明崇祯时期数万顷，之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737万。可见康雍乾时期生产的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有明末的生产规模，甚至下降，封建经济在停滞中。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这样概括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停滞的却是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晚明时期中国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一亿。自西汉武帝中国人口达到五千万以来，历代兴衰战乱，人口总在三四千万和一亿上下徘徊。然后从顺治初年人口凋敝到乾隆后期人口超过三亿，中国人口最后在19世纪中叶达到四亿。这一增长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代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这表明康乾盛世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性的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庞大的人口基数撑起了所谓经济总量第一的“康乾盛世”，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已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了。
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而欧洲占62％，中国一下被抛到后面了。
满清皇帝不顾晚明商业和商人地位已显著提高且对社会发展存在巨大促进作用，依旧认为“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93处了。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到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明代，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地区之一。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
前朝（指明朝——引者注）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至本朝（清代，编者注）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3。“康乾盛世”的疆域
现在很多史学家认为康雍乾三帝将中国汉、唐、蒙元以来的版图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实际上，清代疆域是在明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以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的版图与明代衰落后的疆土比较也是不合理的。
看看满清对新疆的“统一”。新疆是在以种族灭绝的手段杀掉准格尔部落最后一个幼童才正式纳入满清版图的。满清对外蒙古人也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致使外蒙古人叛离满清和制造俄国，造成了致使民国时期外蒙古独立这一根本祸患。而满清在晚期更是将台湾、香港等地割裂给西方殖民者。
再看清廷对西藏的控制。满清派遣的驻藏大臣只是个联络官，西藏地区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政教合一的达赖班禅政府手中，驻藏大臣既无权力管理西藏的民政事务，亦无权力管理西藏的军政事务。达赖和班禅，仅仅和清廷皇帝保持有名义上的关系，其性质和唐朝皇帝与吐蕃赞普的关系并无本质不同。清政府虽然有理藩院，但是其实仅仅只是充做联络之用，达赖班禅之政府，并非理藩院之下属机构。相较之下，明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则远超清廷。明朝尤其是太祖成祖两代，大力册封藏区宗教和世俗两界中高层，对于青海西藏地区政府中中层以上的官员实施直接的强有力的控制。而清代后期西藏地区政府和英国划定麦克马洪线的事件就更不必说了。
而且疆域的大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生活安定，国家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