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手工业，明代纺织业空前发达“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明朝内阁首辅徐阶“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而霍韬家经营窑冶、炭铁、木植，各有专人负责，“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岁终咨廪家长，以知功最”还有经营印刷业的。
⑧种植业，户部员外郎毕一衔“广置废山，稍地种木，……而郡遂以赀饶一时”。（徐光启也曾在天津种植大量荒地，进行农学实验并获得大量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
由于大部分文官出身商人家庭甚至自身从事商业活动，明朝的整个文官集团（以及部分士大夫阶层）逐渐成为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代表人，并为他们谋利，对不利于商人利益的政府决策进行阻挠和抵制。
明代思想家何心隐说：“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而圣贤之大则莫之见也。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使圣贤之大若商贾与士之莫不见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舍其所凭以凭之耶？” 这是强调圣贤之大，前提却是“商贾之大，士之大”在当时“莫不见之”，也就是众所周知、没有人不知道。而士则是商贾的利益代言人，就是商贾在政治上的代表。
对士大夫来说，国家大事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政务的公开性等原因，文官们敢于与皇帝斗争，批评甚至辱骂皇帝，限制皇帝的权力和自由。政府的放纵以及商人资本家阶层强烈的欲望，使得明政府权力的天平向资产阶级倾斜。在明朝中后期，政府大部分权力控制在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手中，这决非是夸张的说法。
富商们通过培养、资助、贷款和贿赂等方式向官僚阶层成员或准成员投资，要求官僚阶层中的政治庇护人对他们的产权给予保护，避免他们破坏和侵占自己的财产，同时积极帮助他们逃税漏税、压低工资和打击竞争对手等。就这样，官僚和他们所掩护下的亲亲戚戚构成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法律所不及的区域”。
例如在税收方面，明代的农业税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稍微增加，因为农业税是文官集团可以勉强接受的范畴；而如果皇帝要增加商业税就如同虎口拔牙，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抗。后文会提到在皇帝强制提高工商业税后发生了不少由政府官员煽动的反对增税的抵抗和暴乱行为。
全面实施科举制度具有的先进性、公正性，但同时也带来很多的麻烦。一是由于政府更加开放，各不同阶层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群在政府内都必然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内部互相斗争激烈，政府的办事效率难免低下；二是政府内部充斥满了来自各阶层各地区的利益代言人，并掌握实权，使得政府过于平民化，往往为了迎合平民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了长远的利益。
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度对西方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7～18世纪，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引起西方人的关注，并在法国首先化为文官考试制度。1983年，美国人事署署长？坎贝尔说：“在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所以不能把传统科举制与腐朽、僵化等概念简单地连同起来。
2。晚明人的政治思想
经世致用，是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史为鉴，学术研究和现实结合，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甚至导致党社（如东林党、复社）兴起，出现近代政党萌芽，形成了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初步成型的组织系统，并直接促成市民运动的发生。
明朝末期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士大夫面对危机，积极寻求改革方案，提倡以史为鉴，提倡研究与结合现实，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明代完整继承了汉文明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同时发达的经济催生出活跃的思想，进而加强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张扬，以及发达的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上层政治制度的民主倾向。
明代思想家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在权力分配上，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在舆论监督上，万历年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君臣关系上，王艮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也就是大臣不仅仅不是皇帝的仆从奴才，甚至连和皇帝平等都不是，而是高于皇帝的老师，要么不出仕，如果出仕，就必须是皇帝的老师，否则就是失其本矣。何心隐提出“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即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明末出现了综合王廷相、王阳明、以及王畿学派，王学左派等人思想大成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的思想三巨头。他们的启蒙思想不是因一时战乱而突发灵感，而是整个明代思想各流派发展的必然趋势。
黄宗羲（黄黎洲，1610～1695）不仅明确地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认为工商皆本，还揭露了君主专制本质，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并呼吁废除“一家之法”建立“天下之法”：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进发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 中说：“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他明确提出臣和君是完全平等和独立的关系：臣不是君的仆妾，而只是平等的同事关系，或者路人关系，甚至臣可以是皇帝的师友。
黄宗羲的好友顾炎武反对八股取士，他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主张为学应求真务实，关心国际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
曾参加复社的顾炎武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认为只有皇帝同各级官吏共同掌握政权，才能达到“天下治矣”的目的，他还提倡“清议”，重视社会舆论的作用。清末梁启超将顾炎武的思想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主旨是“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并猛烈抨击“孤秦”和“陋宋”，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秦始皇和历代皇帝将天下当作私产的做法。他提出虚君立宪思想：“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即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
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即使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 他还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明末思想家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更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认为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呼，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 “乱天下者惟君。”他愤然说道：“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罪失火之主，至于国破家亡，流毒无穷……非君其谁乎？”并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权的主张，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权贵作斗争的权力，以“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使皇帝有所顾忌。
可以看出，明代许多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都达到了“民权”高度。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倡“人民为主”；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他们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这些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由于满清的野蛮统治，这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中国文明进步未能起到任何作用。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提高。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就不会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中国晚明的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预示着中国有机会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满清的破坏使得这段历史成为中国沉痛而又悲哀的历史。
五、明初的文字狱和朝政状况
根据吴晗的《朱元璋传》所述，明代文字狱集中在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短短不过13年，主要涉及文臣、武将和大地主，并没有形成社会运动，影响面相当有限。亦即，明朝文字狱很少针对平民百姓，满清文字狱则杀人多杀民间百姓。历史学家孟森说：“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而朱元璋是否真的制造了严重的文字狱也值得怀疑。朱元璋诛杀功臣的原因，虽难免由于对功臣不利于自己特别是后代统治的担忧，但更多的是因为骄兵悍将和功臣勋贵逐渐虚荣膨胀，得意忘形，践踏律法，危害百姓。朱元璋出身贫农，当过游僧，对百姓之苦有深刻感受，故而对贪官污吏等十分痛恨。加之部分功臣权力膨胀，骄横自大，埋怨皇帝，甚至商议起兵，威胁朝廷。如蓝玉、胡惟庸等的被诛就是这类例子。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在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洪武皇帝批准他们保持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俾使其家产不致无限地扩大。
如明实录中的记载：
乙巳，上幸锺山归，由独龙冈步至淳化门，始骑而入。谓侍臣曰：“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闵其劳，徒步不觉至此。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闵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夫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朕为此故，不觉恻然于心也！”
上召孔克仁等赐坐，因曰：“昨到钟山，令侍御仆从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趋，记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诸子曰：‘此小僮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当朝夕勤励可也。’朕之意，惟恐其居富贵耽逸乐耳！”克仁对曰：“陛下此言，即无逸之戒也！”
下面简单说明一下所谓文字狱的真实情况。仅举三例作说明。
陈学霖以及王春瑜考证，在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涉及的人物当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迹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谓的文字狱没有关系。他们是徐一夔、释来复，蒋清高，高僧守仁和德祥。
①所谓的朱元璋杀来复。
僧来复有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通常所谓的朱元璋杀来复的心理动机是朱元璋以为“殊”同“歹朱”。
然早在明末清初钱谦益就已辩正：“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样，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欣笑隐，旋释之。”朱元璋看到“殊域”确实生气，却和作者开了个恶作剧般的玩笑，但没有杀他。
②所谓的朱元璋杀徐一夔。
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然而在光绪年间就已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学者陈学霖则进一步指出，徐一夔在《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中说齐公“生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