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万历时期）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
王平在《与明代商品货币经济》一文中说：
除了江南的苏松杭嘉湖等商业经济繁华的地区外，商人们的活动也深入到了内地。第十六回《内江县三节妇守贞，成都郡两孤儿连捷》中便称：“还有个木商，是徽州人，拿了几千银子，在这里判山发木。”徽州人向来善做生意，他们资本雄厚，只要有利，不拘远近，什么商品都可经营。这位徽州木商便来到成都府内江县山中发运木材，并存当地娶妾安家。精明的大小商人们掀起了一股经商热潮，推动明中叶以后的商品经济发展。
徐晓望在《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中说：
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福建丝织业的原料主要来自湖州。福建丝织品的进口量很大，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回忆明代：“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这样看来，福建每年从江南输入的丝绸可达数百万两银子。当然，其中多数商品又被闽人售至海外国家，换回美洲及日本的白银。……江南对福建的棉类商品输出。……吴梅村的《木棉吟》说，明代隆庆、万历年间，闽商至镇洋一带采购棉花，“州赖以饶”。在前引有关商人的史料中，我们看到两位徽州商人到福建做棉花生意，其中如张沛“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江浙输往福建的商品有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这些商品中大多是民众的日用商品，消费量巨大。闽人为了购买这些商品，支付了大量的白银。于是，从海外流人福建港口的白银便通过这一渠道流向江浙。繁荣了江南，也繁荣了中国多数地区。……福建输往江浙的商品有水果、木材、纸张、蓝靛等项。……明末的福建与江浙二地已经结成深厚的贸易关系，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资本。……传统理论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自然经济社会，商业贸易对这一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切实考察明末福建与江浙的经济互动，就可知道这一理论的荒谬。
内河航运是16、17世纪重要的运输手段。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承认，当时中国南方从长江到云南边界的内河航运能力为世界其它地区所望尘莫及。他引用当时神甫马加良恩斯的原话：“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内河）航运业能与中国相比……”斯密将当时中国内河运输业与同期欧洲作比较后得出类似结论，即中国在此领域具有较高效率和竞争力。出色的航运能力方便了商品的运输和销售。
据万明等人引述《铅书》的记载，晚明方圆几千里的各种大量名、优、特产等汇萃于山陬一隅，很能反映明后期商品的繁茂景象。其它如铁器、瓷品、纸张、食糖……也在由生产它们的原产地源源不断地贩运到全国各地，进入大小城市中的千店万铺，供当地市民消费。
据当时来华的西方人记载：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南北都出现了一些以经营工商业驰名的城镇，成为商品集散和手工业制作的中心，诸如北京、天津、武汉、芜湖、苏州、杭州、松江、广州、佛山等。城市中也形成了包括行商坐贾、作坊主等在内的比较富裕的工商业者，并且日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明代尤其是晚明农业生产相对繁荣商业的萎缩，是致使明末中国无法应对频繁自然灾害和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后文有略述。
四、对外开放与郑和下西洋
长期以来在很多中国人印象里都有一种错觉，以为以小自耕农为基础的中国一直都是闭关自守，非常保守的。其实小自耕农与闭关自守并无绝对联系，因为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能为统治阶层带来巨额财富，只要不与钱过不去，统治者一般都不会拒绝对外贸易的。只有当对外贸易威胁到其最大的利益——自身的安全利益时，统治者才会牺牲对外贸易。事实上，满清以前的中国一直都是非常开放的（详见本书以前章节）。秦始皇一直对海外之地有着强烈的兴趣，虽然他的目的是为了长生不老。汉帝国时期，是中国人的努力打通了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贸易大动脉——丝绸之路。到隋唐时期，中国的开放程度举世公认，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唐三藏西天取经，鉴真东渡。到了宋王朝，丝绸之路的断绝促使宋朝开始认真开辟通向东南亚和印度的海上航线，从事海上贸易，宋朝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事大规模海上贸易的国家，中国的瓷器从此开始为世人所知，中国商人移民的永久性居留地在许多东南亚贸易中心建立，杭州以南的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繁荣起来，出现了大量外国居民。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宋朝时的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商船队和最领先的航海技术。蒙古人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的航海时代，但与此同时陆上的丝绸之路却得以恢复。正是这条丝绸之路使得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将中国的航海技术和火药传到西欧，引发了西欧的航海大冒险和西欧的崛起。明朝时期，中国和西方的交流被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称为“伟大的相遇”。中国和西方在经济，宗教文化，科学技术上全面交流合作。中国的船队远赴西洋，甚至可能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
1。明朝的对外关系
明朝时期，中亚地区主要有撒马尔罕、哈烈等国家。明朝在政治上积极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关系，采取以德睦邻的外交方针，增进了解与信任，发展友谊；并积极调解邻国之间的冲突，赢得了中亚国家的友谊。在经济上采取互通有无、厚往薄来的方针，发展官方贸易，鼓励商人来往，扩大了中西文化交流；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明朝在中亚国家的影响。
自洪武到万历年间，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明朝与中亚国家的官方关系与民间交往均很密切，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有明朝对外关系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在中国受到很好照顾，一些中亚商人和官员甚至主动提出要求在中国定居并为明朝服务，均获明朝批准，并予以安置。
据统计，仅在永乐年间，东南亚及非洲国家使节来华共300余次，平均每年10余次，盛况空前。而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每次来华使团都是国王带队，且不像现今的国家元首外出访问只停留两三天就回国，数百位使团成员往往住上一两个月。其中居然有三位国王在率团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而他们竟是如此地钦慕中国，在遗嘱中竟都表示要将自己葬于此。明政府则尊重他们的选择，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了他们——贵为一国之君，不愿死后回故土，却要埋葬于异国他乡之中国，可见当时明朝非凡的吸引力。
万明所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是系统研究明清两代海外政策的专著。该书认为，明朝的海外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官方海外开放时期（从明朝建立到郑和下西洋）——转折时期（从郑和下西洋结束到16世纪初年）——对海外民间社会开放时期（从16世纪初年到明末）；而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海外政策，也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封锁海疆时期（从满清入关到1683年）——开海时期（从1684年到1716年）——走向收缩封闭时期（从1717年的南洋贸易之禁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此结论是：从总体趋势上看，贯穿明朝海外政策的主线是开放的，而清政府海外政策的主线则是封闭的。 万明论述道：
从实质上分析，明朝初年出于全面集权的需要及对海外贸易利权在上的考虑，惟留朝贡贸易为对外贸易惟一孔道，积极推行朝贡贸易这一官方海外贸易，海禁主要是与之配套出台的政策。郑和下西洋便是推行官方海外贸易开放政策的突出实例。因此，明朝初年的海外政策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明初的海禁，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而清初沿袭前朝，不顾时代的演进，惟保留朝贡贸易，又如前所述，清初与清廷建立朝贡关系的海外国家，寥寥无几，政策本身即是对明中叶以后民间对外贸易发展趋势的逆向行为。总的说是采取了置海外贸易完全不顾的极为消极的海外政策。这是一种封闭的海外政策，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是闭关自守的集中表现。
2。郑和下西洋的成就
明初，由于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治、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等等，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繁荣。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逼切的事。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据《明史》等记载，1405年郑和船队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只“宝船” ，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比今天的国际标准足球场还要大，排水量约万吨以上。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体势巍然，巨无以敌。蓬帆摇橹，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 。可载千余人。
第一次下西洋时，“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即其所率部众有27000多人，最大的长44丈、宽18丈的旗舰有62艘。有的船锚重有数千斤，需数百人齐动手才能摆动锚与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明代宝船皓遗址处（今南京宝船遗址公园）出土的11米长木杆，经鉴定不是桅杆而是舵杆，其中尚有安舵叶的大孔，其连接的舵叶高度约有6米，即有现今两层楼高。宝船之下，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规模之大，史所未有。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船队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天文导航牵星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通过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
没有现代航海科技工具的协助，如此庞大队伍穿越印度洋，航行数万公里到达非洲，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而欧洲哥伦布、麦哲伦等开启西方所谓大航海、大发现时代，不但比郑和晚数十年，船队的规模也相差巨大。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数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郑和航行前后达28年，七次所经国家有30多个。每次回航都带回大量外国使节和贸易品，加深了中国和所到各地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贡献尤大。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
郑和下西洋船队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编成，是当时世界上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郑和船队曾几次遭遇战争危险，但凭借冷静指挥，沉着应战，——化解，并帮助当地人打击海盗和解决纷争，受到尊敬。南洋等地的人民一直纪念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在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当时的中国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而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
3。郑和船队环球航行和发现美洲新说
一般认为郑和舰队最远曾达非洲东岸，而近年来的研究则提出了更大胆的说法。如央视：斯里兰卡有历史学家猜测，这些船队甚至绕过好望角，完成了环球航行。郑和船队带来了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文明礼仪和各种高贵的礼物。世界知道了那个伟大的国家，叫中国。
长安大学档案室主任赵秉中教授在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后得出结论：最早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是中国人郑和。
英国退休的海军指挥官加文？孟席斯先后走访120个国家，经过对大量航海图、古代器物及其他考古资料长达14年的悉心考证，写下长达百万字的《1421年：中国发现美洲大陆》，在美国畅销并引起各界的广泛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