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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在远征漠北时，由于蒙古骑兵极快的速度，三行火器法也难以抵御。于是朱棣通过对先进武器的利用、战术的科学分析和战斗细节过程的认真编排，命令军队使用了新的战法。在遭遇或发现蒙古骑兵后，神机营士兵立刻向战斗阵型前列靠拢，做好火炮和火铳的发射准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齐射蒙古前骑。神机营射击完毕后立刻撤退至两翼，然后由三千营与五军营的骑兵对已经受创的蒙古骑兵发动突击。最后由五军营的步兵对蒙古骑兵发动最后一轮打击。其布阵原则：“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前锋要疏，后队要密，锋疏则达，阵密则固”。明成祖提出的“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步卒次之”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
三百多年后，拿破仑开始使用与朱棣时代的明军类似的战法：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步兵上。正是凭借这套战法以及变化利用，他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其威震天下的资本正是他那独特而富于机动性的炮骑结合战术。
在南方沿海抗倭战争中，著名抗倭名将俞大猷“审度地势，匠心独创，制造独轮战车以拒敌骑。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万骑于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万历年间，发生在朝鲜碧蹄馆的遭遇战就很能说明问题，2000人的辽东铁骑消灭了2000多同样从事前哨侦察的日本精锐尖兵。之后被丰臣秀吉手下最精锐的小西行长第一军35000人围攻，明军防御时则又体现出了车阵的威力。当时血战一天阵地仍然很巩固，李如松亲自带领近卫1000余人，和最近的一支1000余人的军队来驰援，日军望风而退，整个战役日本军队损兵达7000人。
当时有欧洲人在见识了明朝军事状况后记载：
大约有2万手持长矛和火枪的士兵集合在一起，他们动作很熟练，鼓声或号角声一响就马上排成战阵，再一响列成方阵，再一响，火枪手从阵里出来，武勇和有序地放枪，顷刻间再返回原地站立；这操练完，长矛手前进并整齐一致地进行袭击，以至西班牙人认为他们超过了全世界采用的战阵；而如果他们的士气和斗志也跟他们的武艺和人数一样，即他们征服全世界的疆域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们的这种操练进行了4个钟头，西班牙得知同天同一时刻全国都在进行操演，尽管并无敌人的消息。
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成功获得“龙熕炮”后专门设计了一种炮船安置此炮，这种炮船后被称为“龙熕船”。其上前后各安置一门龙熕炮，主炮炮弹重24斤，射程4至5里。海战时运用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手所用的类似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100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满清的1793年，“纳尔逊战法”都还没有出现。
3。满清时代的军事倒退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本能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当满清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统治者对火炮的重视日减。经过康雍乾三世后，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满清后，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即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禁止清军使用此种新式火枪，仅留下二支自己把玩。康熙五十四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位，分送各营操练，皇帝却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雍正间，清廷还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尽行收至北京。
“康熙中前期，戴梓曾建议制造连珠鸟铳，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最后一次向朝廷建议制造新型火器的历史记载；康熙在攻打噶尔丹前，下令让戴梓制造子母炮，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朝廷最后一次下令制造新型火器。所以，按史书，在康熙朝中期以后，清朝确实就不再发展新型火器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从火器水平看，则更清楚。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乾隆时清军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这种射程甚至低于弓箭）。在《啸亭杂录》中记载，戴梓曾“自制火器，能击百步之外”。到乾隆三十年，七八十年过去了，火器的射程反而下降了这么多，这应该是清朝火器制造业的退步的明证。还有更可笑的，在嘉庆元年，白莲教起兵进攻荆州，守军没有足够的火器，十分惊慌，这时，他们在城内挖出数十门大炮，虽然都已经锈蚀，但仍视为宝物，用来守城，战胜了白莲教的进攻；这些炮是康熙十三年，即一百二十年前和吴三桂打仗时铸造的。这件事记载在《啸亭杂录》中。……这又是清军火器停滞的一个例证。”
1799年（嘉庆四年）曾改造160门明朝的“神枢炮”，并改名为“得胜炮”，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还不如旧炮。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抗英，其好友龚自珍献出了先进的秘密武器，竟是明朝的普通火炮装备……
清朝出于民族专制的私心，不准汉人练习武功，严格限制火器发展，从而维持了游牧民族长于骑马射箭的军事优势。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攻城战斗中被明朝边防军的红衣大炮炸死，这充当了满清限制火器的托词。对火器的限制，使得中国在明朝末年依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火器一度裹足不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浙江慈溪守城军民击败英法联军，所依仗的居然是当年吴三桂埋藏地下沉睡200余年的大炮。
鸦片战争时满清军队对英军使用的“榴霰弹”“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
到了道、咸之交，中国军队连明末的水准均有所不逮，无怪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挑战时，毫无招架之力。再后来，精通洋务和军械的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武器专家丁拱振及其同僚都不知道明朝打死努儿哈赤的开花弹为何物。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西式开花弹。直到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才从陕西凤翔县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此时左宗棠仍然无知，竟不知这些开花弹是中国人自创的。
在军事著作方面，满清禁毁了明代的《军器图说》（两种同名）、《军中遗稿》等书。《军器图说》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毕懋康撰写的，这本书“罗列各种火器，图文并茂，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书中云：‘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此书为江苏巡抚闵鄂元奏缴，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准禁毁”。
一道闪电在《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一文中说：
我们看到历来先进开放的封建国家，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是利用所谓“拜上帝会”发动起来的。
义和团群众拆毁铁路、路杆，迷信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竟有人用身体试验枪弹，死不悔悟。虽数十万之众，却用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长枪大炮对阵。这种试图以落后、保守、愚昧，对抗现代文明，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传入，其失败也在所难免。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然想出了一条“奇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很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马克思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武器评论道：
中国仍然按17世纪的战争进行装备……他们的大炮大多是两个世纪以前的，重新装上爆炸力很弱的、不可靠的火药，并埋置于砖石建筑中，所以不能瞄准……中国人在水上如同没带枪炮似的，所以他们的船员带着剑矛和戟以补救其困境。
4。满清为何中止发展火器
满清皇帝深知火器的威力，努尔哈赤就死于火器，康熙的舅舅佟国纲也是在征讨噶尔丹时中弹死亡的，他们为什么要中止火器的发展呢？ 满清皇帝中有些是“英明神武”“精明能干”的，但他们看到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满族人一直没有能进入到新型火器制造及改进的领域，认为这些强有力的武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不能掌握在本族人的手中，不利于维持满清军队的军事优势，如果任由其发展，将是对自身部族政权利益的致命威胁。也就是说，火器的威力越大，对满清部族政权的威胁就越大。于是从狭隘的、自身部族的利益出发，康熙停止了火器的发展、只强调骑射而限制火器发展。
在当时制造火器绝非游牧满洲人的长处。新型的、强有力的武器的发展和仿制多是外国人或汉人进行或合作进行的。在满清最初建立炮兵时，监督铸造大炮的是汉人佟养性。《清太宗实录》中记载了此次铸造大炮受奖人员，其中有铸匠王天相、窦守信、铁匠刘计平等，全都是汉人。接着成立了以汉人为主的炮兵部队，被称为“乌真哈拉”，即重兵的意思，也是由佟养性率领。在清兵入关的前，皇太极在沈阳北郊阅兵，其队伍排列：“前列汉军炮手，次满州步兵蒙古步兵，次守城应援兵，次守城炮兵。”可以看出汉军炮手列在重要位置。后来在和吴三桂以及和噶尔丹的战争中，先是让外国人南怀仁铸造新型火炮；后来则让戴梓研制子母炮。可见，对军事力量有极大影响的火器技术确是掌握在外国人或汉人手中。
和中原人相比，骑射曾经是满洲人的优势。骑射在战争中曾起过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为了保证其统治，满清皇帝多强调坚持骑射为本。康熙帝在谈到选拔军官时强调，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还说“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在他观念中，一个优秀军官最重要的能力是善于骑射，而非使用火器和指挥火器部队。康熙帝对以围猎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特别重视，强调：“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雍正也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铳而废弓矢” 。到康熙中期，即当满清政权稳定时，康熙开始限制火器。下面举子母铳和鸟铳之例说明。
子母铳发射出的是发射后可爆炸且攻击覆盖面积较大的炮弹。康熙帝亲自将其命名为“威远将军”。在康熙二十六年曾铸威远将军炮，应是戴梓设计制造的子母锍。在康熙帝亲征准格尔部噶尔丹时，在昭莫多战役中子母炮曾大显神威。有记载说三炮打向敌营，就取得大胜。可以合理地推断，在对付以骑射为其长项的军队，子母铳有奇效和威摄力。既然攻击蒙古骑兵有此奇效，那么攻击满洲骑兵也同样可怕。康熙帝看到是汉人制造子母铳，很不放心，于是坚定了限制火器发展的决心。武器专家戴梓随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到东北。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又下旨说子母铳是八旗武器，各省绿营——亦即以汉人为主的部队不许制造和使用。这种对以骑射为主的满蒙八旗极具威胁的武器，绝不许汉人军队配备（即使是在满清严格控制下的），应该是“英明”的皇帝思考后的决定。
鸟铳到了乾隆时其制作技术已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类似民兵）以协助军队，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乾隆下令禁止全国民壮演习鸟铳。起因为山东刚有人造反，但未用鸟铳，很快就被扑灭。但由于鸟铳显而易见的威力，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建议将武举考试中的舞刀改用鸟铳，以中靶多寡定成绩，但乾隆帝“深思熟虑”后否定了。他传谕说鸟铳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上面山东“造反”的例子，说如武科改用鸟铳，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之事就难禁止，天下也将难管。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乾隆这种“深思熟虑”是对汉人的高度警惕和防范。康熙和乾隆的英明决策多只出于本族之私利。这种“英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