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闲死不如忙死”是维多利亚时期卓越的福音派们最喜欢的格言。这句箴言对其他人也适用。他们的力量是取之不尽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为上帝而工作。福音派开始时是针对圣公会的改革运动，但几十年来，它一直无法确立其优势地位，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在圣公会中，福音派的影响已经很普遍了，不论是教会还是在国家中，它的支持机构越来越多。这是辛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培训牧师，授权于教区；建立学校和主日学校来讲授福音派的教义；印制传单、小册子和杂志；筹集资金来传播上帝的福音；不论什么时间和场合，只要一有机会就进行宣传。这种四面出击的计划必定会四面树敌。从科贝特的谩骂到狄更斯和萨克雷的漫画，福音派成为了敌对的“笔杆子”们的攻击目标。但另一方面，这种敌意也说明了他们的成功。在新的城区，他们大建新教堂和分部。而在英国乡下的教区，他们换掉了不履行义务的兼职人员，取而代之的是得到有钱人支持的充满活力的年轻牧师。他们逐渐赢得了支持，到19世纪50年代时，他们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了，即使在教会的等级制度中也是如此。
19世纪早期，不信奉国教而信奉福音派的教派的兴起有力地声援了圣公会福音派发起的旨在拯救英国免于道德腐化的运动。18世纪不顺从国教的主要派别，如贵格会、一位论派和长老会都幸存了下来，但信徒大为减少，而且连很多中产阶级的上层人物都受到了同样的影响。同时，支持新教的教徒迅速增加，包括像循道宗、独立派和浸礼会。新教和圣公会在关于皈依与拯救和宽恕的力量上的信仰是一致的。另外，它们都认为目前所面临的斗争就是为了赢得英国人的宗教生活的精神斗争，而且圣战军队必须与具有圣灵亮光的敌人进行战斗，不管他们是欧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其他危险的激进分子或者无神论者。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基督教福音派一直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尽管圣公会和新教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为了反击不信仰宗教的威胁，严肃的基督徒准备在上帝的名义之下一起努力。
这些基督徒还同意相信关于男子和妇女角色的假定，特别是由汉纳？莫尔表述的关于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讲道，要求对18世纪晚期的讲道进行重新修订成了他们新的正统的做法。汉纳？莫尔和福音派诗人威廉？柯珀一起写了关于平静的家庭生活的乐趣的文章，为新生的男性和女性问题的出现提供了参照标准。男性基督徒会照料家中或者雇员的家属；他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他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他身体上的强壮；虽然他的生活舞台是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但他也热爱他的家。女性基督徒则通过她与其他人的关系而被定义为妻子和母亲，她会从对家和家庭的职责中寻找到满足感。直到19世纪中叶，柯珀和莫尔向贵族和绅士的男子化没有宗教感情的观念以及沃斯通史拉夫特和她的同志们所持的男女平等的危险论点发起了挑战。他们的观点成了严肃的基督徒和英国中产阶级共同的臆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萨德侯爵的革命（10）
这个转变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到1820年公众会认定英国国王不应该鄙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联系？汉纳？莫尔是如何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从而被牧师们引用、为大量课本所赞誉的？为什么关于妇女贪婪的*的早期观点被抛弃了，而转为强调妇女的羞涩和天生的冷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家庭财政中两性间伙伴关系的臆断被新的认为男人的职责就是为妻子和孩子提供财政帮助的想法所代替了？为什么现在已婚妇女劳动力被认为是适合于家务劳动的？妇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她们的职责看作是当好妻子和母亲的，而这时男子已发现许多不同的新技能和新工作了？为什么中产阶级会相信并以此来组织他们的生活？
牧师为不同职业的男子和妇女祈祷并在教会组织中追随这些信仰。男子发挥着积极的公众作用，而妇女的作用则是维持性的和私人化的。男子可以进入内阁，而妇女却没有这样的权利。在有不同意见的小教堂里，男子开始担负更多的责任。18世纪非正式的小教堂到了19世纪会变成有实力的大教堂。教友的增加、影响的扩大再加上中产阶级财富的增加意味着有新的机会，需要新的设施和认可新需求。
伯明翰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工业城镇，其富有是建立在金属工业的基础之上的。下面，让我们以伯明翰市中心的一个独立派小教堂为例来说明。在世纪中叶的时候，卡尔街教堂就已经打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相对富裕的基础。它有一座建造特别并不断改进的大型教堂，有两位全职牧师以及主要由中产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组成的经常超过千人的星期天教会。从1805年到1851年，那里的主要人物是约翰？安杰尔？詹姆斯教士，他以布道和写作闻名全英国。在他广受欢迎的作品比如《青年男子的朋友和使生命不朽的指导》、《女性的虔诚》、《家庭监视员》或者《对家庭幸福的帮助》中，詹姆斯教育大家，男人应该是家庭中的国王和主人；已婚妇女应该把她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完全投入到家庭中，以及宗教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牧师是由为他的服务付钱的教友们指定的。然而，在选牧师的时候，只有男性教友有投票权；只有男性教友才能成为委托人并对小教堂的财政负责；只有男性教友才能得到教堂中新设的职务。例如，执事的职务是由男性教友来担任的，其主要职责就是支持和帮助牧师的工作。就像圣保罗所说的那样，妇女能成为教堂的教友是因为，“不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不论是被囚禁的还是自由的，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上帝面前你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精神上的相同并没有反映在教堂中的社会关系上。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男子和妇女在教堂中占据了不同的领域。在卡尔街教堂的会议中，妇女被允许发表讲话，但并不是所有持不同意见的教堂都赋予妇女这项权利。教堂欢迎她们充当教堂工作的助手，比如说分送宣传册、在女子主日学校教课、拜访穷人家庭、充当志愿者和执行牧师的逐客令等。这是她们作用的延伸。
在中产阶级学校中，并不只是宗教学校才试图建立不同的性别领域。基督教福音派对于建立新文化的冒险活动非常积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男女活动的区别经常被写入其章程，并被铭记在这些社团的习俗和实践中。以文学和心理机构或者在许多城镇中成立的艺术社团为例，男子和妇女都能得到教友身份，但因为性别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在委员会中男子很活跃，出任各类职务，他们在特殊领域的贡献得到了教堂的承认；他们可以参加各种讲座并使用各种提供的设施，但另一方面，虽然妇女也付同样的教友费，但她们不能加入各类正式的机构。通常她们只能由别人代为投票，而且被禁止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由男性参加的年度晚宴。像许多其他的学校一样，伯明翰哲学学院也不允许妇女使用阅览室，因为人们认为阅览室是一个属于男性的场所，是一个让男人避开女性的聊天能安安静静地看报纸的地方。毫不奇怪，人们认为这些社区主要是男性的地盘。虽然由于与男性成员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妻子和姐妹，许多妇女能使用一定的设施，但几乎没有妇女能参与这些活动。在19世纪末期，由于妇女获得了自信，并逐渐感到由于她们私人身份的限制并没有融入到男子的公众世界中，她们开始要求设法进入这类俱乐部和社团。然而，在19世纪末期，当中产阶级的男子为他们商业上的成功且因他们的宗教灵感产生自信，开始逐渐寻求以他们的想法来重塑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拉大了男性和女性领域的差异。
卡德伯里家族（1）
同时中产阶级男子和妇女生活的物质条件也正在以增大两性劳动区别的方式在改变。农场主、制造商、商人和专业人员能通过性别来强调家庭中不同成员的不同责任的思想来认识他们生活中物质条件的变化。我们以18世纪末伯明翰的店主卡德伯里一家为例。出生在西部农村的理查德？塔珀？卡德伯里跟一个布商当徒弟。他来自公谊会家庭，而公谊会是一个遍布全国的紧密的宗教、经济和社会关系网。他的学徒生涯是在格沃斯特度过的，而作为一个熟练工的日子则是在伦敦；然后，他找到了一个在伯明翰当绸布商的机会，1794年他在那里安了家。除了为他的学徒生活付费和把他介绍给所到之处的公谊会社区之外，他父亲还为他的小买卖提供了足够的资本。在1800年理查德和妻子伊丽莎白以及他迅速扩大的家庭一起搬到了他在布尔街购买的商店的楼上，那是伯明翰的主干道。在那个时候，中产阶级住在他们经营场所的楼上或者旁边是很普遍的。铁器制造商就住在市场的边上，律师在自己的房子里开办事务所，而小店主就住在商店的楼上。只有非常富有的中上层阶级才会渴望一座独立于家庭企业之外的房子。
还是一个女孩时，伊丽莎白？卡德伯里没有接受过她丈夫那样的训练。妇女不可能得到学徒生活，因为传统的假设是她们能从工作中学会所有必要的知识，会学会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来得到帮助。只有富人才不希望他们的妻子去家庭企业中工作。农场主的妻子要负责奶牛，商人的妻子要在仓库或者账房里帮忙，而在丈夫去世后，制造商的寡妇要经营整个买卖。在需要额外的人手时，伊丽莎白就去店里帮忙，而在丈夫外出时，她就会照看买卖；她要负责组织整个大家庭，包括学徒和商店的女店员以及她自己的直系亲属。在婚姻生活的前15年，她一共生了10个孩子，其中有8个活了下来；而且她的老母亲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总是有喂不完的孩子、洗不完的衣服、做不完的衬衣和挑不完的水。然而，在两个女仆帮她做一些家务的情况下，伊丽莎白还在家里的买卖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理查德去伦敦为店里找新织物的时候，他写信给妻子：“在我到邦巴津斯以后，我发现很难找到我所需要的所有颜色。那些我所看到的织物都很漂亮，而明天我要去找黑色的（织物）。”他焦急地打听是否有他们所关心的来自爱尔兰的关于亚麻布的消息，还告诉她自己已经买到了“一些彩色和鲜红色的围巾”，还为他们的女儿萨拉订了一顶帽子。他信里的内容既有关于买卖也有关于家庭琐事的，主要部分则是买卖以及男人和妻子的社会生活。
在1812年时，商店经营得很好。理查德？塔珀？卡德伯里在郊区，几乎算是农村的伊斯林顿路又租了第二座不大的房子。年幼的孩子们搬到那里去和保姆、宠物们一起住，那里有鸽子、兔子、一条狗和一只猫。他还额外租了一块地，在上面种水果和蔬菜。现在，卡德伯里夫人要管两个家，她和大女儿开始两头跑。1827年，她生病了，但随后很快理查德就高兴地向他们的一个女儿报告说她已经康复了，能够承受一天忙碌的工作，在商店里奔忙而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了。同时，儿子们都追随父亲的足迹，在不同的城镇和不同的零售业当学徒。长子本杰明在一家布店当学徒，准备接手家里的买卖。次子约翰则被训练成茶叶和咖啡商人。女儿们没有受到这种正式的培训。她们是母亲的徒弟，她们从母亲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烘烤的技术和家政的管理，而且还有如何把这些技能和准备帮助商店相结合的艺术。她们会照料花园里的水果和蔬菜，或者在冬天帮母亲一起铺好地毯让房子暖和一点，或者出现在商店里去帮助父亲。生意是每个家庭成员生活的一部分。当布尔街经营场所被转手，人们对他们表示担心时，伊丽莎白？卡德伯里这样写道：“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抱怨，因为这全是为了生意。”
卡德伯里家族（2）
但商业实践正在逐渐变化，令这种家庭的介入变得越来越困难。已婚妇女是无法定立合同的，她们不能起诉也不能应诉，而且也不能成为合伙人。她们的婚姻状况就意味着：在法律上她们的丈夫对她们负责；她们没有独立的合法身份。只有单身妇女和寡妇才能独立地经商，而且经常是在丈夫去世之后，她们的机会才会出现。18世纪，在像卡德伯里一家那样的家族企业中，丈夫和妻子就像非正式的合伙人那样互相协助，共同关心生意就如同关心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男子对此负法律上的责任，但在日常生活中，是不会有尖锐的分工争议的，然而，许多与商业有关的任务只能由男人来干，比如说，总是理查德出去找货源。而且虽然已婚妇女有权以丈夫的名义来抵押贷款，但伊丽莎白却把付款支票留给了丈夫，非正式合伙人关系也是对男性权威的一种承认。
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的改革最终导致新商业实践的发展，而后者正好威胁到前面那些传统的、非正式关系。在合伙制为商业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的时期内，限制已婚妇女和身负家庭期望的女儿们的法律条款，就意味着合伙制的绝大部分参与者是男人，而且通常是亲属之间或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合伙做生意。学徒制度逐渐消亡了，但针对商业阶级需求的教育和培训还是不对妇女开放。比如说，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需要学习记账，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在19世纪有许多旨在向男子提供成为工业巨头所需的技能的教育尝试。而同时，女孩还是在家里接受教育。一旦青年男子进入商界，他们很容易就能发展起和其他男子的关系和联系，以保持信用、协商借贷和争取新客户。而妇女很难进入新的商业领域。曾经通过非正式谈判来进行的借贷逐渐需要通过银行来进行。曾经在市场上出售的玉米现在被放在玉米交易所交易。这是一个完全被男子掌握的机构。相似的情况存在于股票交易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