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开积听了这番话，心中感到温暖，对于坐在对面的这个大人物，焦开积只在同治元年刚投水师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船上远远地见过。那时曾国藩驻节安庆，水师奉命东下打江宁，他亲自到南门码头为彭玉麟、杨岳斌送行。十八岁的焦开积当时不仅把曾国藩当成神灵，也把湘军水师看成是了不得的英雄军队。焦开积认真操练，奋勇打仗，头脑灵活，又识得字，很快便由普通勇丁升为什长、哨长，到了打下江宁时，他已是参将衔花翎即补游击，奉旨以游击不论推题、缺出先行补授。不久，湘军大批裁减，陆师裁去十之八九，多少记名提督、记名总兵以及提督衔、总兵衔、副将衔的人都裁撤回家当老百姓，湘军一片混乱。水师还算好，只裁去十之二三，大部分都留了下来，后来又被朝廷列为经制之师。水师定制一万两千人，实际人数近两万。官员有限，彭玉麟大衔借补小缺的主意恩准后，焦开积便以参将衔即补游击，授了个外委把总，虽然降了五级，还算是个幸运者，许多人都眼红他。
在水师日久，焦开积逐渐看出，随着战功的扩大，水师内部日渐腐败起来，军营里一切坏的习气，水师不仅全兼足备，而且大有发展。当官的欺压当兵的，强者凌辱弱者，比比皆是。当兵的最怕打仗输了同伴不救援，绿营此风甚烈。曾国藩建湘军之初，鉴于绿营这种恶习，曾以斩金松龄之首来力矫弊病。湘军初建的那几年，的确败不相救的情形较少。尤其是水师，在彭、杨率领下，更注意互相帮助。到了咸丰末年，湘军中这种好风气已所存不多了，见死不救，临阵各顾各则成为普遍现象。这时，哥老会在湘军中应运发展。刚开始时都是一些处于低下地位的勇丁参加，他们在营哨中拜把结兄弟，提出“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口号，并以此作为严格的会规。这种团结起来的力量维护了弱者的利益。尤其是在打仗时，凡是哥老会的人都结成一伙，胜则挽手向前，败则抵死相救。
在一次战斗中，焦开积驾着一条小舢板冲进太平军船队，结果被团团包围，眼看就要面临灭顶之灾。正在这时，他的一个朋友赶紧驾了一条舢板冲了进来，紧接着有十几条舢板也冲了进来，拼死拼命地把焦开积抢出。死里逃生，焦开积分外感激那个朋友。朋友告诉他，是哥老会的袍哥们帮的忙。从那以后，焦开积参加了哥老会。在以后的战斗中，他靠着袍哥们的帮助，几次逢凶化吉。哥老会的力量逐渐强大，当官的也必须依靠哥老会才能站得住脚，不少将领也入了会。后来湘军陆师裁撤，不少袍哥在外流浪惯了，不愿回原籍，便以哥老会为组织，成团成伙地流落各地。在这种形势下，水师里的哥老会很快发展起来。大家说：“在江湖上混，朝廷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捏合起来。”
曾国藩听了焦开积这段陈述，心中甚是不快。哥老会在他亲手创建的湘军中活动如此猖獗，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
“焦开积，你刚才说也有不少军官加入了哥老会，你听说过最大的官职是多大？”
“老中堂，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不一定准确，说出来你老莫见怪。”
“你说吧，不管是谁都不要紧。”
“我听说哥老会后来在吉字营中人数最多，萧孚泗、李臣典、朱南桂、熊登武等人都入过，只是瞒着九帅一人。”
曾国藩大吃一惊。萧孚泗等人都参加过哥老会，这怎么可能呢？见曾国藩满脸惊愕怀疑，焦开积索性把这个秘密全部揭露：“老中堂，你可能还不知道，萧军门现在虽家居湘乡，他手里仍控制着几千哥老会。袍哥们都说：国家多事，洋人强梁，皇上又年幼，老中堂又体弱，说不定不久天下又要大乱，那时还要我们哥老会出来收拾危局。”
“一派胡言乱语！”曾国藩骂道，不过声音微弱，显得有气无力。
焦开积被戈什哈带走了。曾国藩心里有一种大不祥的预感：这些星散各地的湘军旧部，很有可能会在某一天重新聚集在一起，昔日保护朝廷渡过难关的功臣，将翻脸成为反抗朝廷的叛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当然，曾国藩想，在他活着的时候，这种事情决不会发生，只能在他的死后出现，但即使是死后，他也决不能容忍。真的发生那种事，他的子孙都会被斩尽杀绝，他和他的父、祖的坟墓都会被挖掘，尸体将会被鞭挞焚毁，一切称颂他的文字都得改写，他将永远遭后世唾骂，遗臭万年。而现在其人已众多，其势已蔓延，既无法劝告他们改邪归正，更不能公开镇压。“哎，这或许是气数使然！”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重复这一句他近来常想起的话。
他草草结束这场对哥老会劫法场大案的审讯，并吩咐彭玉麟、黄翼升不要给他们任何处置，今后在水师中也不要再提起哥老会的事。
通过这次审讯，曾国藩愈加看出张文祥这个神秘人物的背景非比一般，必须从速判决，否则随时都有不测之变发生。
钦差大臣郑敦谨也从栖霞山回到江宁城内。这个以精于岐黄著称的刑部尚书，历官三十余年，对世事人情的洞明毫不逊于他的医术。他从慈禧太后并不急着催他出京，窥视出朝廷对此事的微妙态度，又从沿途以及到江宁后所听到的各种传闻中，隐约察觉到此案的复杂棘手。提审张文祥后，他一眼就看出刺客是个少见的顽梗之徒，此种人极不易对付。因此，他借口病未痊愈，每天只在江宁藩司衙门读书写字，修身养性。关于马案的一切，他都以曾国藩的意见为意见，用极为恳切谦虚的态度，将处理这桩奇案的担子完全压在曾国藩一人的肩上，为应付日后的麻烦，狡猾地留下一条退路。
曾国藩对郑敦谨的用心洞若观火，但这对他有利。他开始构思结案的奏报。张文祥的供词无疑不能上奏，涉及马新贻的言辞也须小心，至于沟通回部的传闻，更是牵涉到朝廷大计，丁蕙蘅谋杀一说，又与丁日昌搅在一起。所有这些，都不能触及一字，否则将遗患无穷。如何措词呢？他亲拟的奏章成百上千，唯独这篇难以下手。
“大人，我和叔耘商量，决定把马制军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吴汝纶推门进来，后面跟着薛福成。
“你们有新发现？”曾国藩问，并招呼他们坐下。
“没有。”吴汝纶答。
“你们有什么法子可以查个水落石出？”
“我们两人想好了，决定微服私访。”薛福成说。案子的重大，案情的迷蒙，牵涉面的深广，吸引着这两个涉世不深又正直有事业心的热血青年。他们极为敬佩铁面无私的包公，想学习他的品格，摹仿他的方式来侦破马案，不管此案涉及何人的头上，哪怕真的是醇郡王主谋也不在乎！
“微服私访？”曾国藩的嘴角边露出微微一笑。“你们打算从哪里访起？”
“大人，这个案子目前暴露的疑点很多，只要认真查，自有下手之处。”心直口快的吴汝纶立即接话，“张文祥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的话已说得很明白，他是受人指使的，而且此话已由魁将军上奏太后、皇上，又公之于京报，普天下都知道。倘若这背后的指使者不查出，如何向世人作交代？”
曾国藩沉吟不语。这几句话的确打中了要害，没有查出幕后指派人，能叫结案吗？
“卑职想，从现在所得到的线索来看，幕后的人不外乎这几个。”吴汝纶扳起指头数着，“浙江海盗龙启云，法华寺的和尚圆灯，丁中丞的公子丁蕙蘅。”
“还有，”薛福成补充，“京师的醇郡王！”
曾国藩微微一怔，随即在心里作出决定：必须制止他们的荒唐之举！
“不必你们再去微服私访，马制军这个案子我已经查清楚了。”曾国藩严肃地指出。
“查清楚了？”吴汝纶惊奇地睁大眼睛。
“幕后指使者是谁？”薛福成忙问。
“指派张文祥谋刺马穀山的人，就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龙启云！”
“真的是他！证据呢？”吴汝纶觉得奇怪，他以为张文祥多半是丁蕙蘅重金买通的死士。
“还要什么别的证据呢？证据就是张文祥自己的招供。”曾国藩显然被这个问题问得不悦，他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公布，“张文祥乃漏网长毛，与马穀山既有前仇，又有新怨，复受海盗龙启云收买，遂以死行刺。案情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你们不必再节外生枝了。”
吴、薛二人扫兴退出。屋子里，曾国藩倒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刚才还迟疑不能落笔的奏报，被他们这么一逼，不就逼出来了吗？他很快草拟了一份奏稿，派人送给郑敦谨过目。郑敦谨看完后没有改动一个字，当夜便送回来。第二天，这份奏章便以刑部尚书和两江总督会衔的名义拜发。
半个月后上谕下达，张文祥凌迟处死。临刑前，马新贻的弟弟马四买通刽子手，要他们在张文祥的身上割三百六十刀，才让他断气。杀张文祥的那一天，围观的百姓达数万之多，两个刽子手像剔鱼鳞似的从张文祥的全身取下一块块血淋淋的肉来，张文祥至死没有哼过一声。这真是个天底下独一无二的硬汉子！围观的百姓无一不在心里为之惋惜，发出赞叹。刽子手行刑后，马四又操起一把牛耳尖刀，划开张文祥的胸膛，取出心脏来，在马新贻的灵前祭奠。
马四的这个举动引起曾国藩的深思：马家对张文祥有着深仇大恨，这幕后操纵者实际上并没有查出来，倘若今后遇到什么机会，马家对此案提出疑问，那又多出一些麻烦。再说，马新贻的先世也很可能是回民，目前陕甘新疆回民正在闹事，如果让他们抓住马案做借口要挟朝廷，于国家安定亦大不利，必须给马新贻身后以破格之荣，方可堵住西北回民之口。曾国藩想到这里，又给朝廷拟一奏稿，请赠马新贻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并请在原籍菏泽及江宁、安庆、杭州、海塘等立功之地建专祠。郑敦谨照例同意，于是又会衔上报，朝廷一概照准。
有清一代空前绝后的谋刺总督案，就这样宣告了结。
一水师守备栽在扬州媒婆的手里
刺杀马新贻一案办得完美无缺，朝廷甚是满意，上谕嘉奖：曾国藩、魁玉、郑敦谨、张之万、梅启照等人都交部优叙。郑敦谨打马回朝，江宁藩库又拿出两千两银子来作为程仪奉送，马家也来道乏，众人都很高兴，唯独曾国藩心里总觉不踏实。
曾国藩不再多过问两江庶务，不仅是因为他身体实在太衰弱，力不从心，更主要的是教案给他的刺激太深了，他心里非常清楚，津案以赔款杀同胞为结局，名义上是他的委曲求全，是他的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是朝廷，是整个中国的委曲求全，是为了求得暂时的安宁而不惜丢掉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汉唐强国大邦的形象已在世界各国面前荡然无存了。之所以弄到这般地步，就是因为国势颓弱。中国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做到不受委屈，平等相处，不只是靠道理的充足，关键在于国力的强盛。要徐图自强！曾国藩立誓以自己的余生致力于早在十年前便已开创的“师夷智以制夷”的事业。这既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必经之路，同时，他也要以自己的实在有效的行动，在国人面前证明他不是卖国者，而是目光远大、脚踏实地为国为民的实干家，使那些自诩爱国，其实不负责任，未有任何实际作为的清议派羞愧！
这些年来，除曾国藩外，朝廷大臣如奕䜣、文祥，地方上的督抚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都对“师夷制夷”之事感兴趣，相继办起了上海炸弹三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兰州机器局等军用工厂，费饷浩大，成效均不甚显著，引起了以奕、倭仁为代表的亲贵和元老重臣的反对，双方论争时都言辞激烈，态度强硬。西太后倾向于自办洋务，故奕䜣、文祥这一派略占上风。
李鸿章是在封疆大吏中倡导洋务最力者。他精力充沛，办事精明，与洋人关系密切。他在办洋务中成绩最显著。金陵制造局是他一手办起的，天津制造局是在他的倡导下办的，福州船政局遇到阻力时，他竭力为之说话。由安庆迁到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李鸿章任江督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亲手批准将厂址由狭窄的虹口迁到开阔的城南高昌庙镇。现在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为全国最大的军火轮船生产之地，不愧它的总局称号，的确起了总领天津、江宁、福州、兰州各局的作用。这些，都使该局的督办人容闳、杨国栋分外感激。曾国藩决定先到上海去视察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给他们以鼓励推动，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曾国藩带着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和得意门生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兴致很好地踏上了停泊在下关码头江面上的威靖号轮船，杨国栋、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人在船上恭迎。五十多岁的杨国栋精神旺盛。这些年来，他是容闳的得力助手，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徐寿、华蘅芳更是找到了一个足以施展本事的大舞台。他们与容闳合作得很是融洽，彼此都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都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个使中国走上徐图自强的前无古人的伟业。
“雪村，我这是第三次坐你造的船了，真是一次比一次舒服。”威靖号劈波斩浪，在清亮的江面上飞速前进，曾国藩坐在临窗铺着雪白洋布的小桌边，笑着对徐寿说。第一次是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攻下江宁后几天，曾国藩由安庆坐黄鹄号前去江宁。“黄鹄”二字由曾国藩亲自命名，他把它比作一只健翮凌空的黄鹄，这是中国人造的第一艘由蒸汽机发动的轮船。第二次在同治七年赴直隶前夕，容闳驾驶江南制造局造的恬吉号来到江宁，曾国藩坐着它从江宁到采石矶，又从采石矶返回江宁。一年来，江南局又陆续新造四艘轮船，曾国藩分别给它们命名为威靖、惠吉、操江、测海。
“我记得老中堂第一次坐黄鹄号时，热得中途换民船，故造恬吉号时，特别考虑到通风设施。第二次，老中堂坐恬吉号时说，不热了，也快了，就是颠簸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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