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你曾在鲍超部下当过哨长，你知道我是谁吗？”曾国藩靠在椅背上，习惯地捋起长须。
“认识。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认出来了。你是曾大人，不过从前精神多了，完全不是现在这副衰老的样子。”张文祥答。他已抱定必死之心，不想讨好曾国藩，心里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
“以前魁将军、张漕台问你时，你为何不说呢？”
“我不愿意言及圆灯法师，免得法华寺的僧众受牵累。”
“那你为何又对我说呢？”曾国藩将双眼眯成一条缝，以极不信任的态度审问。
“因为我和你有约在先。”对曾国藩这种态度，张文祥甚是鄙夷。他轻蔑地说，“我谅你也不会说出去，更不敢上奏皇上。”
“为什么？”曾国藩充满恨意地问。
“因为我曾经是湘军的小头目，湘军小头目谋刺总督大人，你这个湘军统帅脸上有光吗？”
曾国藩颓然了，他无力地挥挥手，示意张文祥离开这里。
张文祥的这个招供，曾国藩不听还罢了，听后弄得惶惑不安，甚至有点束手无策了。幕僚们汇报江宁城里的传闻时，他对一个现象很是怀疑：为什么关于这桩案子的说法如此多而离奇呢？街头巷尾议论之外，茶楼酒肆居然还编起了曲文演唱。张文祥的招供可以为解释此疑提供答案，即背后有强有力的人物与马有大仇，制造各种流言蜚语损坏他的名声，而且还要借此去掩盖张文祥刺马的真正意图。
这人物是谁呢？抓起乔三当然可以审讯清楚，但乔三往哪里去抓？这是一个极精明老练的家伙，他与张文祥的交往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张文祥至今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乔者，假也。没有读过书的张文祥不懂，曾国藩一听便知道。张文祥被他骗了，但又未骗。教堂门口的制止是对的；提供情报是准确的；关键时刻栅栏挤倒，正好让张文祥混进校场，王成镇的乞贷，目的在于让马停步，这些也可能是他暗中安排的；三千两银子也的确送到了张妻的手里。乔三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也是一个要杀马的人，这点无可怀疑。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呢？他在衙门外盯张文祥的梢，又在教堂门口观看马，又与张在小酒铺里喝酒，这一系列举动证明他身份不高。身份不高的人不可能在江宁掀起满城风雨。这样看来，乔三背后有人，他也是在为别人卖命。这个人出手很阔，势力很大，他是谁呢？是京师里的醇王？还是江宁城里的魁玉？他们恨他投靠洋人，欲杀之而泄愤？曾国藩知道醇郡王奕最恨洋人。这几年来，在民教冲突中，他是清议派的靠山，俨然成了百姓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他痛恨保护洋人洋教的马新贻，又无权罢黜，便不惜以重金通过魁玉派人刺杀马，这不是不可能的。但这是推测，并无依据，即使有依据，他曾国藩敢在奏章中触及皇上的亲叔、西太后的妹婿吗？当年曾国藩血气方刚、手握重兵，尚且不敢与皇家较量，何况今日！
曾国藩转念又想，也可能整个招供，都是张文祥为自己脸上贴金而胡编乱造的。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一个既在捻军、长毛里混过，又在湘军里混过的无赖流氓、亡命之徒，他为自己的私仇，或为不可告人的目的受人指使，刺杀了马新贻，而马却是一个无辜的以身殉职的官员。曾国藩想起自己为官几十年，尤其是办湘军、为地方官以来，与他构成怨仇的人何止千百，其中也不乏拼却一死、与之同亡的大仇人。将心比心，能不可怜马新贻吗？更使曾国藩不安的是，这个可恨的张文祥，居然曾充当过湘军的哨长。这件事传扬出去，岂不给湘军脸上大大抹黑！湘军中有恶棍歹徒，有痞子盗寇，有杀人越货之辈，有奸淫掳掠之人，这都不要紧。这些人，当兵吃粮的军营里，何处没有？绿营里有的是，八旗兵里有的是。曾国藩不怕。但大清立国二百多年来，史无前例的谋刺总督案，是一个曾在湘军中当过哨长的人所为。这事传进太后、皇上之耳，播在万人之口，今后写在史册上，留在案卷里，却是一件给前湘军统帅大大丢脸的事情！天津教案已使他声名大减，再加上这么一下，他以后尚有多少功绩留给后人？这桩疑云四起、扑朔迷离的刺马大案，又一次将曾国藩推到身心俱瘁的苦难漩涡中。
一个半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姗姗来到江宁。这个奉旨查办马案的钦差大臣，从京师出发，居然走了四个月！从北京到江宁只有两千四百里驿程，也就是说，他每天只走二十里！下关码头接官厅里，郑敦谨一落座，便连连对曾国藩说：“卑职年老体弱，一路上水土不服，遭了三场大病，因而来迟了，尚望老中堂海谅。”
“大司寇辛苦了！现在身体复原了吗？”曾国藩见眼前这位高大健壮、气色好得很的同乡星使，公然在他面前扯着大谎，心里一阵好笑。其实，曾国藩不仅对他可以原谅，而且希望他不来更好。
“这两天略微好点了，但还是头昏眼花，浑身无力。”郑敦谨懒洋洋地说，完全是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
“进城后好好休息两天，要不要再唤个好医生号号脉？”
“多谢老中堂！卑职于医道略懂一点，医生不必叫了，我休息几天就行了。老中堂和魁将军、张漕台这几个月辛苦了。在路上我看到京报上登的老中堂的奏章，说刺客拒不招供，估计是个报仇的漏网发逆。老中堂分析得对极了。我看完全就是这回事。马穀山杀长毛何止千百，定然与他们结下了大仇。张文祥这个王八蛋舍掉自己的命，拖马穀山一道上黄泉。你们看呢？”郑敦谨转过脸，对前来迎接的魁玉、张之万、梅启照等人打了两下哈哈，“我看你们各位呀，今后都得小心点，当官的谁没有几个仇人呀！”说罢，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
张之万说：“我于审案一事无经验，还要靠刑部大老爷您来定案。”
“哪里，哪里！”郑敦谨忙摆手。“老中堂二十多年前就当过刑部侍郎，这世上哪个人的花招，能瞒得过老中堂的法眼？这个案子要我定什么案，老中堂奏章中的分析就是定案。”
郑敦谨的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大为放心。这分明意味着，他不会再认真地审讯张文祥，他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且一路走了四个月，既不是生病，也大概不是因游山玩水而疏懒渎职，说不定这个精明的刑部尚书早已窥视了某些内幕。曾国藩又想起陛见时太后对此事的冷淡，莫非杀掉马新贻正是出自醇王的意思而得到了太后的默许？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太后秉政十年了，治国的大本领寥寥，整人的手腕却异常的高明阴毒，她是完全可以做得出蜜糖里下砒霜的事来的。
第二天一早，张之万便来告辞，如同跳出火坑似的匆匆离江宁回清江浦。自此以后，魁玉、梅启照等人也都不再过问此事了。郑敦谨传见一次张文祥，问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后，便到栖霞山去休养，一住半个月过去了，毫无返回江宁的意思。看来，他们都不想染指此事，最后如何结案，都指望着曾国藩一人拿出主意。曾国藩和赵烈文等人细细商量着，如何写一份能够使人相信的结案材料，既能够向太后、皇上作交代，又能顾及马新贻，也就是说顾及整个官场的体面，且不能丝毫牵涉到湘军，同时又可以自圆其说，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正在冥思苦想之际，却不料马案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六马案又起迷雾
这一天，总督衙门接到一封无头禀帖。禀帖上说，前两江总督马新贻，为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儿子候补道丁蕙蘅派人所杀。事情是这样的——
丁日昌的独生子丁蕙蘅是个花花公子，读书不长进，成天吃喝嫖赌，二十岁了，还没考中秀才。丁日昌急了，给他捐了个生员，指望他能考中举人。考了三次，文章做得狗屁不通，他自己也不想考了。丁日昌九十岁的老母亲疼爱孙子，便对儿子说：“你当了巡抚，荣华富贵，就不替儿子着想？我丁家做官就做到你这一代为止了？”
丁日昌是个孝子，又是个慈父，也是个敛财有方的贪官，他有的是贪污来的大量银子，于是又给儿子捐了个监生。因为当时的规定，捐纳者必须具有监生的资格。接着，他又兑上两万两银子，给儿子买了一个候补道。一般人要通过十年寒窗苦读，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当了几年翰苑编修，遇到格外天恩，放出到地方任个知府，再要小心翼翼，加上不断向上司讨好献殷勤，才能指望升个道员。这丁蕙蘅诗书不通，世事不懂，凭着老子来路不清白的银子，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一个候补道的官职，只待哪处道员出缺，他便走马上任，戴起正四品青金石顶戴，穿起八蟒五爪雪雁补子袍服来，升堂理事，颐指气使了。
丁蕙蘅虽然随时都有可能当个正式中级官员，却仍不知修性养德，他嫌住苏州在父亲管束下不方便，便带着妻妾和几个家人在江宁城南秦淮河边金谷塘买了一栋宽敞的带花园的楼房住下来，每天除在家里与妻妾调笑、打牌赌博外，便在酒楼歌场听曲饮酒，在花街柳巷寻欢作乐。
这一天，他来到秦淮河边，踱进了重建不久的媚香楼。这媚香楼是晚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住所，清兵打金陵时毁于兵火，后又恢复。咸丰二年底，太平军进入小天堂，媚香楼再次被烧。同治三年，赵烈文奉曾国藩命整修秦淮河，媚香楼便又应运重建。眼下的媚香楼，比咸丰二年前的旧楼还要华丽数倍，几乎赶上了李香君时代的水平——艳领群芳之首。
丁公子一登楼，鸨母便安排他平日最喜欢的姑娘香玉来陪伴。香玉弹着曲子，陪着丁蕙蘅吃着花酒。正在惬意之时，丁蕙蘅一眼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丽人依偎着一个翩翩少年，从他身边走过去，一股浓烈的香味直呛他的鼻子。丁蕙蘅魂销魄散，忙喊鸨母过来，指着背影问：“那姑娘是谁？”
“新来的香碧。”鸨母谄笑道，“丁公子喜欢她？”
“嗯。”丁蕙蘅还在贪婪地呼吸香碧留下的余香，痴痴地望着衣裙摆动的倩影。“你去叫她过来，陪陪我丁大爷吧！”
“丁公子，”鸨母亲自给丁蕙蘅斟了一杯酒，满脸堆笑地说，“你喜欢她，那还不好说吗！以后叫她来陪你，只是这几天不行。”
“为什么？”丁公子恼怒起来。
“丁公子。”鸨母紧挨着丁蕙蘅的身边坐下来，媚态十足地说，“你莫生气，这五天里香碧被一个扬州来的富商公子包了，五天后他一走，香碧就是你的人。”
“不行，你要大爷等五天，大爷会要等死的。”丁蕙蘅心急火燎，恨不得马上就将香碧搂入怀中。“什么富商公子，叫他识相点，早点让出来，否则丁大爷不客气！”
鸨母奈不何丁蕙蘅，只得跟那巨商之子商量。那年轻人也是财大气粗、血气方刚，正跟香碧热乎得一刻都不能离，准备以巨资赎身长期相聚，岂肯让出！便气呼呼地冲出房门，指着丁蕙蘅的脸骂他无理取闹。这下可惹怒了这个衙内。他一挥手，几个恶奴一拥而上，乱拳打了起来。那富商之子酒色过度淘虚了身体，受不了几下便一命呜呼了。丁蕙蘅知道闯下祸了，塞给鸨母二百两银子，要她收殓送回扬州，自己拍拍屁股，偷偷地溜出了江宁。
那扬州富商也只这一个宝贝儿子，虽知死于巡抚公子之手，仗着有钱，他也不肯罢休，一面状告两江总督衙门，一面又暗中送给马新贻五千两银子。马新贻拿着此事为难了：不理嘛，人命关天，富商交接又甚广，江宁不受，他可以上告都察院、大理寺，最后还得追查自己的责任，且五千两银子也得不到；受理嘛，事关丁日昌，这情面如何打得开呢？思来想去，还是受理了。
马新贻叫丁日昌到江宁来，与他商量此事如何办。丁日昌对儿子的作为十分恼恨，他到底要顾及巡抚的体面，不能不做些姿态。最后两人商定：那天打死人的几个家丁各打一百板，选一个充军，赔偿银子一万两，革去丁蕙蘅的候补道之职。扬州富商勉强同意，一场人命案就这样了结了。事平之后，丁蕙蘅回到苏州，丁日昌气得将他狠狠地打了一顿，锁在府里，不准外出。丁日昌奉旨到天津办案后，丁老太太见孙子可怜，便放他出来。丁蕙蘅把一腔仇恨都集中到马新贻身上，于是用重金蓄死士杀马报仇，张文祥就是用三千两银子买下的刺客。
这是马案中又生发出的一团迷雾。曾国藩拿着这张无名禀帖，心头再添一层烦恼。说所告毫无根据吗？丁蕙蘅的家丁在妓院闹事打死人，丁蕙蘅也因此丢了候补道，这是事实。丁日昌也并不隐瞒此事，还专折上奏太后、皇上，承认自己教子不严，请求处分。说张文祥是丁蕙蘅买通的刺客，证据何在？且张文祥的招供中无丝毫涉及此事。丁日昌深受太后器重，在天津办案时对自己支持甚力，这样一桩谋刺总督的大案，没有铁证，怎能轻易牵连到他的头上！
曾国藩不置可否，将无头禀帖依旧封好，派人送到栖霞山，请郑敦谨处理。第二天，禀帖又回到曾国藩手中，郑敦谨批道：“此事须慎而又慎，请老中堂定夺。”
“这个滑头！”曾国藩苦笑着在心里说。尽管郑敦谨将担子又推了回来，但他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不希望此案涉及丁日昌头上。这点与曾国藩的想法一致。
如何结束？曾国藩为此苦苦地思索着。特地从山东赶来的马新贻的弟弟马四，天天来督署纠缠，哭着要曾国藩查出主谋。大概是马四在背后又进行了一些活动，这段时期来《京报》接连刊出几封御史的奏折，声言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山东籍京官联名上疏，振振有词地说，既然刺客说过“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的话，显然背后有主使，不查出主谋，无以告慰亡督在天之灵。更令朝廷担忧的是，洋人也在议论此事了。恭王奕䜣来了密函，说洋人嘲笑中国政府无能，案子发生五个多月了，凶手也当场抓获，却迟迟定不了案，令人遗憾。奕䜣敦促曾国藩早日了结马案，免得中外议论纷纷。
曾国藩很为难。有时他想，既然太后放了郑敦谨专程来宁处理此事，不如把千斤担子都推到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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