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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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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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方案……”

双方握手,各自落座。

蒋副主席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们,我们开会吧!最近我们市发现了伪劣大米,幸而,并没有被成车地运往外地。因为卷入这一恶劣事件的主要群体成员是我们市的农民,所以处理方式须格外慎重,以防形成对立情绪。李市长和王书记,自然非常希望当面听听各位委员的看法。下面,哪位委员先发言?”

黄院长迫不及待而又当仁不让地高举起手。

蒋副主席点点头:“黄院长,请吧!”

黄院长又扬扬手中材料:“看法基本都在其中了,也早已分送给各位了。事情,是李一泓委员发现的。刚才蒋主席说‘幸而’,我认为千幸万幸,首先是幸而李一泓委员偶尔发现的,否则,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但,某一件恶劣的事,发现是一回事,认识是另外一回事。这就需要认识水平高的人,进一步总结出深刻的思想来!”

杨亦柳在材料背面写了几个字推给李一泓看,并在他耳边悄语:“真受不了!”

黄院长很有激情,侃侃而谈:“那么,伪劣大米的事件,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我认为,第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对农民太心慈,太手软了!诸位,我们今天在市场上还能买到多少种吃起来放心的食物呢?饭店,我们各自家里的饭桌,已经成为损害我们健康的陷阱了!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普遍担心的大问题。可哪一级政府采取过什么一劳永逸的措施吗?需要理由,需要采取铁腕和强有力措施的理由!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市,理由终于有了!李一泓委员儿子的家被非法加工伪劣大米的农民们报复性地捣毁了!这还了得!李一泓同志不是一般人嘛!是我们政协的一位委员啊!所以我建议,抓住理由,重拳出击!政府、公安、法院,三方面形成合力,采取组合拳,教训教训那些刁民,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以儆效尤!我抛砖引玉,先说到这儿!”

“黄院长,你因为盖养老院和被占地农民之间的官司了结了吗?”杨亦柳突然问。

“还在打呢!我就不信,最终我黄礼学会输给些个刁民!”

“难怪你一谈到农民气不打一处来!你刚才的发言未免太过于情绪化了吧?”

黄院长尴尬地说:“你看你,往我那件事情上扯什么呢?别扭转大方向啊!”

这时委员甲说:“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吧,李一泓同志,你能确定,砸窗子的那些人,姑且允许我认为是一些人吧——他们肯定都是农民吗?”

李一泓正用铅笔涂杨亦柳所写的那行字,而且已经涂成了一只黑黑的猪崽儿。听了对方的问话,他望着对方摇摇头。

委员甲接着说:“那么,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把伪劣大米的事件分解为两件事来看待的好。第一件事是,在我们市,不少村子里的农民们卷入了一桩加工、销售伪劣大米的事件。对于这一件事,我个人的态度是,重在教育,而不要动不动就主张教训。我们政协委员向政府提出建议时,包括怎样对待民众的恶劣行为时,都尽量不用‘教训’这样刺激性的词句为好。第二,有人砸了李一泓委员的儿子家的窗,这件事怎么处理好,我看我们首先应该听听李一泓同志的想法……”

李市长和王书记点头,同时都微笑着将目光望向李一泓。

李一泓说:“那,我就也发发言。这会儿我头脑里挺乱,可能也理不清个条理。李市长,王书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是新委员,比起他们诸位,新得不可能再新。再加上我思想认识水平低,话语中有什么不当之处,还望两位领导多多包涵……”

李市长望着他说:“作为本市长,我也够新的,才来了三个多月,彼此彼此。”

李一泓看了看众人,说:“这几年,对于我们市,我一直有点儿困惑。按说,我们市是一个穷市。我想,穷市嘛,它所需要的一把手,那更应该具有一种扎根的精神,脚踏实地干满一两届,才能为一方百姓留下某些福祉是吧?可情况恰恰相反,有人来了,没当多久市长,做了一两件雷声大,雨点儿小的事,一拍屁股,走了。据说高升了。有的人来了,没当多久书记,也那样。好像我们这个穷市,成了一个专供当干部的人‘锻炼一下’的地方。当干部的人上进心强,这我理解。可作为一个穷市,它也有它的上进心,那么谁来理解它的上进心呢?而它的上进心,其实就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所以,市长、书记,我斗胆相问,你们要在本市干多久?你们要是也和前边的人一样,我想,那我下边的话说不说都没意思了……”

气氛顿时凝重,市长和书记对视一眼,他们都从对方眼里读懂一句话:这个李一泓可不简单!

王书记说:“问得好。趁此机会,我也给各位委员交个底儿——李市长来时,省委组织部门是找他谈过话的,要求他必得连任两届。如果他有负众望,一届任满,下届干脆落选,另当别论。我调来之前,省委组织部门也找我谈过话了,要求我至少把五六年人生固定在此地。为了改变这个市的落后面貌,我们都是写了决心书的。李一泓同志,你下边的话,可以继续说下去了吧……”

李一泓满意地说:“那,我接着说。昨天我回到家里,刚一坐稳,我的小女儿就告诉我,她嫂子由于受到惊吓,流产了……”

会议室里一阵沉寂,李一泓接着说:“今天早晨,我的大女儿来到了我家里,对我呯呯嘭嘭来了一通,说的话和礼学同志的话差不多,我是政协委员不是普通人啊,对于刁民要给点儿颜色看看啊,甚至还说,谁家的人砸了她哥家的窗,惊吓了她嫂子,那就得让谁赔得倾家荡产。我训斥了我大女儿。现在我也要向大家声明,学礼同志的材料,到会场以前,我还没看到过呢。虽然署着我们二人的名字,但是其中某些对我市农民的看法我并不同意。学礼,你刚才的发言,我也基本上……不赞同。我倒是挺同意杨校长的话,你刚才的发言太情绪化了……”

听了李一泓的这番话,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又都很想听李一泓继续说下去。

“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我们市的农民问题。省城的人常说,他们三代以上,都是农民。而我们这个市里的人,十之六七两代以上,就是农民。二十年以前,市里不过才十几万人口。现在呢,八十余万了。还不都是由农民变成的城市人口?我们说我们市穷,穷在哪儿?就城市论城市,不比全省别的市的面貌差多少,还不是穷在农村,穷在农民?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如果说富了,那得连农村和农民的生活都富裕了,才算真的富了。我们国家有八九亿农民呢,闭上眼睛,假装看不到一些贫穷农村的贫穷农民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那样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再多又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市,就是一个长期以来很不关心农村和农民情况的市!从前,连土地上该种什么,都要由干部说了算。一级一级往下压,不听话就不是好农民。被认为不是好农民了,不是就要大加教训吗?教训而又不服,不是往往就要给颜色看的吗?后来呢,分田到户了,土地上种什么,农民自己可以做主了。可有的干部,还不习惯于让农民做主,还习惯于指手画脚。结果呢,到了秋季,收成不好,农民不干了,说当初你们动员我们种的,干部和政府就成了被告。现在呢,干部们倒是吸取教训了,大撒手,干脆不闻不问了。起码的关注都没有了,更谈不上关心了。所以,连离我们城市不远的农村,农民忽然不种麦子了,改种水稻了,许许多多的干部都看在眼里了,都知道的,却没有一位干部提出疑问——那里的土地适合种水稻吗?认为农民的事,概由农民自己负责了嘛!但如果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也这么想的话,还会提出城乡反哺农村的问题吗?还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写入最新的五年计划吗?这难道不是感情差距吗?正因为存在着这一种差距,伪劣的水稻种子就流贩到我们市的农村去了。农民买了,种了,上当了。接着唯利是图者们又来了,教农民们怎样怎样,次大米也可以变成好大米。于是,许多农民兄弟,就卷入到伪劣大米事件中了……”

“一泓,不是我又打断你,你这么说就不情绪化了吗?照你说来,他们反而很无辜啰?完全是受害者啰?不知道他们的做法是在坑人啰?你是不是因为你儿子也卷入了才这么说啊!”黄院长插嘴道。

“不错,我儿子也卷入了。我儿子,他不呆不痴,不至于别人怎么教就怎么信。他后来当然也清楚他的做法那是骗人坑人。可是在我的批评教育之下,他认错了。和别的那些农民比起来,他不好也不坏。如果他还算不上是什么刁民,别的那些农民也不是。既然他经过批评教育承认自己错了,我相信别的农民也会认错的。所以我最后的态度是——伪劣大米事件,这是一个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机会,而不是一个教训的机会。”

李市长问:“你认为,以什么方式进行教育才好呢?”

李一泓摇摇头说:“这我没有经验,谈不到点子上。但我认为,教育者首先要是关心者。希望两位市里的领导,首先要以一种方式向我市农民作检讨,承认以前对他们的关心不够……”

黄院长趁机又说:“一泓,农民加工伪劣大米,差点儿给我们市的形象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而你却想让市里的领导们反过来向农民作检讨?你脑子进水了吧?”

杨亦柳说:“黄院长,不许挖苦人啊!”

委员乙说:“我们市的上几任领导,眼中只有市城,忽略了对农村的关注和对农民的关怀,几乎完全没有对农业生产履行过什么指导、引领和教育的责任,这也确是不争的事实!”

委员丙反驳说:“我反对,也不能出了什么不好的事,都把责任往领导们身上推!”

委员丁则说:“领导们不是家长,不是幼儿园阿姨,农民们也不是小孩子子!遵纪守法那是小孩子们都明白的道理嘛!”

杨亦柳想了想说:“即使不负全部责任,但是应不应负一定的责任呢?我觉得李一泓同志的发言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之处!”

会议室里的人们顿时七言八语,激烈争论起来,蒋副主席、李市长、王书记也交头接耳……时间在一片争论声中悄然滑过,墙上的挂表由十点半而十一点半而十二点半。

蒋副主席拍手道:“诸位,到吃饭时间了。李市长和王书记认为,今天这次会开得好,他们要请各位委员吃午饭。饭后,常委们留一下,我们继续再议一议……”

李一泓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门口,见门口停着一辆帕萨特,黄院长正站在他家院门外吸烟。

李一泓下了车,笑着说:“怎么,饭桌上和我争论不够,还想到我家里继续呀?”

黄院长没好气地说:“李一泓我告诉你,我对你恼火得很!”仿佛他是主人,一脚踢开门就进了院子。

李一泓摇头苦笑,推着自行车也进了院子,等他支好车,黄院长已进了他家屋。李一泓一进屋里,黄院长一手叉腰,一手指他,激头掰脸地指责:“你那是什么表现?”

“我的表现怎么了?”

“有你那么发言的吗?那可是一次正式的政协会议!”

“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不是要坦诚吗?不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

“你倒坦诚了,可你置我于何地?我在政协的会上从来没有丢那么大面子!你出卖了我!”

李一泓也生气了,严肃地说:“我只不过表示了不赞同你的某些话,那就等于我出卖你了?农民,刁民,这两个词能在一位政协委员口中混淆而说吗?别说两代以上,二十几年前,咱俩自己就是农民!你怎么能一旦离开农村,就从感情上讨厌起农民来了呢?”

“你……李一泓,李一泓,挺漂亮的一件事儿,你我双赢,都得分。你却偏往减分的结果搞,却偏把咱俩多年的老同学关系搞到这么不愉快的地步!有你后悔的时候!”说完,黄院长恼羞而去。





李一泓站在杨亦柳家小院门外,失望地揣起拨不通的手机。他弯下腰,从清洁的地面上捡起两个烟头,用纸包起,转身再望一眼紧闭的院门,心有不甘地走了。

刚走几步,他的手机响了。

“一泓,你在哪儿啊?”手机中传来杨亦柳的声音。

“刚从你家院门前离开没几步。给你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只好打你手机……”

“那,你就给我回来吧!”

杨亦柳将李一泓请进屋里,首先把烟灰缸摆在茶几上,接着为李一泓沏茶,边说:“过几天政协要组织一次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我在写发言稿,所以就把电话关上了。”

“今天下午,我一直犯嘀咕……”

“因为上午的会?”

李一泓点头。

“怕自己的发言给领导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李一泓又点头。

“还想知道,饭后,领导留下我们几个又讨论了些什么?”

李一泓点点头又摇摇头,苦笑:“唉,我怎么忽然变成这样?你觉得我很可笑是吧?”

这下轮到杨亦柳摇头了。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笑了。要是违反什么原则,那就不要告诉我……”李一泓心里有些没底。

杨亦柳笑了,她亲昵地轻轻拍了拍李一泓的手臂,温和又友爱地说:“你也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可笑——很正常。我刚当政协委员的时候,多少也有过你这种心理。我这人你还不了解——直通子,心里怎么想的,没轻没重,全然不管领导们的感受,只图一时痛快,咚咚咚就说了。一说完,自己倒痛快了,可一瞅人家领导们,脸色不好看,自己心里又后悔。不少人刚当政协委员时也多少都有过这种情况。而且呢,我还要告诉你,以前曾有过这样的事:某位领导恼火了,说哪个人素质太低,下一届不许他当了。结果下一届,那个人就不是了。兴许不是人家素质太低,人家不过说了几句他领导不爱听的话而已——很可能还是不无道理的话。是他当领导的素质太低,听了几句自己不爱听的话就以权否定……”

“一泓,你一定要相信,政协那还是一个话语权比较宽松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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