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和哈娅开始产生疑虑，在日出之前叫了辆救护车，两个担架手小心翼翼地抬着她，免得惊扰她的睡眠，在医院，她也不听他们说话，尽管他们想尽办法，惊扰她的安眠，但她对他们不予理会，甚至对那位跟她说心理是身体之大敌的专家也不予理会，她早晨依旧没有醒来，天光明媚时也没有醒来，医院花园的榕树枝头，鸟儿爱丽丝惊异地呼唤着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她，无济于事，然而它一遍又一遍地尝试，现在依然时时在尝试。
2001年12月于阿拉德
译后记
已故以色列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克德教授（Prof。Gershon Shaked）讲过，奥兹（Prof。Amos Oz）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充满诗意与张力的语言。正因为这种诗意与张力，造成翻译的极大难度。尽管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曾经抱定一个信念：依赖希伯来文，力求表意精当；借助英文，力求理解准确；得力于中文，力求传达或切近原作之辞彩与精神。但不时感受到驾驭奥兹在年愈花甲之际完成的这部恢宏之作的艰难，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思想上，均不同于以前翻译奥兹《我的米海尔》（译林出版社，1998）和《黑匣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时的体验。我不禁感叹，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均是作家经历、智慧、学养、思想等诸多因素的结晶，而我已经过了“无知者无畏”的年龄，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与奥兹之间的差距了。
我的博士导师之一浦安迪教授（Prof。Andrew H。Plaks）称这些挑战正是对翻译工作者的最好考验。也是在迎接这些挑战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里，我慢慢地感受到奥兹，一位十多年前便已经相识、并在同一个系工作四年、曾抽出多少个清晨课前一小时帮我解决《黑匣子》中翻译难点的师长，慢慢向我走来，通过我，向他所向往的中国大陆的读者倾诉心声。感谢奥兹在我翻译此书时的鼓励与帮助：慷慨地允许我随时参考他和剑桥大学德朗士教授（Prof。Nicolas de Langer）密切合作翻译而就的英文译本（Chatto&Windus，2004），并把一份近半尺厚的希伯来文复印书稿赠送给我（在此之前笔者曾经从他那里得到过一本希伯来文原版《爱与黑暗的故事》，Keter，2002），上面有他给英译者的眉批手迹，包括难点解释、翻译建议与删节提示，而我在翻译时主要依据的就是这部复印读本。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书中原始注文一一予以标示，未加标示者均为译注。译文与注文中有任何错误或不妥之处，请大家不吝赐教并海涵。此外，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曾经参考大量历史文献，对书中所涉猎的文学作品一并参考了相关中文译本，谨向相关作者与译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最初和奥兹谈起接受译林出版社邀请决定翻译其作品时，奥兹曾经许下一个美好的承诺：“等《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付梓之际，我将赴中国和你一起庆祝。”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邀请，奥兹终于在2007年8月踏上了他所向往的中国大地。诺奖得主莫言先生在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奥兹作品研讨会上指出：在这部长达五百多页的巨著中，奥兹先生不仅写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百年历史，而且始终把这个家庭——犹太民族社会的细胞——置于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之中，产生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惊人效果。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显示了奥兹先生作为小说家的卓越才华，也为世界文学的同行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光辉样本。奥兹先生不仅仅是个杰出的作家，也是一个优秀的社会问题专家，尽管他没有刻意地表现小说之外的才华，但这部书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在民族问题上、语言科学上、国际政治方面的学养和眼光。译林出版社与外文所在涵芬楼主办了《爱与黑暗的故事》的首发式，多家媒体竞相采访，一时间文坛上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奥兹热。
大凡优秀的作品，均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七八年过去了，中国读者对奥兹的这种热诚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减退，他们不间断地发表对《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看法与评论，对译文予以多方鼓励与建议，并以各种方式呼唤这部巨著的再版。作为译者和希伯来文学研究者，我深为广大读者的热诚感动。在2014年新版《爱与黑暗的故事》即将付梓之际，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读者厚爱，感谢译林出版社的旧友新知多年来执著地坚持在华语世界推介奥兹所付出的所有心血与努力，再次希望我与译林出版社和奥兹的书缘能够继续下去。
钟志清 2013年岁末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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