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我无法入睡。我仰面躺在走廊一头的垫子上，周围传来鼾声、嘟囔声和老人们时断时续的呻吟声。我躺在父母身边，浑身是汗，借着卫生间孤独暗淡的摇曳烛光，透过污浊的臭气，我突然觉得自己看到了乌龟的身影，但不是我喜欢用手指抚摩的小乌龟咪咪（无疑不是小猫或者幼犬），而是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魔怪乌龟，鲜血淋漓，一团骨头架子，浮在空中，借助利爪费力地前行，朝我和躺在走廊里的人们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它面目狰狞，一颗子弹从它的一只眼睛射进，又从耳朵眼里钻出——尽管乌龟实际上没长耳朵，那张脸已经毁容。
我试图叫醒父亲，他没有醒来，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那里，呼吸深沉，像个心满意足的孩子。但是母亲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胸口上。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和衣而卧，衣服扣子碰得我脸颊隐隐作痛。她紧紧抱住我，但不是想安慰我，而是跟我一起啜泣，强忍住哭声，免得别人会听见：皮莉，皮罗什卡，皮莉莉莉。我只能抚摩她的头发，她的脸颊，亲吻她，仿佛我已经长大成人，她是我的孩子，我轻声说，妈妈，好了，好了，有我呢。
接着我们又说起了悄悄话，她和我。泪眼矇眬。后来，走廊尽头摇曳不定的暗淡烛光熄灭了，只有炮弹呼啸着打破沉静，每一枚炮弹落地，墙那边的山冈就会颤动，母亲把我的头从她胸口移开，把她湿乎乎的脑袋贴在我的胸口上。那天夜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晓得我会死。每个人都会死。世界上任何东西，就连我的母亲，也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她。咪咪有坚硬的甲壳，一遇到危险，就会把双手、双脚和头缩进甲壳里。但也没保全性命。
9月，耶路撒冷基本停火期间，我们在安息日上午又有了客人：爷爷和奶奶，阿布拉姆斯基夫妇，也许还有别人。他们在院子里喝茶，讨论以色列军队的战绩，联合国调解人、瑞典勃纳多特伯爵＇5＇ 提出的和平计划极其危险，无疑是由英国人幕后操纵的阴谋，其目的是要置我们年轻的国家于死地。有人从特拉维夫带来一枚新硬币，又大又丑，那是刚刚铸造的第一枚希伯来硬币，人们激动地把它传来传去。那是一枚两毛五普鲁特＇6＇ 的硬币，上面画着一串葡萄，父亲说那是直接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钱币上照搬过来的一套母题，葡萄上镌刻着清晰的希伯来文字母：以色列。为保险起见，以色列这几个字不光用希伯来文写成，还有英文和阿拉伯文。
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太太说：
“要是我们死去的父母，父母的父母，以及历代的人们能有幸看到并拿到这枚硬币，该多好啊。犹太硬币——”
她喉咙哽咽。阿布拉姆斯基说：
“应该为赐福而做感恩祈祷。感谢你，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你赐予我们生命，保护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一时刻。”
亚历山大爷爷，我那位温文尔雅追求享乐喜欢涉香猎艳的爷爷，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轻轻地把那枚超大的镍币放到嘴边，轻轻地亲了两下，而且热泪盈眶。接着，他把它传给别人。那一刻，街上响起救护车凄厉的笛声，它开向泽弗奈亚大街，十分钟后，又呼啸着往回开，父亲又从中找到借口，开些救世主号角之类苍白无趣的玩笑。他们坐在那里谈天说地，甚至又倒上一杯茶，半小时过后，阿布拉姆斯基夫妇准备动身离去，向我们祝福，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喜欢堆砌华丽的辞藻，大概会吐出一些言过其实的短语。他们还站在门口时，一位邻居赶来，小声把他们叫到院子的拐角，他们急忙随他而去，杰尔塔阿姨把手提包都忘了。一刻钟后，伦伯格夫妇来了，慌慌张张地告诉我们，阿布拉姆斯基夫妇在我们家串门时，他们的儿子，十二岁的约纳坦，在尼海米亚大街上玩耍，一名约旦狙击手从警察培训学校朝他放枪，一弹打中他的脑门正中，孩子在那里躺了五分钟，呕吐不止，救护车还没到，就断了气。
我在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的日记中发现这样的话：＇7＇
1948年9月23日
9月18日星期六十点一刻，他们打死了我的约尼，约尼我的儿子，我的全部生命。一个阿拉伯狙击手打死了他，我的天使，他只费劲地叫了声“妈咪”，只跑出几米远（他，我出色、纯洁的孩子正站在家门附近），就一头倒地……我没有听到他最后一句话，他呼喊我时，我也没有应声。我赶回来时，我可爱的宝贝儿子已经辞世。我在太平间里看到他。他的样子美妙绝伦，宛如进入了梦乡。我拥抱他，亲吻他。他们在他头下放了一块石头。石头动了一下，他的头，他那小天使般的头，微微一动。我心里说，他没有死，我的儿子，瞧，他在动……他眼睛微睁。接着“他们”来了——太平间的工人们——进来辱骂我，粗暴地谴责我，打扰我：我无权拥抱他，亲吻他……我离他而去。
但是，数小时之后我又回来了。正在施行“宵禁”（他们在寻找杀害勃纳多特的凶手）。每个路口都有警察阻挡……他们要我在“宵禁”时出门的通行证。他，我死去的儿子，就是我的通行证。警察让我走进太平间。我随身抱了一个垫子。我把石头挪开，放在一边，我不忍看见他那可爱而令人惊叹的头枕着一块石头。后来，他们又“回来”让我离开。他们说我不该碰他。我没听他们的。我继续拥抱他，亲吻他，我的宝贝。他们威胁说要锁门，把我和他，和我的全部生命关在一起。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接着，他们再三考虑，威胁说叫当兵的。我不怕他们……我再一次离开太平间。在离开之前拥抱并亲吻了他。第二天早晨，我又来看他，我的孩子……我又一次拥抱他，亲吻他。我又一次向上帝祈祷复仇，为我的孩子复仇，他们又一次把我赶了出来……我又一次回来时，我可爱的孩子，我的宝贝，被放进一口严严实实的棺材里，而我记住了他的脸，记住了他的一切。＇8＇
【注释】
＇1＇ 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一个女子在1948年耶路撒冷围困时期的日记》，见于《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通信》，淑拉·亚布拉姆斯基编辑并评注（特拉维夫：希弗里阿特波阿里姆，5751/1991），288——289页。——原注＇2＇ 亚瑟·克里奇·琼斯（1891——1965），曾经担任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1946—— 1950）。
＇3＇ 参考了各种文献，包括多夫·约瑟夫《忠诚的城市：耶路撒冷的围困》，1948（伦敦，1962），第78页。——原注＇4＇ 即《圣经》中的格拉森。
＇5＇ 勃纳多特伯爵，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的侄子，军人、人道主义者和外交官，在担任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联合国调停人时被犹太人暗杀。
＇6＇ 普鲁特，以色列建国初期旧辅币名，60年代废弃。
＇7＇ 作家在给英文译者的提示中曾经指出，日记作者的希伯来语比较笨拙，有时比较正规，属于非同一般的现代希伯来语，译者尽量求其似。
＇8＇ 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一个女子在1948年耶路撒冷围困时期的日记》，见于《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通信》，淑拉·亚布拉姆斯基编辑并评注（特拉维夫：希弗里阿特波阿里姆，5751/1991），288——289页。——原注46
马库尔巴鲁赫的哈图里姆大街住着两位芬兰籍女传教士，名叫爱莉·哈瓦斯和劳哈·莫伊西欧，爱莉阿姨和劳哈阿姨。她们即使谈论蔬菜匮乏这一话题，也讲高深玄妙的《圣经》希伯来语，因为那是她们所懂的唯一希伯来语。要是我敲开她们家的房门要些木块点燃拉巴欧麦尔＇1＇ 篝火，爱莉递给我一个破旧的橘黄色竹筐，并露出温柔的微笑，说：“黑夜有火焰的光！”＇2＇ 如果她们到我们家里喝茶，咬文嚼字地谈话，我在抗击我的鱼肝油，劳哈阿姨会说：“海中之鱼会在他面前震颤！”＇3＇
有时候，我们三人到她们那斯巴达式的小屋串门，房中陈设类似19世纪简朴的女生寄宿学校，铺着深蓝桌布的一张长方形木桌两旁，各放一张简朴的铁床，还有三把朴素的木椅。床下露出两双一模一样的家用拖鞋。桌子中央，一如既往摆放着从附近田野里采来的千日红。在对称的两张床边，分别有一只小床头柜，床头柜上有盏台灯、一杯水，以及黑封面的圣书。两张床中间挂着一个耶稣受难的橄榄木雕像，床脚分别放有一只用某种亮闪闪的厚重木料做的五斗橱，我们在耶路撒冷确实有那种木料，妈妈说那是橡木，鼓励我用指尖触碰，再把手放上去。我妈妈总是说，了解各种物体的名称还不够，你应该用鼻子闻、用指尖触摸和感觉其温热度、滑爽度、气味、精细度和硬度，你敲击时发出的声响，以及被她称为“感应”或“耐性”的那些东西。她说，任何物质，任何一块布料或一件家具，任何一件器皿，任何物体都具有迥然不同的感应和耐性，它们不是恒定不变，而是按照一年四季的变化或昼夜时间、触摸或闻嗅它的人、光与阴影、甚至我们无法了解的模糊习性的变化而变化。她说，在希伯来语中，“哈夫爱茨”一词既指无生命物体，也指欲求，绝非偶然。不仅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欲求，无生命物体和植物也有其内在欲求，只有懂得如何用一种不贪的方式去感知、倾听、品尝、闻嗅，有时方可感知得到。
父亲开玩笑似的评论说：
“我们的妈妈比所罗门王还要更进一步。据记载，他能听懂任何动物、任何飞鸟的语言，但是我们的妈妈掌握了毛巾、汤锅和刷子的语言。”
他接着说，顽皮地一笑：
“经她一触摸，树木和石头就会说话，触摸一下山，它就会冒烟，正如《诗篇》中所说。”
劳哈阿姨说：
“或如先知约珥所说，高山会洒落新酒，小山将流淌奶汁。正如《诗篇》第29篇中所写：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
父亲说：
“但是对于不是诗人的人来说，这样的事情总显得有点，怎么说呢，粉饰。就像某人努力显得非常深沉。非常心有灵犀。非常主张万物有生论。要震破香柏树。让我来解释一下心有灵犀、万物有生这些难字。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一种清晰、不健康的欲望，要模糊现实，使理性之光黯淡，弱化义界，混淆领域。”
妈妈说：
“阿里耶？”
父亲用一种略带安慰的语调（尽管他喜欢取笑她，甚至偶尔也会幸灾乐祸，但他喜欢更多的悔悟、歉意、露出善意的微笑，就像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爷爷一样）说：“咳，行了，范尼契卡。我不说了。我只是开个玩笑。”
两个女传教士在围困期间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她们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救主本人似乎让她们负责给遭围困者鼓舞士气，并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沙阿里茨阿迪克医院帮助救治伤员。她们坚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责任用实际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对希特勒向犹太人的所为做出补偿。她们把建立以色列国家当成“神的手指”＇4＇ 。正如劳哈阿姨用《圣经》语言低沉地说：就像洪水过后云中现出彩虹。爱莉阿姨，略含微笑，嘴角稍稍抽动一下说：“因为上帝为那大恶感到后悔，他不会再毁灭他们。”
在轰炸期间，她们经常在我们街区周围走来走去，脚踏短靴，头戴围巾，手拿一个容量很大的灰色亚麻包，给有意接受赞助的人分发一罐酸黄瓜、半棵葱、一块肥皂、一双毛袜、一只萝卜，或一点黑胡椒。天晓得她们从哪里得到这些奇珍异宝。一些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厌恶地拒绝这些馈赠，一些人鄙夷不屑把两位女士赶出门去，另一些人接受了赠品，但是两位女传教士刚一转身，就朝她们刚刚踩过的地上吐唾沫。
她们没有见怪。她们不断地引用《先知书》中满怀抚慰的韵文，她们的芬兰口音使这些韵文听来很奇怪，就像沉重的短靴踏在沙砾上。“因为……必保护拯救这城”（《以赛亚书》37：35）。“敌人无法攻破城门”。“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旧恩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以赛亚书》52：7）“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耶利米书》46：28）
有时她们当中某个人会自愿和我们一起排长队从运水车上取水，假设水车不会中弹，就会顺利来到街上，在星期天、星期二和星期四分给每家半桶水。或者一位女士会走访我们与世隔离的小房子，给每位居住者分发半片复合维生素片，孩子则给一片。传教士们哪里来的这些奇妙的礼物？她们在什么地方装满了自己的灰色亚麻包？有人说这，有人说那，有人警告我不要拿她们的任何东西，因为其目的只是要“利用我们的痛苦，来让我们改变信仰，信奉她们的耶稣”。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爱莉阿姨——纵然我对答案心知肚明：“耶稣是谁啊？”她嘴唇微微一颤，踟躇不决地回答说，他依然活着，他爱我们大家，尤其爱那些嘲弄他、蔑视他的人，如果我心中充满了爱，他会来驻我心，既给我带来痛苦，也给我带来无比的欢乐，欢乐使痛苦相形见绌。
这些话显得很奇怪，充满了矛盾。我觉得也需要问问父亲。他拉住我的手，把我领到厨房约瑟夫伯伯避难的垫子旁，请《拿撒勒的耶稣》一书的著名作者给我解释耶稣是谁，耶稣是什么。
约瑟夫伯伯躺在垫子上，显得筋疲力尽，郁闷，苍白，他背靠黑糊糊的墙壁，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他的回答与爱莉阿姨的说法截然不同：拿撒勒的耶稣，在他看来，“是亘古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之一，一个奇妙的道德家，憎恨心地不净，为重新恢复犹太教原有的纯朴并将其从诡辩拉比的控制下夺回而斗争”。
我不知道究竟谁为心地不净，谁为诡辩的拉比。约瑟夫伯伯的耶稣充满憎恨为争夺而战，爱莉阿姨的耶稣既不憎恨，也不斗争，也不争夺，而与之恰恰相反，他尤其热爱犯罪之人，热爱蔑视他的人，我也不知道怎样与这两个耶稣达成和解。
我在一个旧文件夹里找到了劳哈阿姨1979年以她们二人名义从赫尔辛基写来的一封信。信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她在信中说：……我们二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