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提出了两个方案。＇1＇
在耶路撒冷，即使尚未发生暴力，也让人感到，好像一块看不见的肌肉突然收缩，再去这些地方为不明智之举。
于是父亲勇敢地给玛丽女王大街的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办公室打电话，用英文和法文做自我介绍，用两种语言请求和阿里——希尔瓦尼老先生通话。一位年轻的男秘书报之以冷冰冰的礼貌，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请他善解人意等上一会儿，再说话时则说他可以给希尔瓦尼先生传话。于是父亲口授一封短信，直陈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悔恨，我们为那个可爱孩子的健康忧心忡忡，我们准备支付全部医疗费用，以及我们由衷希望近期约个时间见面澄清一切，纠正错误。（父亲讲英语和法语时均带有浓重的俄罗斯口音，在说定冠词时，前面好像加了个字母d，而说“lootive”却像说“lootsif”。）
我们并没有从希尔瓦尼家族得到回复，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通过斯塔施克·鲁德尼基的老板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父亲试着从其他途径弄清小阿瓦德的伤情，阿爱莎说没有说过我？要是他真的设法弄清了事实真相，那么他就是对我只字未提。直到妈妈死去那天，以及后来他自己死去那天，父亲从未和我提起过那个星期六。甚至偶然说说都没有。甚至许多年后，“六日战争”过去已经五年，在祭奠玛拉·鲁德尼基时，可怜的斯塔施克在轮椅上说了大半夜，缅怀了所有的快乐时光与悲伤场景，他也没提希尔瓦尼庄园的那个周六。
1967年，在我们攻克东耶路撒冷后，有一次我独自去了那里，那是夏日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沿着以前那个星期六我们走过的同一条路。那座庄园已经安装了新铁门，一辆光亮耀眼的德国黑色轿车停在门前，车窗上拉着灰色窗帘。花园四周的墙壁上，插着碎玻璃，我不记得以前有这些。墙头上露出绿色树梢。屋顶上飘扬着某一重要领事馆的旗帜，在崭新的铁门旁边，挂着一块亮闪闪的黄铜牌，牌上用阿拉伯文和拉丁文字母写着国家名，饰有国徽。一个便衣保安走过来，好奇地打量我，我嘴里嘟囔了些什么，走向守望山。
我下巴上的伤口几天后便痊愈了。阿摩司大街诊所的儿科专家霍兰德医生给那个星期六早晨在急救中心缝合的伤口拆线。
从拆线那天起，整个事件被遮盖起来。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也积极参加掩饰行动。只字不提。不提谢赫贾拉，不提阿拉伯小孩子，也不提铁链、果园和桑树，不提下巴上的伤疤。禁忌。未曾发生。只有妈妈，以她特有的方式，向审查制度的壁垒进行挑战。一次，在我和她的领地，在厨房餐桌旁，趁爸爸不在家、我和她独处之际，她给我讲了一个印度神话：从前，有两个僧侣，他们把所有的戒律与苦恼强加于自己头上，并且，决定徒步走过整个印度次大陆。他们还决定在整个旅途中保持绝对沉默。他们一个字也不说，就连睡觉时也这样。然而，有一次，他们走在河边，听到落水的女人呼喊救命。年轻的僧侣不言不语跳进水中，把女人背到岸上，一言不发把她放在沙滩上。两个苦行者继续默不作声地赶路。过了几个月，或者过了一年，年轻的僧侣突然问同伴：跟我说，你觉得我背那个女子是犯罪吗？朋友反问道：什么，你还背着她呢？
父亲呢，又回到他的研究中。那时，他深入钻研古代近东文学，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明，巴比伦和亚述，特勒——埃尔——阿玛纳和哈图沙什早期档案馆里的发现，被希腊人叫作萨达那培拉斯的亚述巴尼拔王的传奇图书馆，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和阿达帕的短篇神话。书桌上一堆堆专著和参考文献，周围是一打打笔记和索引卡片。他试图用通常说的某个俏皮话逗我和妈妈发笑：剽窃一本书者为文抄公，剽窃五本书者为学者，剽窃五十本书者为大学者。
耶路撒冷皮肤下面那块看不见的肌肉日渐紧张起来。我们这个居住区谣言四起，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有人说，伦敦英国政府就要决定撤军，使得阿拉伯联盟的正规军——他们不过是身穿沙漠长袍的英国军队，大败犹太人，征服土地，而后，犹太人前脚走，英国人从后门进。奥斯特先生杂货店里的一些战略学家认为，耶路撒冷很快会成为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首都，会把我们这些犹太居民扔上大轮船，运到塞浦路斯的难民营，或者把我们疏散到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的失去家园者待的中转营。
另一些人毫不犹豫地声称，希伯来地下抵抗运动，伊尔贡、斯特恩帮＇2＇ 、哈加纳，通过一系列血淋淋的抗击英国人行动，尤其是引爆大卫王酒店里的英国总部，给我们带来灾祸。有史以来，任何帝王也不会对如此奇耻大辱的挑衅视而不见，英国人已经决定对我们进行残暴的血洗，以示惩罚。我们那些狂热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过于草率的暴行，令英国民众对我们恨得入骨，以至于伦敦做出决定，就让阿拉伯人把我们杀光。到目前为止，荷枪实弹的英国军队已经站在我们和阿拉伯民族亲手实行的集体屠杀之间，但是眼下他们要撤了，我们会头破血流。
有些人说，各种与显贵人物有关系的犹太人，热哈维亚的富豪，与英国人有关联的承包商和批发商，托管政府里的达官贵人，已经得到暗示，最好尽快到国外去，或至少把家人送到某种安全的避难所。他们提到，某某人家已经动身去了美国，许多家道殷实的商人一夜之间离开耶路撒冷，举家定居特拉维夫。他们定是知道其他人只能想象的事情，或者他们可以想象这只是我们的一场梦魇。
另一些人述说，一帮帮阿拉伯青年夜里在我们街上到处搜寻，手里拿着一罐罐油漆和刷子，事先在犹太人的房子上标上记号，并给他们分类。他们声称，武装起来的阿拉伯民众，执行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的命令，已经控制了城市周围的所有山峦，英国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说，外约旦阿拉伯军团，接到英国陆军军官约翰·格拉布，格拉布·帕夏的命令，在整个国家各主要位置部署兵力，甚至只要犹太人一有动静，便可将其摧毁。穆斯林兄弟会的战士们，经过英国人允许，从埃及携带武器而来，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上壁垒森严，挖好的掩体就隐蔽在基布兹拉马特拉海尔对面。有些人希望，英国人走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顶住压力，迅速派兵，两艘巨大的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在西西里准备东进。杜鲁门总统当然不允许在使六百万人丧生的大屠杀发生后不到三年的今天，在这里发生第二次大屠杀。富有并具影响力的美国犹太人会给他施加压力。他们不会袖手旁观。
有些人相信，文明世界的良知，或进步的公众舆论，或国际劳动者阶级，或对犹太幸存者悲剧命运油然而生的普遍负疚之情，会采取行动摧毁“英阿毁灭我们的阴谋”。至少，我们的一些朋友和邻邦促使自己在那个威胁四起的奇怪秋天伊始，欣慰地想到，即使阿拉伯人不愿让我们留在此地，但欧洲人最最不愿意让我们回去再次涌入欧洲，因为欧洲人比阿拉伯人更强大有力，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可以有机会留下。他们会迫使阿拉伯人吞咽下欧洲人使劲吐出的东西。
无论是哪种方式，几乎每个人都预见战争迫在眉睫。地下广播在广播波段播放激情澎湃的歌曲。食品、油、蜡烛、糖、奶粉和面粉几乎从奥斯特先生杂货店的架子上不翼而飞，人们开始为即将发生的不测储备应急物品。母亲在厨房的食柜里放上一袋袋面粉、死面薄饼粉、一包包面包干、速溶燕麦片、油、熟食品、罐头食品、橄榄油和糖。父亲买了两小罐密封得严严实实的煤油，储存在卫生间的洗涤槽下。
父亲依旧每天出去，一如既往，早晨七点半到守望山的国立图书馆上班，乘坐从盖乌拉开来的9路公共汽车，沿梅沙里姆前行，在离希尔瓦尼庄园不远的地方穿过谢赫贾拉；快五点时他下班回家，破旧的手提箱里装着书和旧期刊，胳膊底下还夹着书。但是有那么几次，妈妈让他乘车时不要靠窗。又加了几句俄语。星期六下午步行对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的固定拜访暂时搁置下来。
我不过九岁便已经是真诚的读报人了，为了解最新消息而废寝忘食，一个热切的阐释者与争论者，一位观点使邻里儿童刮目相看的政治专家，军事专家，用火柴棍、纽扣和多米诺骨牌在地上布阵的战略家。我会派遣军队、在战术上实施侧翼包抄行动，和这个或者那个国外势力结成联盟，准备展开激烈争论以赢得英国人铁石般的心肠，苦苦思索演讲稿，不仅要寻求阿拉伯人的理解，与之达成和解，让他们祈求我们的宽恕，甚至能使之为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一鞠同情之泪，并对我们高尚的心灵与高尚的道德情操钦佩不已。
那时，我与唐宁街、白宫、罗马教廷、克里姆林宫和阿拉伯领导人进行了令人自豪并行之有效的谈判。“希伯来国家！自由移民！”犹太社区的示威者们高呼口号游行，妈妈让爸爸带我参加过一两次公众集会。而每周五，一群群阿拉伯人从清真寺出来后怒气冲冲地游行，大声咆哮“杀死犹太人”，“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我们的狗！”我要是有机会，就会轻而易举，理智地劝说他们，我们的口号中没有任何伤害他们的意思，而那伙气势汹汹的家伙喊的口号，既不好听，也不文明，实际上，他们实际上也使喊口号者本人蒙受羞辱。在那些日子，我已经不是个孩子，而是一堆自以为是的论证，披着热爱和平外衣的小沙文主义者，一个道貌岸然、满口甜言蜜语的民族主义者，一个年仅九岁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喧嚣鼓噪者。我们是精英，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是无辜的牺牲者，我们是大卫对歌利亚，狼群中的羊，献祭的羔羊，而他们——英国人、阿拉伯人以及整个非犹太人的世界——他们是狼、恶魔，一个始终想吮吸我们鲜血的伪善世界，恬不知耻。
当英国政府宣布欲结束其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把托管权移交给联合国时，联合国组织了一个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调查巴勒斯坦的状况，也调查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和在纳粹种族灭绝行动中幸存下来的人们的状况，这些人已经在欧洲的临时难民营里待了两年多。
1947年9月初，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做了重要报告，提议英国的委任统治应该尽早结束。取而代之的方案则是巴勒斯坦应该一分为二，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和独立的犹太国家。分配给两个国家的土地几近相同，将两个国家隔开的弯弯曲曲的复杂边界，已经按照两个民族各自的人口分布大致划分出来。共同的经济与货币等等，会把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耶路撒冷，委员会建议，应该中立，成为“独立实体”，由联合国派总督实行国际托管。
这些提议移交给联合国大会，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赞成方能得到批准。犹太人咬牙切齿，同意接受分治方案，分配给他们的领土并不包括耶路撒冷或上加利利和西加利利地区，提议建立的犹太国领土的四分之三均为未曾开垦的沙漠地段。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所有国家立即宣布，拒不接受任何调停，他们打算“用武力反对实施这些提议，用鲜血溺死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企图”。他们辩论说，整个巴勒斯坦数百年来一直是阿拉伯人的土地，直到英国人来到此地，鼓励一群群外国人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夷平山丘，将古代的橄榄树林连根拔出，采用不轨手段从腐败的地主手中购买一块块土地，赶走世世代代在那里耕耘的农民。要是不阻止他们，这些狡猾的犹太殖民主义者定会吞并整个地区，抹去阿拉伯人的生活遗迹，用欧洲殖民的红顶屋来覆盖这片土地，妄自尊大无法无天使其堕落，很快他们会控制伊斯兰圣地，而后他们直入周边阿拉伯国家。由于他们阴险狡诈，科技水平高超，加上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他们会立即像白人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各地那样对付土生土长的居民。要是允许他们在这里建国，即使是个小国，他们无疑会将其当作一个据点，数百万人将会像蝗虫一样蜂拥而入，定居在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谷，剥夺这些古老风光里的阿拉伯特征，当阿拉伯人尚浑浑噩噩之时，吞并一切。
10月中旬，英国高级将领艾伦·坎宁安将军向当时犹太代办处执行主席大卫·本－古里安发出威胁暗示：“倘若有麻烦，”他忧心忡忡，“怕是我们帮不了你们，我们保护不了你们。”＇3＇
爸爸说：
“赫茨尔是位先知，他知道会发生什么。1897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时，他说，再过五年，或者顶多再过五十年，在以色列土地上会出现一个犹太国家。现在五十年过去了，国家真的已经站在门口了。”
妈妈说：
“不是站立。没有大门，有个深渊。”
父亲的谴责声犹如甩起的鞭子噼啪作响。他讲俄语，因此我听不懂。
我口气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欢乐，说：
“耶路撒冷要打仗了！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有时，当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看落日，或者在安息日早晨父亲和整个邻里依然在梦乡中沉睡时，一阵恐惧会令我周身寒彻，那是因为小姑娘阿爱莎从地上抱起昏迷中的孩子，默默地将他抱在怀中的场面，在我眼中，突然酷似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基督教画，某次参观教堂时父亲曾指着那幅画让我看，并悄声向我解释。
我记得从那所别墅的窗子里看到的橄榄树，它们早已不再属于生机勃勃的世界，而是成为无生命王国中的一部分。
停一停啊歇一歇啊停歇停歇。
11月，某种屏障开始在耶路撒冷内部拉开。公共汽车依旧来回行驶，附近阿拉伯村庄里的水果商贩带着一盘盘无花果、杏仁和仙人果，依旧在我们这里走街串巷，但是一些犹太家庭已经从阿拉伯居住区里搬出来，阿拉伯家庭已经开始离开西耶路撒冷，搬到南部和东部地区。
我只有在想象中，有时才可以去往圣乔治大街的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