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够想象，这样一条单线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接在了一起，又通过特拉维夫与世界相连。倘若这条单线占线，实际上它总在占线，我们同世界的联系则被切断。这条线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峡谷，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颤抖起来——要是野兽夜里来咬线会怎么样呢？要是坏人把电话线切断会怎么样呢？要是雨水渗进去会怎么样呢？要是着火会怎么样呢？天晓得。这条线弯弯曲曲，那么脆弱，没有人把守，被日头晒，天晓得。我对架设这条线的人充满了感激，那么勇敢无畏，动作那么灵巧，从耶路撒冷往特拉维夫架条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从自己的体会中得知这件事有多难：一次我们从我住的房间向爱里亚胡·弗里德曼家拉条线，中间只隔着两家住户和一个花园，那是一个怎样的工程啊，要经过树、邻居、棚屋、篱笆墙、台阶、灌木。
等了一会儿之后，爸爸确信邮电局长或者纳沙什维先生一定说完话了，于是再次拿起听筒对接线员说：“请原谅，女士，请再给我接特拉维夫648。”她会说：“我记下来了，先生。请等一等。”（或者：“请耐心一点。”）爸爸说：“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别人也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这样来对她加以礼貌的暗示，尽管我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很有修养，但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种谁都能对犹太人为所欲为的想法，已经彻底结束了。
接着，药房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响声总是那么激动人心，那是个奇妙的瞬间，谈话基本是这样的：“嗨，茨维？”
“讲话。”
“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维，你们好吗？”
“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房里给你们打电话。”
“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
“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这里也没有新情况。我们都挺好。你们呢？”
“也挺好的。”
“太棒了。现在范妮娅要和你们说话了。”
还是那套：你好吗？有什么新情况吗？接着：“现在阿摩司要说几句。”
那就是整个谈话。你好吗？挺好！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再聊天。很高兴跟你们聊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写信约定下次打电话的时间。我们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见。希望不久的将来。再见。好好照顾自己。一切顺利。你们也是。
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
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他们都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啊哈，他们多会说话啊！他们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谈论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杰伯廷斯基＇14＇ ，能将所知道的一切倾囊相告，掬同情之泪，抑扬顿挫地论证殖民主义、反犹主义、正义、“农业问题”、“妇女问题”、“艺术对生活问题”；但是一旦要表达私人情感时，他们总是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干巴巴，甚至诚惶诚恐，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压抑与否定的结果。事实上是双重否定，双重约束，欧洲资产阶级的规矩强化虔城犹太社群的限制。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锢”，或“不得如此”，或“不雅”的否定。
除此之外，还有语词的巨大缺失。希伯来语仍旧不算足够自然的语言，它当然不是一门亲密的语言，讲希伯来语时，你难以知道说出之后的真正含义。他们从来不能确保说出来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他们日里夜里所惧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样希伯来语好的人，也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希伯来语。为追求准确，他们讲话时放不开。他们经常改变主意，再次系统阐述刚刚说过的话。大概近视眼的司机就是这种感觉，深夜开着陌生的车子在陌生的城市里试图驶出弯弯曲曲的小路。
一个星期六（安息日），妈妈的一个朋友前来看望我们，她是老师，名叫莉莉亚·巴——萨姆哈。每当客人在谈话时说“我胆怯”或者说“他处在胆怯状态”时，我就放声大笑。在日常希伯来文俚语里面，她所用“胆怯”一词意为“放屁”。他们不知道我干吗要笑，也许知道，却佯装不知。爸爸在说“军备竞赛”或者抗议北约国家决定重新武装德国以威慑斯大林时，也是一样。他不知道他所使用的书面语“军备”在时下希伯来俚语里是“性交”的意思。
爸爸在我说“搞定”，一个绝对无辜的词汇时，总是把脸一沉，我总也不明白这个词干吗让他那么紧张。他当然从来没有解释过，我也不可能问。多少年过去，我知道了在30年代，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搞定”是指使一个女子怀孕又不跟她结婚。有时习语“搞定她”似乎就是指睡了她。“深夜在货仓里，他把她搞定了，早晨某某人方知他与她素不相识。”于是，要是我说“乌里姐姐给搞定了”什么的，爸爸便会噘起嘴唇，耸耸鼻梁。他当然不会向我解释什么——能怎么解释呢？
他们私下相处时，从来不讲希伯来语。大概在最私密的时刻，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一言不发，因为害怕看上去滑稽可笑或者听上去滑稽可笑，这给一切蒙上了阴影。
【注释】
＇1＇ 马丁·布伯（1878——1965），生于德国，1938年移居耶路撒冷，著名犹太神学家，哲学家。
＇2＇ 格肖姆·肖勒姆（1897——1982），生于德国，1923年移居耶路撒冷，著名历史学家和犹太神秘主义学者。
＇3＇ 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1），生于波兰，1913年到1924年居住在德国，后定居在耶路撒冷，著名希伯来语小说家，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 基督教青年会，全球性的基督教青年社会服务团体，已有约一百七十年的历史。
＇5＇ 即中非共和国，当时仍为法属领地。
＇6＇ 尼尔·阿姆斯特朗（1930——2012），美国宇航员，1969年7月乘宇宙飞船登上月球，成为人类登上月球的第一人。
＇7＇ 犹太人重要节日之一，纪念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8＇ 大卫·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9＇ 果尔达·梅厄（1898——1978），以色列政府第一位女总理。以色列建国初期相继任劳工部长和外交部长。
＇10＇ 摩西·库勒（1911——1989），以色列内阁部长，政界领袖。
＇11＇ 伯尔·洛克（1887——1972），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之一。
＇12＇ 哈兹菲尔德，1888年生于俄国，1914年移居巴勒斯坦，热衷于购买土地与定居事业。
＇13＇ 鲁巴晓夫（1889——1974），以色列第一任教育和文化部长，以色列第三任总统。
＇14＇ 杰伯廷斯基（1880——1940），生于乌克兰敖德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中文亦译作雅伯汀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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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在那些日子，拓荒者站在声望之梯的最高端，然而拓荒者住得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住在山谷，加利利，以及死海岸边的荒野里。犹太民族基金会海报上他们那吃苦耐劳、忧心忡忡的影像，镇定自若地站在拖拉机和犁过的土地间，令我们钦佩不已。
站在拓荒者下面一级云梯上的是其“隶属成员”，他们穿着背心在夏日阳台上看社会主义报纸《达瓦尔》，是劳动者同盟、先锋队和健康基金会成员，身穿卡其布服装，自愿为公共资金交款，吃色拉配炒鸡蛋和酸奶，严格约束自己，有责任感，生活方式扎扎实实，是土生土长的产品，工人阶级，恪守党规，在别具特色的一罐产品里，是颗温和的橄榄，“天蓝蓝，海蓝蓝，我们在这里建港湾，建港湾”。
与这一既定团体相抗衡的是“不隶属者”，别称恐怖主义者，以及住在梅·沙里姆的虔诚的犹太人、仇视犹太复国的极端正统主义者，还有一群混杂的乌合之众，包括行为古怪的知识分子、野心家，以及以自我为中心、见多识广的浪迹天涯之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弃儿、个人主义者和犹豫不决的虚无主义者、没能摆脱德国作风的德国犹太人、亲英的势利小人、富有的法国式黎凡特人，他们有我们看来像是盛气凌人的男总管的夸张行径。接着是也门人、格鲁吉亚人、北非人、库尔德人和萨洛尼卡人，他们绝对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绝对都是大有可为的人类资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需要在他们身上投入大量的耐心和努力。
除去这些，还有难民、幸存者，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联手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要面对未来，而不是过去，倘若我们重提过去，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我们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负担。（他们总是用意第绪语词汇Tsores来形容，脸上流露出厌恶之情，于是孩子们意识到这些Tsores是某种痼疾，属于他们，而不属于我们。）在幸存者中，有利赫特先生，周围的孩子们管他叫作“百万孩子”，他在马拉哈伊街上租了一个小房子，夜间睡在床垫上，白天卷起铺盖做“干洗和蒸汽熨烫生意”，总是耷拉着嘴角，露出轻蔑和厌恶的神情。他习惯性地坐在小店门口等候顾客上门，每当邻居家的孩子经过时，他总是朝一旁吐口唾沫，噘起的双唇间挤出几句话：“百万孩子被他们杀了！你们这样的小崽子！屠杀了他们！”他说此话时，并非含着悲伤，而是带着仇恨、憎恶，仿佛在诅咒我们。
在拓荒者和不幸的小贩之间的天平上，我的父母没有清晰界定的位置。他们一只脚踏在隶属团体里（他们是健康基金会成员，为社区基金捐款），另一只脚则悬在空中。爸爸从心底里接近“不隶属者”的观念，从杰伯廷斯基分裂出来的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尽管他离这些人的枪炮非常的遥远。顶多，他用他的英语知识为地下工作服务，为不定期出版的富有煽动性的非法小册子《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撰稿。热哈维亚区的知识分子对我的父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马丁·布伯倡导的和平主义理想，即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一往情深的密切关系，完全摒弃建立希伯来国家的梦想，以便阿拉伯人能够怜恤我们，恩准我们在这里住在他们脚下，这样的观念在我父母看来是一种没有骨气的抚慰，一种怯懦的失败主义，表现出犹太人在漫长的大流散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征。
我妈妈原来在布拉格大学读书，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完成学业，给准备考试的学生上家教课，讲述历史和文学。我父亲在维尔纳（今天的维尔纽斯）大学获得到了学位，又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守望山校园获得硕士学位，但他在希伯来大学没有机会获得教职。当时耶路撒冷有资格的文学专家的数量远远超过学生人数。更为糟糕的是，许多任课教师拥有真正的学位，即从著名的德国大学获得的光灿灿的文凭，而不是像父亲那样拿的是波兰人/耶路撒冷人的蹩脚文凭。他于是在守望山＇1＇ 的国家图书馆谋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夜晚坐在那里撰写希伯来中篇小说论和简明世界文学史。我父亲是一位颇富教养、彬彬有礼的图书管理员，表情严肃而羞怯，他系着领带，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身穿一件有些破旧的西服。他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点头哈腰，跳上前去为女士开门，执着地行使着那么一点点权利，充满激情地用十种语言引用诗歌，总是表现出友善并好玩的样子，不住重复一模一样的玩笑曲目（他称之为“趣闻轶事”或者“插科打诨”）。然而他的这些玩笑一般说来讲得比较费劲，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而是我们在艰难时世里有义务取悦他人所做的积极表态。
每当父亲面对身穿卡其布衣服的拓荒者、革命者、由知识分子变成的劳动者时，就有一些迷惘。在其他地方，在维尔纳或者华沙，怎样对无产者说话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的确切位置，尽管如何向这个劳动者清清楚楚地证明你有多民主、多不俯就，要看你自己，但是在这里，在耶路撒冷，一切都那么模糊不清。一方面，父亲绝对属于中产阶级，只是有点中产偏下，但他受过教育，撰写过文章和图书，在国家图书馆有个不起眼的职位，而他的对话者是个汗流浃背的建筑工人，身穿工作服，脚踏笨重的胶鞋；另一方面，也是这同一个工人，据说有化学文凭，同时又是坚定的拓荒者，大地之盐，希伯来革命英雄，体力劳动者。相形之下，爸爸却感到自己——至少在心灵深处——没有根基，是有两只左手的目光短浅的知识分子，有点像家园建设前线的弃儿。
我们的多数邻居是小职员、小店零售商、银行出纳、电影院售票员、学校老师、家庭教师，还有牙医。他们不是笃信宗教的犹太人，只在赎罪日＇2＇ 那天才去犹太会堂，偶尔也会在举行希姆哈《托拉》＇3＇ 仪式时去，然而在安息日夜晚点燃蜡烛，保存一丝犹太人的痕迹，或许也是为了安全起见，以防万一。他们多多少少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在这方面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