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和中世纪希伯来语诗歌，还学习生物、波兰文学和历史、文艺复兴艺术和欧洲史。更重要的，我们学到，在地平线升起的地方，在河流和森林的那一边，有一片土地，我们大家很快就会去往那里，因为欧洲犹太人，至少东欧犹太人的日子已经朝不保夕了。
我们父母一代比我们更为清醒地意识到，时不我待。即便那些赚钱的人，像我们的父亲，或那些在罗夫诺建造现代化工厂或投身于医药事业、法律或者机械工程的人，那些和当地权力机构和知识分子阶层建立了良好社会关系的人，也都感觉到我们正生活在火山上。另一方面，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有些令人作呕，就像有人咬了一口臭鱼，吞也吞不下，吐也吐不出。他们不想当着凡尔赛协约国的面置身于少数民族权利的氛围中，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国际联盟面前把我们给吐出来。在20年代，波兰人仍旧有一些羞耻，他们热衷于摆出一副良好的姿态，就像一个醉汉试图直立行走，这样就没有人看出他在来回摆动。他们依然希望表面上多多少少显得像其他国家，但是在背地里他们又压迫我们，令我们备受屈辱，于是我们渐渐都会去巴勒斯坦，他们就再也不会看见我们了。因此，他们甚至倾向于鼓励进行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办希伯来语学校，使用各种手段让我们成为一个民族，为什么，主要是我们应滚到巴勒斯坦去，谢天谢地总算摆脱了。
恐惧降临到每个犹太家庭，那恐惧几乎从来没有被谈起过，但它无意地渗入到我们的体内，像毒药一滴一滴地侵入，使我们毛骨悚然：也许我们真的不够干净，也许我们闹闹哄哄，强迫别人，太精明，追逐金钱。也许我们的行为真的不得体。最怕的就是我们可能给非犹太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会大光其火，反过来向我们做些想都不敢想的可怕事情。
千百遍向每个犹太孩子脑海里灌输，对他们要行为规范，彬彬有礼，即使他们举止粗鲁，醉醺醺的，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冒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非犹太人争论，喋喋不休，不能惹他们发火，不能高昂着头，和他们讲话时语气要轻，面带微笑，这样他们就不会嫌我们乱了，总是要用准确典雅的波兰语和他们讲话，这样他们就不会说我们污损了他们的语言，但是千万别把波兰语讲得太艰深，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我们怀有提高地位的野心，我们不能给他们制造任何借口指责我们贪婪成性，但愿不要这样，说我们的裙子脏了。总之，我们需要费尽心机留下好印象，任何孩子都不能破坏这一印象，因为就连某个孩子头发不干净，比如长了虱子，也会损害整个犹太民族的声誉。他们无法忍受我们，所以要是再制造出其他让他们受不了的理由，就更加天理难容了。
你们这些出生在以色列的人，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一滴如何慢慢地扭曲你所有的情感，像铁锈一样慢慢地消耗你的尊严，慢慢地使你像一只猫那样摇尾乞怜，欺骗，耍花招。我非常不喜欢猫。也不喜欢狗。但是倘若要我做出选择的话，我宁愿喜欢狗。狗像一个非犹太人，你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它的所思所想。大流散中的犹太人就像猫，这是从不好的方面看，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更重要的是他们吓倒了暴民。他们怕政府在换届时发生的一切，比如，教皇会不会被废黜，共产党会不会取而代之；他们怕乌克兰或白俄罗斯帮派，或气势汹汹的波兰群众，或更北一些的立陶宛人，会在这中间东山再起。那确实是座一直滴着熔岩的火山，可以闻到烟火的气味。“他们在黑暗中为了我们而磨刀霍霍。”人们说，但没有说是谁，因为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暴民。即使在以色列，犹太暴民也有点怪兽的味道。
只有德国人不让我们觉得那么可怕。记得在1934年或者1935年，全家人都搬走了，只有我独自留在罗夫诺完成护士培训的学习，许多犹太人说倘若希特勒真的来了，至少在德国有法律和规章制度，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希特勒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强令执行德国章程，暴民们都怕他。重要的是在希特勒的德国大街上没有暴乱，没有无政府状态——我们那时仍然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最为恶劣的状态。我们的噩梦就是，有朝一日神职人员会布道说耶稣会因为犹太人要一次流血，他们会开始敲起这可怕的钟，农民们肚子里装满荷兰烈酒，拿起斧头和干草叉，总是这样开始。
没有人预料到将会发生什么，但是在20世纪，几乎所有人都深深知道无论是在斯大林统治之下，还是在波兰，或是东欧的任何国家，犹太人都不会有前途可言，于是巴勒斯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当然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宗教人士对此坚决反对，同盟派成员、讲意第绪语的人、共产主义者，以及那些认为自己比波兰人还波兰人的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也反对。但是20世纪罗夫诺有许多普普通通的犹太人，渴望自己的孩子学会希伯来语，去上塔勒布特学校。那些经济宽裕的人送孩子到巴勒斯坦的海法、泰和尼昂，或是特拉维夫的高级中学，或是农业学校读书，他们从那里传来的消息非常奇妙……青年人都在等候，什么时候轮到你？与此同时，大家都在看希伯来文报纸，争论，唱巴勒斯坦的歌，朗诵比阿里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分裂成对立的宗派和党派，匆匆缝制制服和旗帜，对于一切有关民族的事务都非常激动。与今天你所看到的巴勒斯坦人非常非常相像，只是不像他们那样偏爱流血。在我们犹太人当中，你几乎看不到今天这种民族主义。
当然，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有多么艰难，我们知道那里酷热难当，到处是荒地沼泽，我们知道村子里有穷困的阿拉伯人，但是我们在教室墙上的大地图上看到没有多少阿拉伯人，大概只有五十万人口，肯定不到一百万，完全能够再容纳几百万犹太人，或许阿拉伯人听信蛊惑憎恨我们，像波兰的普通百姓，但是我们肯定能够向他们解释，让他们相信我们回到那片土地只表示给他们带来繁荣，在经济、医疗、文化等诸多方面。我们认为，再过几年犹太人人口会在这里占大多数，一旦发生此类事，我们将会向世人展示如何对待少数民族……我们的少数民族，阿拉伯人。我们，一直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对待我们的阿拉伯少数民族一定会公正、公平、慷慨，和他们共享我们的故乡，和他们分享一切，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们变成群猫。我们的梦想是美好的。
在塔勒布特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每间教室，都悬挂着西奥多·赫茨尔的照片，一张从达恩到比尔谢巴的大地图，地图标示出了拓荒者居住的村庄，还有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募捐箱，正在劳动的拓荒者画像，各种各样的标语和一段段诗歌。比阿里克曾经两次参观罗夫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来了两次，阿舍·巴拉什＇1＇ 我想也是，或者还有别的作家。杰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差不多每月都从巴勒斯坦来到此地，他们当中有扎尔曼·鲁巴绍夫、塔本京、雅可夫·杰鲁鲍威尔、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
我们通常是给他们举行一个大型列队仪式，敲锣打鼓，旗帜飘飘，各种各样的装饰品、纸灯笼、激情、标语、袖章混杂在一起，还有阵阵歌声。波兰市长亲自到广场与他们见面，这样我们有时开始感到我们也是个民族，而不是一堆社会渣滓。对你来说，这些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那年月，所有的波兰人在波兰语中陶醉，乌克兰人在乌克兰语中陶醉，更不用说德国人、捷克人，大家都陶醉，甚至连斯洛伐克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都是这样，在那样的欢宴上没有我们犹太人的容身之地，我们谁都不属于，谁都不要我们。我们也希望成为一个民族，像大家一样，那该是怎样一种奇迹。他们还留给我们别样的选择了吗？
但是我们的教育不是沙文主义的。塔勒布特的教育确实充满着人文主义色彩，进步，民主，而且是艺术的，科学的。他们努力给男孩女孩平等的权利。他们总是教育我们要尊重其他的民族——所有的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纵然他总是将此遗忘。
我们从年幼之际就想着以色列。我们对每个新建村庄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比尔土维亚出产什么，兹克龙雅考夫有多少居民，是谁从太巴列到宰迈赫修建了一条碎石公路，拓荒者何时攀登吉尔伯阿山。我们甚至知道那里的人们吃什么、穿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了解。实际上，我们的老师并不了解实情，因此即使他们想给我们讲述不好的方面，也不可能——他们一无所知。从阿里茨来的任何人，使者、青年领袖、政治家，所有去往那里又回来的人，给我们描绘出一幅绚烂的图画。倘若有人回来后给我们讲些不太愉快的事，我们听都不想听。我们让他们免开尊口。我们蔑视他们。
我们的校长是个让人喜欢的人，有魅力，是个一流教师，头脑敏锐，有一颗诗人之心。他叫莱斯，伊撒哈尔·莱斯博士。他是加利西亚人，很快便成了年轻人的偶像。女孩子们暗恋他，这当中有我的姐姐哈娅和范妮娅，哈娅投身于公共活动中，天生是个领导人，范妮娅，你母亲，受到莱斯博士的神秘影响，被引导走向文学艺术之路。他非常英俊，有男子气概，有点像艺人鲁道夫·瓦伦蒂诺或雷蒙·诺瓦罗，满怀热情，自然让人产生共鸣，他几乎就没有发过脾气，一旦发火，事后毫不犹豫派人去请那个学生并道歉。
整座小城都为他着迷。我想母亲们夜里会梦见他，女儿们白天看见他就眩晕。男孩子们一点也不比女孩子示弱，尽量模仿他，像他那样讲话，像他那样咳嗽，像他那样话只说一半便打住到窗前站上几分钟，沉思。他肯定能够成功地引诱别人，可他却不，就我所知，他不是特别幸福，娶了一个根本配不上他的女人，成了个模范丈夫。他也能够当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拥有令人渴望追随、赴汤蹈火以博得他含笑的赏识和日后赞赏的品格。他想我们所想。他的幽默成了我们的风格。他相信以色列土地是犹太人唯一能够在那里治愈精神疾病，并向自己和世人证明他们拥有某些优点的地方。
我们也有其他很棒的老师，门纳海姆·格勒尔特教我们《圣经》，仿佛亲临埃拉干河、亚拿突或加沙的非利士圣殿。门纳海姆每周带我们到“圣地旅行”，一天在加利利，另一天在朱迪亚新建的村庄，又一天在杰里科平原，还有一天在特拉维夫的街道。他会带来照片，报纸上剪下来的纸片，以及一些诗歌和散文，《圣经》上的例子，地理、历史和考古学资料，直到你快乐地感到疲倦，仿佛你真正去了那里，不止是在脑海里，而是仿佛你真的走在阳光下、尘埃里，在橘子树、葡萄架、一簇簇仙人掌和山谷里拓荒者的帐篷之间。于是远在我真正抵达这片土地之前，就已经来过此地了。
【注释】
＇1＇ 阿舍·巴拉什（1889——1952），出生于加利西亚，1914年移居巴勒斯坦，著名希伯来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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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妈妈范妮娅在拉夫诺有个男朋友，名叫塔尔拉或者塔尔洛，是个深沉而多愁善感的学生。他们有个小小的犹太复国主义学生联合会，其中包括你妈妈、塔尔洛、我姐姐哈娅、伊斯塔卡·本·梅厄、范妮娅·魏茨曼，也许也包括范妮娅·松达尔，后改名叫作莉·巴——萨姆哈的莉莉·卡利什，还有各种其他的人。哈娅在去布拉格之前是一个有人情味儿的领袖。他们坐在那里讨论制订各种各样的计划，他们如何在以色列圣地生活，如何在那里工作，恢复艺术生活和文化生活，如何在那里同罗夫诺保持联系。其他姑娘们离开罗夫诺，或到布拉格读书，或移居到了圣地后，塔尔洛开始追求我。他每天晚上会在波兰军事医院的门口等我。我身穿绿裙子，头戴白发带走出来，我们一起沿着大街行走——那条大街已经被命名为毕苏斯基大街——漫步在宫殿花园、格拉夫尼公园，有时我们一起走向奥斯提亚河和古老的居民区，漫步在矗立着犹太大会堂和天主教大教堂的塞塔迪尔区。我们只是说说话。顶多拉两次手。为什么会这样？我很难向你解释清楚，因为你们这代人根本就不懂这些。你甚至可以嘲笑我们。我们有种可怕的贞节观。我们被埋藏在耻辱与恐惧的深渊之下。
塔尔洛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是对任何事情都感到难为情：要是他碰巧说出“女人”或者“喂奶”或者“裙子”，甚至“大腿”，脸都要红到耳根，像是出了血，他会开始道歉，结结巴巴。他没完没了地跟我谈论科学和技术，谈论它们是造福于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会热情地谈论对未来的憧憬，没有贫穷，没有犯罪，没有疾病，甚至没有死亡。他有点是共产主义者，但这几乎无济于事，斯大林在1941年到来之际，不由分说便把他带走，从此他便消失了。
在整个犹太人的罗夫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除那些尚来得及移居到圣地的人，少数逃到美国的人，以及不知怎么在屠刀下生还的人。屠杀之后，剩下的人都被德国人杀得精光。不，我不想故地重游，干吗去呢？从那里开始重新思念不再存在、只存在我们青年人梦想中的以色列土地？是为了伤心？我要是想伤心的话，用不着离开维斯里大街，甚至待在家里就行。我坐在这里的扶手椅上，每天伤心几个小时。要么就是望着窗外伤心。不是为了已经失去的东西伤心，而是为尚未发生的事情伤心。我现在没有理由为塔尔洛伤心，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不管怎么说已经离开人世了，要是当时他们没有把他杀了，他也会死在这里，死于战争，死于恐怖主义者的炸弹，或者死于癌症或糖尿病。我只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伤心。只为我们为自己拍的那些漂亮照片，而今已然褪色的照片伤心。
我在的里雅斯特登上一艘罗马尼亚货船，货船名叫“康斯坦塔”，我记得尽管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也不想吃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