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一起。那曾经是我父亲学生时代的房间，也是我父母的房间，显然也是孕育我的地方，因为直到我出生前一个月，他们一直住在那里。
扎黑先生让我坐在沙发上，和我说了几句话，我不记得说些什么了，但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怎么突然注意到沙发旁边的小咖啡桌上不多不少四本一模一样的《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一本摞一本，像在书店一样，我知道有一本是父亲送给扎黑先生的，上面有父亲的签名，另外三本我无法理解，我话到嘴边正要问扎黑先生，但在最后一刻，我蓦然想起那三本是今天才买的。经过在阿西亚萨夫书店里漫长的等待。感激之情从我的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眼泪快要流下来了。扎黑先生看见我注意到了这几本书，他没有笑容，但微微眯着的眼睛斜觑了我一下，仿佛默默地接受我做他的同谋，他没说一句话，弯腰捡起咖啡桌上四本书里的三本，悄悄地放进书桌的抽屉里。我也秘而不宣，从未向他或我的父母提起此事，直至扎黑先生英年早逝，直至父亲离开人间，我从未向任何人说起过此事，直至多年以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女儿努里特·扎黑，她似乎并未对我所说的事情留下过多印象。
我数遍自己两三个最好的朋友，他们几十年来和我关系密切，友情深笃，然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为他们做扎黑为我父亲做过的事。谁能说这种慷慨的诡计会不会展现在我的脑际。毕竟，在那年月，他和其他人一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三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至少花去了他买亟需衣装的费用。
扎黑先生离开房间，回来时端了一杯不结皮的热可可，因为他到我们家做客时得知，我晚上要喝这个。我照父母吩咐的那样向他表示感谢，彬彬有礼，我真想再说点什么，但又无能为力，就一味坐在他房间的沙发上，一声不吭，不使他在工作中分心，然而他实际上那天晚上并没有工作，只是来回浏览报纸，直至我父母从电影院归来，他们向扎黑夫妇致谢，匆忙道晚安，带我回家，因为时间太晚了，我得刷牙，立即睡觉。
也一定是在同一个房间，若干年前，1936年的一个晚上，父亲第一次把某位矜持寡言非常漂亮的女学生带到家中，她橄榄色皮肤，眼睛乌黑，说话不多，但她的出现却引得男人滔滔不绝。
她几个月前离开了布拉格大学，来耶路撒冷守望山上的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我不知道阿里耶·克劳斯纳在何时何地如何与范妮娅·穆斯曼相识，她在这里注册时用的是希伯来文名字利夫卡，尽管有些文件称之为琪波拉，还有一处称之为菲佳，但是家人和朋友都叫她范妮娅。
他非常喜欢说话，解释，分析；她则知道如何倾听，甚至听出言外之意。他博学多才；她目光敏锐，能够看穿他人的心思。他心地坦率，为人正派，是个兢兢业业的完美主义者；而她总能理解为何有人尤为固执己见，为何强烈反对他的人感到有这个必要。她对衣服感兴趣，只是因为那是透视穿衣服者内在世界的一个窥孔。她坐在朋友家里时，经常用赞赏的眼光打量家具、装饰、窗、沙发、窗台上的礼品，以及书架上的小摆设，而其他的人则忙于说话，仿佛她肩负着间谍使命。人们的秘密总是令她着迷，但是每当传播流言蜚语时，她多数情况下总是在倾听中露出一丝微笑……那丝犹疑不定的微笑似乎表明它即将逝去，一句话也不说。她经常是沉默寡言。但不管什么时候，她打破沉默说上几句话，谈话就会大有改观。
当父亲对她说话时，有时声音中带有几分胆怯，并夹杂着距离、爱慕、尊敬和畏惧，仿佛他家里有个隐瞒了身份的算命先生，要么就是有个千里眼。
【注释】
＇1＇ 《托塞夫塔》，指犹太教经典《密西拿》的评注汇编。
＇2＇ 《密德拉西》，犹太拉比对《圣经》的解释汇编。
＇3＇ 我父亲的著作含有大量注释。而我，只在《天国的沉默：阿格农对上帝的恐惧》一书中把注释运用自如。我在那本书的希伯来文版第192页注释19中介绍了我父亲，也就是说，我向读者提及了他那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在他去世后近二十年，我写那则注释，希望给他些许快乐，与此同时，我又害怕他不高兴，反而朝我挥动训诫意味的小手指头。——原注＇4＇ 哈斯卡拉，即18世纪始于欧洲的犹太启蒙运动。
20
在我们铺有印花桌布的厨房餐桌周围，放着三只柳条编的圆凳。厨房本身很小，低矮而阴暗，地面有点凹陷，厨房的墙壁给烧煤油的炊具和普莱默斯便携式煤油炉上飘出的油烟熏得乌黑，一扇小窗子俯瞰着灰色混凝土围墙内的地下院落。有时当爸爸出去上班时，我习惯于坐在他的凳子上，和妈妈面对面坐着。她一边给我讲故事，一边削皮切菜，要么就是拣豆子，把黑豆拣出来，放进茶碟里。而后，我将用黑豆喂鸟。
母亲的故事颇为奇怪，和那时别人家里讲的故事都不一样，与我讲给自己的孩子们听的故事也不一样，而是有些扑朔迷离，仿佛它们并非始于开端，也并非结束于终了，而是从灌木林底下冒了出来，暴露一段时间，引起疏离和剧烈的恐惧，在我眼前活动几个瞬间，像墙上扭曲的影子，令我愕然，有时令我脊骨战栗，在我尚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森林。直至如今，我几乎可以一字不落地记住母亲的故事。比如，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个非常老的人阿莱路耶夫：从前，在高高的山峦那边，在深深的河流和不见人烟的平原那边，有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小茅屋摇摇欲坠。在村边漆黑的森林里，住着一个贫穷的聋哑人。他独自生活，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名叫阿莱路耶夫。老阿莱路耶夫比村里所有的老人年龄都大，比山谷里平原上的所有老人年龄都大。他不光年龄大，而且古老。他非常的老，驼背上开始长出苔藓。头上长的不是乌黑的头发，而是蘑菇，凹陷的面颊上覆盖了一层地衣。脚上开始钻出了棕色的根，亮晶晶的萤火虫落在他塌陷的眼窝里。这个老阿莱路耶夫比森林的年龄还大，比冰雪还老，比时间本身的年龄还大。一天，谣言传开了，说在他那间窗子紧闭的小屋里面，还住着另一个老人车尔尼霍尔钦，年龄比老阿莱路耶夫大得多得多，甚至比他更瞎，更穷，更沉默，更驼背，更聋，更不动弹，磨得像鞑靼人的硬币那样光滑。据说在村子里，在冬天漫漫长夜里，那位年老的阿莱路耶夫寻找着古老的车尔尼霍夫钦，为他清洗伤口，为他布置桌子，为他铺床，喂他吃从森林里采来又用井水或者融雪洗净的浆果。有时他在夜里唱歌给他听，像大人对婴儿那样：鲁拉，鲁拉，鲁拉，宝贝莫害怕，鲁拉，鲁拉，鲁拉，乖乖莫哆嗦啦。于是他们睡着了，两个人，相互偎依，老人和甚至更老的人，而外面只有风和雪。要是他们没有让狼给吃了，他们，那两个人，直到今日还会生活在那里，在他们一贫如洗的茅屋里，与此同时，狼在森林里嚎叫，风在烟囱里怒吼。
我在睡熟之前，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悄声说“年龄大”，“古老”，“比时间本身的年龄还大”。我闭上眼睛，怀着甜美的恐惧勾勒出这样一幅景象，苔藓怎样慢慢地爬上了老人的后背，黑油油的蘑菇和地衣，还有那些贪婪的像虫子一样的棕色的根怎样在黑暗中生长。我试图紧闭双眼想象出“像鞑靼人的硬币那样光滑”一话的意义。于是我迫使自己在烟囱里传出的呼啸风声和其他听不到的声音中睡去，那风从来不可能靠近我们家，那烟囱我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只是在小人书中看到每座房子都有墁瓦的屋顶和烟囱。
我没有兄弟姐妹，我父母几乎买不起玩具给我，电视机和电脑还没有出现。我在耶路撒冷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度过了整个童年，但我没有生活在那里，我真正生活的地方，是妈妈故事中讲到的或是床头柜上那一摞图画书中描述的森林边，茅屋旁，平原，草地，冰雪上，我身在东方，却心系遥远的西方，或者是“遥远的北方”，就像那些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我在想象中的森林中，在语词的森林中，在语词的茅屋里，在语词的草地上头晕目眩地行走。语词的现实把令人窒息的后院、石屋顶上铺着的瓦楞铁、堆放脸盆并拉满洗衣绳的阳台都挤到了一旁。我周围的这些都不算。由词语构成的才算数。
我们在阿摩司大街上有年纪比较大的邻居，可是当他们缓慢地行走，痛苦地经过我家门前时，那样子俨然是老而古老的阿莱路耶夫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生活的一个苍白、忧伤、笨拙的翻版。就像特里阿扎丛林，乃是对无法逾越的原始森林所做的一种可怜而外行的素描。妈妈挑的豆子，令人失望地想起她故事里的蘑菇和森林果实、黑刺莓和蓝莓。整个现实世界只是徒劳模仿语词世界的尝试。这是妈妈给我讲过的一个关于女人和铁匠的故事，她没有选择语词，而是未曾考虑到我年幼，便把远方那色彩斑斓的语言赤裸裸地展现在我眼前，以前很少有孩子的脚步踏过那个地方，那是天堂里语言鸟的所在：很多年前，在爱努拉力亚岛一个宁静的小镇上，在幽谷深处，住着三兄弟。他们是铁匠米沙、阿里尤沙和安通沙。他们个个长得粗壮结实，毛茸茸的，是样子像熊的人。他们整个冬天都在睡觉，只有到了夏天才锻铸耕犁，给马钉蹄铁，磨镰刀，用金属工具打磨刀刃和锤子。一天，大哥米沙动身去了特罗施班地区。他一去就是很多天，回来时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随身带回一个笑吟吟的女人，这个像是女孩的姑娘名叫塔提阿娜，塔恩亚或者是塔尼赫卡。她是个漂亮女人，在整个爱努拉力亚地区还找不出像她这样的女子。米沙的两个弟弟终日咬牙切齿，默不作声。要是他们当中的某个人盯着她看，这个塔尼赫卡会发出行云流水般的笑声，直至男人垂下眼帘。不然就是她看他们当中的某位，那个被她看的兄弟就会颤抖着垂下眼帘。在兄弟们住的茅棚里，只有一间大屋，大屋里住着米沙和塔尼赫卡，放有炉子、风箱、铁砧，还住着粗野的弟弟阿里尤沙和沉默寡言的弟弟安通沙，周围放有沉重的铁锤、斧头、凿子、支杆、锁链以及金属线圈。就这样出事了。一天米沙被推进了火炉，阿里尤沙把塔尼赫卡据为己有。美丽的塔尼赫卡给粗野的弟弟阿里尤沙做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新娘，直到一只沉重的铁锤砸在他身上，砸扁了他的脑壳。沉默寡言的弟弟安通沙埋葬了哥哥，占据了他的位置。又是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两人正在吃蘑菇派，安通沙突然脸色苍白，发青，他噎死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漫游的年轻铁匠们从爱努拉力亚岛各处来到这里，并在茅屋住下，但是他们都不敢在那里住满七个星期。一个铁匠待上一个星期，另一个铁匠待上两个晚上。那么塔尼赫卡呢？嗯，整个爱努拉力亚岛上的铁匠们都知道，塔尼赫卡喜欢来上一个星期的铁匠，来上几天的铁匠，来上一天一夜的铁匠，他们半裸着身子给她干活，吭哧吭哧，抡锤铸铁，但若是某位铁匠忘记起身离去，她则忍无可忍。一两个星期就够了，七个星期又怎么受得了呢？
赫尔茨和萨拉·穆斯曼19世纪初居住在靠近乌克兰罗夫诺镇的特洛普，或是特里普村，有个漂亮的儿子名叫埃弗莱姆。家里人这么说，埃弗莱姆从小就喜欢玩水车抽水。埃弗莱姆·穆斯曼十三岁那年，在举行成年礼二十天后，邀请并招待更多客人，这一次埃弗莱姆和一个时年十二岁名叫哈娅·杜芭的女孩结了婚。在那时，男孩子娶纸上新娘为妻，以使自己免于被抓到沙皇军队里服役，一去不返。＇1＇
我姨妈哈娅·沙皮洛（名字取自她奶奶，那位儿童新娘）许多年前给我讲述了婚礼上所发生的一切。下午在特洛普村拉比家对面举行了结婚仪式与欢乐的晚宴，之后，小新娘的父母站起身带她回家睡觉。天色已晚，孩子经历了激动人心的婚礼，有些疲倦，加上别人让她喝了些酒，有些微醉，头靠在妈妈腿上睡着了。新郎，在客人当中跑来跑去，汗流浃背，和学校里的小朋友玩捉迷藏。于是客人们起身离去，两家人开始告别，新郎的父母告诉儿子快点上车回家。
但是年轻的新郎有别的想法。孩子埃弗莱姆站在院子中央，突然像只小公鸡，趾高气扬，跺着脚，执意要求带走新娘。不是在过了三年，甚至过了三个月后，而是就在现在。就在今晚。
还没走掉的客人一阵大笑，他气愤地转过身去，昂首阔步穿过马路，使劲敲打拉比家的房门，与龇牙咧嘴的拉比面对面地站在门口，开始引用《圣经》、《密西拿》、律法以及评注者的话。男孩显然已经准备了连珠炮，发射一通。他要求拉比立即在他和整个世界之间作出判决，指明一条时下的道路。《托拉》上是怎么写的？《塔木德》和法学家们又是怎么说的？这是不是他的权利？她是不是他的妻子？他是不是得按照律法与她成亲？这样，二者必居其一：要么立刻把新娘带走，要么必须把凯图巴（婚姻契约）收回，使婚姻无效。
故事是这样的，拉比哼哼哈哈，支支吾吾，清了清嗓子，捋捋胡须，抓了几次脑袋，拽拽两边的头发，拉拉络腮胡子，最后深深叹了口气，裁定说，简直没有办法，男孩不但精于整理他的文字和论证，而且完全正确：年幼的新娘别无选择，只能跟随他，没有别的途径，只能服从他。
一切审议结束后，小新娘便在半夜时分被唤醒，他们得陪同新婚小夫妇到他父母家里。新娘整整哭了一路。母亲紧紧抓住她，和她一起哭泣。新郎一路上也在哭，这是因为客人们在嘲笑奚落他。新郎的母亲和其他家人则羞愧难当，也哭了一路。
夜行队伍行进了一个半小时。那既是涕泪涟涟的丧葬队列，又是闹腾腾的宴会，因为有些参加者让这幕丑闻逗得喜不自胜，一直扯着嗓子描述关于少男少女的著名笑话，或者是如何以线穿针，边喝荷兰烈酒，边发出下流的呼哧声、嘶嘶声和叫喊声。
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