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经很深了，董枫的室内灯光柔和，将我正在吸烟的身影打在墙上和地板上，我有些害怕。
董枫将一条方格披巾披在裸露的臂上，她的裙子单薄，显然感到了夏夜的寒意。这房内就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带浴缸的卫生间，转瞬就可以一览无遗的小空间此刻却显得危机四伏，尤其是刚才不知何处发出“叭嗒”一声后，这室内的寒意便渐渐升起了。
一切都无法解释。已是半夜时分，我这样呆在一个单身女子的家里合适吗？我对董枫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便起身告辞。
她突地站起来，拉住我说：“别，别。”我感到她的手在发抖。
我无声地又坐回沙发上。要在这半夜时分回去，我本来也是心存恐惧的，我甚至相信，如果我这个时候回去，走上楼梯，打开家门，屋内会正坐着那个昨晚来过的人。
看来，不能轻易接待陌生人应该是一个准则。何况我还让他进了屋，听他讲了一大通离奇事件，这真是太轻率。我的一个朋友讲过，他要是在夜里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尽管对方有可能是打错了号码，但那种莫名其妙的问话总会让他久久难以入睡。由此可见，从丛林中走出的人对黑夜烙有很深的恐惧的印痕。但动物从不惧怕同类，而最让人惧怕的却是人——身份不明的人；夜路上撞见的人；死去的人；活着却又忽隐忽现的人。
已是半夜过后了，屋子里静得让人心慌。我不经意地望了一眼董枫露在裙下的腿，有一种木偶的感觉，这种不真实的意味像电流一样打得我意识麻木。我望着她的脸，清秀，很美，但有些苍白。她是谁？我突然在心里问道。
董枫在沙发上伸了一下腰，开口说道：“余老师，我现在看到你眼镜片上的光，感到害怕。”
我突然大声笑起来，只是这笑声我一点儿也不熟悉。
第二天早晨，阳光明亮，世界一览无遗，这使昨夜的种种恐惧显得荒唐。
我回到了我的家，我仅仅一夜未归，这屋子里就有了一种无人居住似的阴湿昏暗。我拉开所有的窗帘，然后环视屋子里的一切，沙发、书桌、烟缸，正在写作中的部分小说手稿，还有那把大木椅，所有的物件都不曾有被移动过的痕迹。
我松了一口气，坐下来点烟的时候，却突然看见木椅旁的地板上有几个脚印。我走过去弯腰细看，脚印真真切切，有点像一幅神秘的图画。我用手比了一下尺寸，比自己的鞋码大得多，我想到了那个大个头的不速之客，这脚印是他前晚留在这里的吗？
无论如何，我必须找到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冒充是董枫的丈夫？为什么知道医院的黑屋子出现了恐怖景象？为什么知道我的住址并且来向我倾诉？
凭直觉，我感到医院的黑屋子是这个漩涡的中心。因为是董枫在这间长久闲置的病房外看见里面有烛光、有梳头的女人后，那不速之客才跑来向我讲述的，这件事显然与他有什么关联。而作为当事者的董枫，除了能记住恐怖经历外，对那个撞进我家的不速之客显然是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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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想去，我把解开这个谜的希望放在了吴医生身上，这个精神病院的主任医生，昨天轻描淡写地否定了关于医院黑屋子的传闻，使我觉得大有问题。或许，是我和他谈话的地方不合适？
我给吴医生去了电话，要他无论如何今晚得到我家来一下。“什么事？这样神秘兮兮的。”他在电话那头问道，口气非常平淡。我说，老弟，你一定得来，也许要出大事了。他这才略显惊讶地“嗯”了一声，说医院里事多得很，可能要来晚一点。
人陷入某种危险境地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挣扎，可有一种比喻却说，陷入沼泽时最好的办法是静止不动，越挣扎陷得越深。我是在和吴医生见面后想到这个比喻的，因为我的处境正被这个比喻不幸言中。
吴医生是在晚上9点15分到达的。他穿着一件很休闲的短袖衬衣，少了他在医院里穿着白大褂时的威严和某种权威感。坐下后他便直接说道：“我知道你是被董枫的事吓着了。我已去董枫家看望过，她躺在床上，余悸未消，我给她讲了很多关于人的幻觉方面的知识，她似信非信，但情绪已经稳定多了。”
“幻觉？”我吃惊地问，“董枫在那间长年上着铁锁的病房外看见的景象是幻觉？那晚上下了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她看见那间黑屋子有了烛光，烛光下有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她保证看到的一切绝对真实，用幻觉来解释恐怕太简单了吧？”
吴医生对我的固执有点惊奇，他挥了一下手说：“我的大作家，人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定真实这个道理你懂吧。想想那间病房，几起病人自杀的事件凑巧都发生在那里，后来这病房就闲置了，长年锁着，这就给人的心理上造成了阴影。经过那病房，有时不禁要记起死去的人，单玲，唉……”
这段话说到后来，吴医生有点自言自语。见他怅然的样子，我问道：“单玲是谁？”
吴医生怔了一下，“单玲？你怎么知道单玲？”他莫名其妙地反问我。
我说，你刚才不是提到单玲吗？我想她就是在那间病房里自杀了的病人之一。
吴医生这才如梦初醒似的点头。“哦，哦，是她，最后一个在那间病房里死去的病人，已有三年了，哦，三年了。从那以后，那间病房就闲置了。”他的声音越来越清晰，“闲置了，并不是因为那病房死了人，而是因为漏雨，你知道，这些房子都已年代久远了，雨水从楼顶浸下来，没法解决，那屋里始终散发着潮气。”
我摸出烟来，递给吴医生一支，点燃以后，我问：“单玲多大了？”
“十九岁。”
“死前病情严重吗？”
“精神分裂，常陷入恐惧中。”
“她留着一头长发吗？”
吴医生跳了起来，惊恐地望着我说：“你，你怎么知道？”
我说是董枫看见的。前天夜里，那病房里有了亮光，一个长发的女人坐在里面梳头。
“那怎么可能呢？”吴医生的声音有点失控，“我不是给你说过了，那是董枫的幻觉。单玲已死去三年了，你难道相信有死而复生的事吗？一个人发生幻觉是常有的事，我想董枫以后会明白过来的。”
我的心此时狂跳起来。吴医生至少隐约证实了董枫的所见和三年前的死者是一个人，并且，我知道这不是董枫一个人的幻觉。
我尽量镇静地说：“其实，黑屋子里出现恐怖景象，最先告诉我的并不是董枫，而是一个陌生人。”
我将前天晚上发生在我这里的奇怪事件告诉了吴医生。在讲述这些的时候，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大个头的桥梁工程师，他带来的黑雨伞滴着水，他的眉毛浓黑，高大的身架与惊恐的眼睛很不相称，后者使人感到他仅仅是一只不堪一击的兔子。
吴医生的吃惊本在我意料之中，然而，更令我吃惊的事发生了。这里说“吃惊”真是轻描淡写，在我的经历中，这一刻让我恐惧无比，我感到头皮发麻，心脏急剧收缩。
这一刻，我听见吴医生惊恐地说道：“严永桥来找你？不可能！他是我的病人，在一个月前就死了。准确地说，发现他的尸体是5月19日凌晨，在离医院不远的高速公路上。路很黑，又下着雨，尸体被高速驶过的车辆反复碾压，已惨不忍睹。他是头一天晚上从精神病院逃跑出去的。”
我惊叫了一声，舌头有点发僵地说：“他真来过，前天晚上，他敲开我的家门，就坐在那把木椅上。你看地板上还有脚印，还有他带的黑雨伞滴下的水渍。”
我看见吴医生的嘴唇也有点发抖。他说：“给我一支烟。”
严永桥，三十六岁，桥梁公司工程师。患有躁狂型精神分裂症，性格孤僻，好妄想，病发时伴有暴力倾向。住院治疗三年来，躁狂症基本得到抑制，但被害妄想尚未消除，常有惊恐感，曾有数次逃跑举动，均被医护人员挡回。上月19日晚，趁医生查房打开铁门悄悄溜出，并翻墙跑出医院，在离医院不远处的高速公路上遭遇车祸死亡。
以上是吴医生对他的病人作出的病历式介绍。他坐在我的对面，深吸了一口烟后，对我讲述起他第一次见到严永桥时的情景。
“三年前的一天，我正在门诊部值班，你知道，我每周必须到专家门诊值守一整天。下午3点左右，来了一个女病人，是农村女子，这一眼就能看出来。陪她来的是一个高大的男子，是这女病人的丈夫。
“女病人叫汪英，二十一岁，面容憔悴，眼神暗淡。据她丈夫介绍，自半年前她生下孩子后，便常常担心孩子会生病死掉。有时半夜会坐起来哭泣，语无伦次，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胡话。
“经初步诊断，我认为这是产后抑郁症之一种。为了将病因搞得更清楚，我按常规向她的丈夫询问了一些问题。比如结婚多久了？婚后生活如何？但她的丈夫除了回答我他叫严永桥，是桥梁工程师外，对其余的问题概不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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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再次询问的时候，我发觉他目光发直，脸上的肌肉开始僵硬，凭我多年诊治病人的经验，判断这是精神分裂性病人的发病征兆。
“这出乎意料，陪病人来看病的人是更重的患者。这使我对他代妻子所作的病情陈述产生了怀疑。我镇静了一下，对严永桥威严地说，你坐下来，回答我的问题。因为当时我看见他已经站了起来，我担心这种病人会有攻击性行为发生。
“然而，事情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我话音未完，这个高大的男人已经伸出双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幸好我对这种攻击性病人已有不少经验，我沉着地用肘一击使他松手以后，便站起来想去制服他。没想到他后退一步嚎叫着举起了椅子，我听见哗啦一声，窗玻璃被他砸出去的椅子打得粉碎。这时，不少医生、护士涌进了诊断室，七手八脚将他制服，送进住院部去了。这样，他在医院一住就是三年。他妻子的产后抑郁症早好了，还常常来看望他。
“死前，严永桥的病情已有了明显好转。清醒的时候，他甚至能安静地坐在病房里看书，他妻子每次来看他时总给他带一些书来，她说，她丈夫能看书病就快好了。有时，他在走廊上也能和其他病人作一些交流，比如讲讲晚餐的口味啦，天气变化啦等等，思维渐趋正常。只是，他不能与人多讲话，因为每次讲到后来，他就开始胡说，什么有医生要害死他啦，给他吃的药有毒啦，越说越离谱，嗓门也越来越高，最后总是被医生拦回他的病房才罢休。”
吴医生在烟缸里揿灭了他的烟头，叹了一口气又补充说：“很可惜，这种病人要是不自寻死路，其实是可以治愈的。”
吴医生语气平静地作着介绍，但我听来却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毕竟，这不是一个一般的病人，而是一个已死去一个月而前天晚上又出现在我家里的鬼魂。作为见证人，我实在不知道对此该如何作出判断。
“他死后，家属来处理后事了吗？”我的眼光扫过那不速之客坐过的木椅，落在吴医生冷静与困惑争执着的脸上。
“先是我们医院的人员赶到现场的，”吴医生说，“因为根据他身上穿的住院服，交警首先给我们打来了电话。当时大概是凌晨4点多吧，我们便紧急清查住院病人，全部都在，就少了严永桥一个人。他的病床空着，衣物和日常用品都还在，看来是在匆忙中溜出医院的，我们赶到了出事现场，可怜的人，死得惨不忍睹。
“他的妻子汪英是当天下午才赶到的，她家在离城两百多公里的山区，是我们医院的车去接她来的。到殡仪馆一看，她就晕倒了。幸好有医生在场，让她慢慢苏醒过来。死者单位的人也来了一些。
“尸体火化后，汪英带着骨灰盒伤心地走了。走前到医院来过一趟，把死者生前的衣物书籍等杂物卷成一包带走。这女子真惨，今年也才二十四岁，家里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唉。”
这就是关于严永桥生生死死的全部经过，吴医生的见证人身份不容置疑。如果相信人死后其分子原子不可能再重构人形，那么，前天夜里，闯进我这里来的那人是谁呢？
我再次与吴医生核对了严永桥的身高、五官以及眉毛的浓度眼光的惊恐包括说话时低沉的嗓音，一切都证明我见到的确实是严永桥其人。
对此，吴医生的幻觉理论也派不上用场了。因为我的冷静、客观等基本人格，作为精神病医生的他也是充分信任的。不可能设想，前天晚上，我在写小说时入了迷，于是看见有人走进我的屋子，然后与我交谈。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从不知道他医院里的事，更不知道有一个叫严永桥的病人死去。并且，当天晚上，董枫在医院看见的可怕景象，闭门未出的我也是绝无知道的可能。而这一切，都是来人向我讲述的，他似乎什么都知道。而现在吴医生告诉我，这是一个一个月前就已死去的人。
不可思议！我看见穿着短袖衬衣的吴医生额头上有了细细的汗珠。显然，他也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当一个医生也对这种生死之谜感到害怕时，我的理智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说，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我宁愿去住旅馆，也不愿呆在家里担惊受怕。现在几点了？夜里11点5分，走，现在就走！多呆一分钟都不行。
吴医生惶然地看着我，他说冷静点，也许是有人冒名顶替搞什么鬼吧。我说是有鬼，冒名顶替会长得一模一样？
我站起身，将两盒香烟装进衣袋里，这是我的粮食。我说走，你回家，我住旅馆去。
这时，外面的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夜很静，那很沉的脚步声正一梯一梯地走上楼来。我呆住了，心在狂跳，手心里一阵冰凉。
人对下一刻要发生的事真是无法预测。那天晚上，让我留在家里没出去住旅馆的人，正是随那沉重的脚步声上楼来的人。
当时，我和吴医生都很紧张。在夜里11点，在那样的气氛中，突然响起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