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后的苦难生涯，回国后的种种遭遇。谈得最多的也是最令她伤心的是，在延安的岁月里，当她与毛泽东发生矛盾时，起初毛泽东不理她，后来干脆搬到另外一孔窑洞居住去了。她认为毛泽东对她淡漠了，疏远了。才决心出走苏联，目的是治伤、学习、调养身子。她深沉地对水静说，自己生孩子生怕了。当在苏联听到毛泽东新婚的消息，她始终将信将疑。她心想他们是革命战争中结成的患难夫妻，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没想到因她的出走，竟让十年的婚姻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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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的明月是那般的清幽，一直在云天凝视着一个断肠人向她的朋友叙说她的不幸遭遇。直到月儿渐渐隐进云层，东方露出一缕曙光。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贺子珍还在期盼着明晚与毛泽东的再次相见，她要向他好好谈谈自己要求工作之事，爱女娇娇婚配之事以及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但她不知已经成空。翌日，她带着美好而空洞的希望，由水静陪着便离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尾声圆梦京华尾声圆梦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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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庐山相会（5）
贺子珍与毛泽东庐山相会17年后的秋天，毛泽东与世长辞，在他逝世三周年也是一个秋天的日子，做梦也想来北京相见毛泽东的贺子珍，终于踏上京华土地。
毛泽东生前，贺子珍受种种阻挠，不能进京。梦寐以求的一个极为普通的愿望，在毛泽东谢世后，终于实现了。
但贺子珍不能走着来，虽然她刚进古稀之年，由于健康原因，她由爱女李敏（娇娇）、女婿孔令华用手推车推着，来毛泽东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
生前曾经同床但死后不能同穴的贺子珍，在见到毛泽东遗容时感情的落差，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往情深地殷殷嘱咐她：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贺子珍满怀巨大的伤恸，频频点头。
贺子珍坐在轮椅上，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纪念堂北门进入，首先在毛泽东汉白玉坐雕像前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锻带上分别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贺子珍坐在轮椅里，与毛泽东坐在冰凉的汉白玉的雕塑沙发里，由女儿女婿陪着，留下一张照片。这是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吴家窑洞前与毛泽东合影后，相隔42年后的一次合影了，但一个是心灵遭受巨大创伤的老人，一个是逝者。他们没有语言交流，只有生者的哀痛。
贺子珍在毛泽东坐像前
贺子珍被缓缓推进瞻仰大厅，升降机也跟着缓缓托起水晶棺，毛泽东出现在贺子珍眼前。忆往昔，20年前，毛泽###然出现在庐山的“美庐”，贺子珍是怎样的惊喜，泪水冲开感情的闸门，不由自主地汩汩流淌，一个劲儿地哭，完全忘记了向丈夫诉说。今儿个，毛泽东掠过世纪风云，躺在冰冷的水晶棺里，阴阳界上，人间与逝者隔着一层透明的棺椁。她想倾诉也无法倾诉了。
尾声圆梦京华 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东梅是这样描绘她的外婆在瞻仰大厅里的情形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外婆更熟悉外公的睡姿，也没有谁对他的睡眠更有感情。从井冈山到凤凰山，十年来一个个不眠之夜，他们共同度过，她一天所忙碌的，为之付出半生的，无非就是让失眠的丈夫睡个好觉。现在，他终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泪水不听外婆的，它又涌出来了，外婆紧咬着那块白手绢，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婆听组织的，整个参观过程中，外婆无语。几十年来，为了丈夫毛泽东，为了爱情，为了家庭，她流过多少次泪，只有自己知道。今天，70岁的外婆流下的，可能是人生最后的眼泪，现在，这滴泪正含在她的心中。” 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北京相会，匆匆的，短暂的，不足十分钟。贺子珍坐上轿车，在离开纪念堂的一刹那，泪眼回望着毛泽东安息的地方，心想，我们几时再相会……
贺子珍离开毛主席纪念堂前，泪眼回望亲人安卧的地方（右为女儿李敏）
后记
王士琼女士在《当代贵州》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石永言的长征情结》里有一段话“……他正在创作《贺子珍与毛泽东》，创作冲动源于他对贺子珍不平凡人生的认识和对她遭遇的同情。而他的生命与文学创作之所以总是容易与这样的人产生强烈共鸣，是因为首先他自己正是一个真诚的人。”
我之所以写作这部书稿，正如士琼所言，由于长期接触中国革命史料，特别是长征史料，对参加长征人物的生活及其命运也就倍加关注。渐渐地，一个刚强而又柔弱的女红军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特别是在访问了与贺子珍一块进行长征的女伴康克清、李坚贞、刘英、李伯钊、廖似光、谢小梅、钟月林等军中巾帼以后，对曾经与毛泽东一起生活十载的贺子珍，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贺子珍虽然不是一个经天纬地的英雄，在革命史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艰苦创业时期曾经风雨同舟十年的妻子，她的奉献是功不可没的。然而，沉重的历史给她留下创痛。诚然，她要负一定的责任，但都是她的责任么？有关书籍，有的电视剧，将她与毛泽东的婚变几乎说成完全是她的过错，或由于她的性格，或缘于她的脾气以及其他。“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不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至理名言么？不知这部作品到底把我想要表现的写出来没有？我的目的，是想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其实，不管是毛泽东也好，贺子珍也罢，避开他们的伟大、光彩照人的一面，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也具有人间平凡而鲜活的一面。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夫妻之间，既有恩爱，有时也会有冲突，而又在那个异乎寻常的艰苦环境，难道就一点儿不会产生矛盾？而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又是那样的丰富，超乎寻常。以至毛泽东家庭里出现的矛盾，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我不想在作品里就这场家庭纠纷写出谁究竟要负担多少责任，意图是想写出一个真实的家庭。当然，作品里对贺子珍产生的同情与怜悯要多一些，有些地方近乎感伤。我流露出来的这些感情，多少得到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东梅女士的赞同。她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一书的封底有这么一些话：“传奇巾帼一生守候，患难夫妻悲欢离合，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我非常欣赏孔东梅这些话。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中国革命那个特殊年代，留下一出富于传奇而动人的爱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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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庐山相会（6）
后记写作这部作品时，我参考了孔东梅的《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王行娟的《贺子珍的路》、《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郭晨、裘之倬的《贺子珍》以及曹西河的《贺子珍》等书，特别是孔东梅与王行娟的作品，更为我提供了许多帮助。借此对以上的作家深表谢意。
2008年2月8日于遵义杨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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