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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宾果’（7）
过了一刻多钟，还是什么动静都没有，我想，我该回去与我的部下会合了。我要求中尉在我的犯人名单上签名，就好像骑兵队长要求我做的一样。上尉插嘴说，任何军官都不应该在与这件事有关的文件上签名。如果我坚持的话，而且如果带队的两个下士同意的话，他们两个可以在文件上签名。至于为什么我要他们签名，那是我的事，他们不了解，也不需要去了解。他看到我很认真，不准备放弃，就拍着我的肩膀说：“哎，中士，我在跟你开玩笑，你是个好人。待会儿我陪你回‘歌剧院广场’，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阖眼了，我想睡一觉。然后，在我们分道扬镳前，我想请你喝一杯上好的白兰地酒。” 高尔德和查多罗两个下士在犯人名单上签名之后，我们就走了。上尉把我带回他的棚屋里。他脱下毛皮大氅跟风雪帽以后，看起来比我想像中年轻，大概只有三十二岁，但是疲惫不堪，眼睛下有着深深的黑眼圈。我们在他的桌边坐下，各据一方，对饮了两三杯。他告诉我，他从军前是历史教师，但并不喜欢这工作，就像他讨厌当军官一样。他曾希望有机会去世界各地旅行，看看阳光下的岛屿。他没结婚，因为那女人是个荡妇，可是他还是爱着她，想着她等等。正说着话时，电话员跑来告诉他，指挥官正等着跟他通电话，他要知道事情的经过如何。上尉回答说：“告诉他我不在，让他去发一夜的火。” 然后，他对我讲述童年的事情，我想他提到了默东这个地方。他又说到他集邮的邮票。我也很累，模模糊糊地，听一句，没一句的。在他的棚屋里，我重新又有种置身于时间之外、生活之外的奇异感觉。我必须很努力才能保持清醒。对桌的人睁着潮湿的、圆圆的眼睛对我说，他实在感到很惭愧，背叛了从前年轻的、充满了童心的自己。他最怀念的是花在集邮上的时光，低头沉醉在各种邮票中。他特别被印在巴多斯、新西兰和牙买加邮票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年轻面孔所吸引。他闭上双眼，静默了一会儿，然后喃喃自语：“对了，是维多利亚·安娜·贝诺。”他额头靠着桌面，睡着了。 我在黑夜和泥泞中走着，有时迷失了方向，停下来向在战壕里值勤的大兵问路，在约好的地方找到博非和其他的人。我们把正在睡觉的人叫醒，预备上路。他们每个人当然都想知道在他们走后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们最好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忘掉，此后永远不要再提。 我们走了又走。经过克雷利、佛罗顾尔，到了贝罗瓦桑戴尔。我刚喝下去的酒已在体内消散了。我头脑清醒，感到寒冷。我想到那五个躺在雪地上的死刑犯。在最后一刻，大家帮他们找了一些破布碎片，让他们把耳朵包起来。我记不清到底是谁了，由于一只手受伤，另一只手没法戴上手套，结果是“食堂飞贼”塞莱斯丁脱下一只手套给他戴上。 我们第二天早上大约五点左右回到军营。我倒头就睡。九点整，我到指挥官那里向他做口头报告。他跟几个副官正忙着把一些文件装到箱子里。他跟我说：“你都按照指示去做，对吧？很好。没事了，你可以走了。我们待会儿见。”我坚持要把高尔德和查多罗签了名的犯人名单交给他，他告诉我我想拿去做什么都可以。他解释给我听，我们两天以后就要拔营，英国军队会来接管一部分的阵线，我们则迁移到南方去。他又对我说了一遍：“你可以走了。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大队上的人也在收拾装备。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但是谣言鼎沸，都说是一场前所未见的行动将在南部展开，不是在瓦兹省，就是在埃纳省附近，而且连祖父辈的人都得参加打仗。 晚上七点，我正在吃饭时，指挥官派人来传我去。他的办公室几乎空空如也，只亮着一盏灯。他对我说：“今天早上我不能在第三者面前跟你直说，所以要你先回去。”他指着一把椅子，要我坐下来，拿出一枝烟请我抽，并且帮我点上了火。然后他对我说，遣词用字就如同我前一天对部下所说的话：“艾斯普兰萨，别再去想这件事。把‘黄昏宾果’这个名字忘得干干净净。”他从桌上的文件里拿起一张纸来，对我宣告我被调到另外一个驻扎在孚日山脉的大队去，军衔升为中士长。他说，如果我保持良好纪录，那么，春暖花开时我就应该升职为军士了。 他站起来，走到一扇窗前。指挥官是个粗壮、肩膀下垂、一头灰发的人。他告诉我他也被调职了，可是没升级。我们的上尉和跟我一起押队的另外六个士兵也都被调职了。我就是那时候知道博非被调派到后方的一个工地去，后来不幸死在机械“怪手”下。军方很用心地把我们分调到不同的地方，散置在各处。我后来在孚日山脉又碰见了上尉，但也只是为时数月而已。 我告辞以前很想问他一些我最关心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开口，可是指挥官完全明白我在想什么。他对我说：“过去几个小时，双方前线打得一塌糊涂。我听说有个中尉牺牲了，至少死了十个兵士。好像大家都疯狂了。战地上有人堆了一个雪人，还有一个和平宣道者高唱《樱桃时节》。一架飞机被手榴弹打了下来。我也不清楚大家到底在搞什么。全都疯了！” 当我离开指挥官借来办公用的神父住宅时，嘴巴里有种苦味。我在地上吐了一口痰，抬起头来才发觉原来我站在一片坟场前。去年秋天，我们在这片坟场上埋了很多战士，每个人的坟前插着附近一家公司制造的粗木十字架。我安慰自己：“没关系，死者的灵魂不会怪你的，你诅咒的是战争，不是他们。”
‘黄昏宾果’（8）
***写信给玛蒂尔德的修女走进花园，一直走到他们俩面前。她穿着灰色的袍子，生气地对艾斯普兰萨说：“你能不能赶快把睡袍穿上？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故意想生病？” 她帮艾斯普兰萨把灰蓝睡袍穿上。睡袍洗了那么多次，原本的蓝色已经褪得跟修女的灰袍差不多。穿好睡袍后，他在右边的口袋里找到一小包东西，交给了玛蒂尔德。他对玛蒂尔德说：“请你回去以后再看这里面的东西。我受不了你在我面前打开来看。” 眼泪重新从他面颊上流下来。那个名叫“受难玛丽”的修女看到这种情形，叫了起来：“哎呀！你怎么又哭了？”他既没看玛蒂尔德，也没看修女，回答说：“我那天造了一个大罪孽。平常我并不信上帝，可是，我知道我造了孽。我根本就不应该遵守上级的命令。”玛丽修女耸耸肩，对他说：“可怜的人，你那时候还有什么选择？当你把事情讲给我听时，我看到的惟一罪孽，是那些有权有势人的虚伪作为。” 他跟玛蒂尔德已经谈了一个钟头，修女觉得差不多了。他说：“我还没说完。你能不能不要来吵我们？”她抱怨说今天晚上艾斯普兰萨一定会觉得很累，然后大家都不得安宁。最后，她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不要超过十分钟。十分钟后，我会跟那位陪伴玛蒂尔德小姐来的先生一起回来。他也开始担心了。” 她转身离去，双手把灰袍的下摆稍微拉起来，以免拖在砾石地上，就像一个爱漂亮的姑娘一样。 这个四十三岁的老头子重新拾起话头。他喘着气，呼吸中带着从毁坏的肺部中发出的哮声，好像粉笔画在黑板上一样。 ***我没太多可说的了，可是我最后要说的非常重要。 第一件要说的是，我们回来后第二天，我听说“黄昏宾果”战壕的人把对面敌人的战壕攻下来了，甚至占领了德军的第二线阵地。我觉得这多少是个小小的胜利，稍微冲淡了我对那件丑行的罪恶感。我知道这不是什么高贵的情操，可事实就是这样。 我先把五个犯人的信都抄了下来，然后把原件分别装在信封里，交给我遇到的第一个军邮官。既然你收到了你未婚夫的信，我想另外四封也应该安全抵达收信人手中。我抄下来的副本现在就在你膝盖上的小包里。 几个星期以后，我也接到了一封信。信出自法福里上尉的笔下，我离开他时，他正熟睡，而我离开他几个小时后，他写下了这封信。那封信辗转邮寄，到我手中时已是牧草青青的夏天了。那时，我已远离可怕的前线，在某个地方铺铁轨。我想你一定会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这封信。我把信给你，因为我已经会背了。 我帮你准备的小包里还有一张照片，是我部下趁我不注意时，偷偷拍下来的。那家伙无论到什么地方，腰带里都挂着那个小玩意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玩意儿替我们那个战壕###时代留下来的影像，不知道代表了神奇，还是耻辱。如果我们抢了一尊敌人的大炮，或者消灭了一个敌军，就要拍一大堆照片来纪念我们的光荣。如果我们埋葬了一个战友，也要好意地拍上一大堆照片留念。拍照的小兵有一个让他始终耿耿于怀的姓氏，叫普鲁士。他一九一七年四月死在一个叫“圣母道路”的战场上。他去世一年后，我在巴黎见到他的未亡人。她非常痛苦，好像下定决心要去跟他团聚。因此，她把这张照片给了我。 我并不比谁好过。我一到了孚日山脉，跟新队友在一起，加入了一个新的军营，就把“黄昏宾果”这件事抛到脑后去了。我只是在某些晚上喝多了老酒以后，会让这件伤心事把我弄得切齿痛心。所以，我就跟所有的醉鬼一样，借酒浇愁，醉了就要闹事，把一切都砸烂。“黄昏宾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长久以来，我总是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