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腿，您可以想像得出是什么样子。她告诉我现在流行这种式样，可是我想您绝对不会穿类似这种样式的衣服。您一定是位高尚、有教养的淑女，可能只在狂欢节的时候才会穿上此类衣服，化装打扮成街头女郎，可是，我觉得您即使在那种情形下，也不会穿上这种衣服。我把您的信拿给我的邻居席欧拉太太看过，也给伊索拉太太看过。伊索拉太太跟她先生在陆蓬街上开了一间“凯撒酒吧”。 我可以保证她是一个有见识、受到大家敬重的女人。这两位太太都对我说：“从信上可以看出来，这位小姐是个上流社会的淑女。”她们两个都说我应该替丁娜回信，因为我已经有很多个月不知道她的下落了，所以我就听她们的话，提笔给您写信。 亲爱的小姐，请您不要为我这笔字不好意思。我小时候家境贫穷，从来没上过学。一八八二年一月，我跟我的鳏夫父亲和姐姐喜莉雅·罗莎从意大利来到马赛，那年我十四岁。我可怜的姐姐两年后就去世了，我父亲也在一八###年与世长辞，他生前是个受大家尊敬的泥水匠。我从小就要去外面工作，从来不得休息。我是一九年三月三日星期六跟保罗·龚特结婚的，那年我三十二岁，他五十三岁。他也在阿列斯的矿上辛苦地工作了二十年，从来不得休息，最后得了气管炎，在一九四年二月十号星期三清晨两点钟去世，离我们结婚还不到四年，实在可悲。先夫是个老实人，跟我是小同乡，来自我和喜莉雅·罗莎的出生地卡塞塔。他这辈子还没享受到养育一子半女的乐趣就与世长辞了，真是可悲。现在呢，是我的心脏不行了。我才五十一岁，连五十二都不到呢，就像一个老态龙钟的妇人，不但家门一步都不能出，连从卧室走到厨房这几步路也会气喘吁吁。您由此就可以知道我的生活有多么凄惨。俗语说“远亲不如近邻”，我还真幸运，有两个好邻居，一个是席欧拉太太，一个是伊索拉太太。伊索拉太太帮我到市政府办理社会赈济手续，我现在靠政府的补助过活，衣食还算无虑。请不要以为我这样说是为了博取您的同情，这点自尊心我还是有的。其实，我倒非常同情您，这么年轻未婚夫就在战场上牺牲了。我和我那两个好邻居都向您致以深切的慰问。 自从丁娜·爱米拉·玛丽亚·隆巴迪一###一年四月二日出生以后，我就一直非常爱她。她妈妈在生她时因难产去世，我父亲和我姐姐那时也都已经过世，我又还没有结婚。如果我能不通过文字，而能当面告诉您这些事情的话，您一定更能了解。不过您还是可以想像得出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姑娘，怀中抱着一个小女孩的心情，特别是丁娜的父亲罗杭宗·隆巴迪是个人见人厌、只会惹是生非的酒鬼。她常常来我家避难，好好地补补睡眠。她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后来走上歧途，是可以预见的后果。她大概十三四岁时认识了这个安琪·巴辛那诺，一个也是在这种不良环境下长大的小鬼，结果两人什么也不顾就坠入了情网。
欢乐时光（3）
今天是十月三号，我继续写昨天写了一半的信。昨天写着写着，我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因为我心跳头昏得太厉害了。您千万别以为我心爱的干女儿丁娜是个坏女孩，其实，她心肠好得不得了。战前，她每星期都来看我，从来没忘记过一次，而且每次都带东西来。她也从来没忘记要给我维持面子，总是背着我在糖罐里塞个五十法郎，有时候还不止这个数目。可是，她实在不该爱上那个拿波里坏蛋，跟着他走上歧途，过着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豪华生活。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有一天，他跟附近的另一个小流氓在酒吧里起了纷争，他一怒之下，在对方的肩膀上砍了一刀。我听到这件事时，真是吃了一惊，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件事以后，她每个星期六都到圣皮埃尔监狱去看望他，而且每次还带一大堆东西去，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跟他没进监狱以前一样。他十五岁以后就游手好闲，完全靠她养活，以为自己是个王公贵族。一九一六年他被送到战场以后，她居然跟着他到处跑，因为他们事先约好，他在信上用密码通知她他们驻防的地方，这样，她随时都找得到他。您能想像这种疯狂的爱吗？除了变成军中妓女以外，她还能有什么好下场？她还告诉我，安琪居然有本领在他那一团士兵中，帮她找到五十个笨蛋，将她视为战时代母（编注： 负责向士兵写信慰问、寄递包裹的妇女），等到这些大兵休假跟她见面时，她就骗光他们口袋里所有的钱。为了钱，他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办法来利用她。现在，他像一只野狗一样死了，而且很可能是死在法国大兵手里，再有钱又有什么用？如果他父母还活在世上，他们的面子都给他丢光了。还好，他们脑海中的安琪是一个好看得不得了、可爱得不得了的小男孩。他们在安琪四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安琪是让养父母带大的。可是他养父母一点都不管他，成天让他在街上鬼混。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是个坏心肠的人，可是，当宪兵来到我家通知他在前线死亡的消息后，我哭了一场，心想，这样也好，一了百了，大家都痛快。我可以告诉您，我的眼泪可不是为他流的。他是个走上歧途的可怜虫，可是对我干女儿而言，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魔鬼。 您在信上问了丁娜一些问题，我想我现在可以讲给您听。丁娜曾告诉过我，当她下落不明，我没办法跟她联络时，只要有她的信件，我就应该拆开来看，如果是政府机关或是警察局的公函，我就可以马上回信。安琪·巴辛那诺在战场上死亡的消息，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左右，几个宪兵来我这儿通知我这个消息。在之前的一个多星期，一月十六日星期二，我接到“地狱安琪”请人代笔，写给丁娜的最后一封信。我看到信时觉得很惊讶，因为自从他离开监狱后，就没再把信写到这里让我代转。看完他的信以后，我就更觉得奇怪了，因为他居然在信上对丁娜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由于我知道他撒起谎来脸不红、气不喘，像个江湖郎中一样，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我告诉过您他跟丁娜在信上使用约好的暗码，所以我以为这些甜言蜜语不过是用来掩饰他们交流的暗码。 我手上有的丁娜地址只是一个军区的邮递号码： Z·A·一八二八·七六·五，此外，什么别的都没有，因为她只在战地活动。不过这个地址是五个星期以前的，我知道她在每个营区活动的时间都不长，但还是把安琪的信转寄给她，她也居然收到了。她事后告诉我，因为收到了安琪的信，她才有办法循着线索去找这个魔鬼的下落，也才知道他死亡的真相。 她告诉我事情发生在索姆区的战场上，我们应该认了，安琪就算死了。她是在回到马赛后告诉我这些事的，就在我的厨房里，我还记得那天是三月十三号星期二。她又瘦又苍白，一脸倦容。我要她尽情哭出声来，让心里痛快一点，可是她说她一点都不想哭，只想叫那些害了她的安琪的家伙脑袋开花。后来我有一阵子没看到她，只接到一张她从土伦寄来的明信片，安慰我她一切都好，叫我不要为她担心。四月二十七号星期五黄昏，宪兵又来到我家，交给我一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书，“死了也好，一了百了”的话，我就是在接到正式通知以后说的。通知书上面写着：“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被敌人所杀。”可是没说明安琪葬在哪里。您想我会不问宪兵这问题吗？不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是说，安琪一定是跟很多其他的士兵葬在一起。 我六月时写了一封信到土伦去，后来我干女儿抽空来看了我一次。她比上次胖了点儿，气色也好多了。我感到很安慰，特别是她不愿意再提到她那宝贝安琪。那次以后，一直到我在信开始提到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四那段时间，她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每次都带东西来，而且还要偷偷塞钱给我。每次我们两人就在厨房里吃晚饭，有一次，我还勾着她手臂，身体靠着她，跟她一起上街去，到伊索拉太太开的“凯撒酒吧”去吃她的拿手好菜红烧猪脚。伊索拉太太是我们这一带一等一的厨艺名手，别的大厨都望尘莫及。 我不知道我干女儿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今年二月我生日时，接到她从乔塔寄来的卡片。后来有人告诉我，在离马赛不远的班尼耶小镇看见她，跟别的街头女郎一起在拉客。后来又有人告诉我说，她在加尔丹路上的一个绿灯户里卖笑。但她并未亲口告诉我，我不相信任何人，否则很容易传谣造事。
欢乐时光（4）
今天是四号，我昨天晚上实在太疲倦，没办法继续写下去。我眼力实在太差，不能把这封信从头再看一遍。我只希望您能看懂我信手写来不成章的片段。我这一辈子还没写过这么长的信，我很担心邮局会拒绝递送一封这么厚的信。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写完这封信以后，心里舒服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向您解释这种感觉。当我再见到我干女儿时，我一定会立刻写信，把她的地址告诉您。我知道我一定会再见到她的。 希望您能节哀保重祝您一切安好保罗·龚特太太上小路易咖啡馆在阿美洛街上，是一个狭长、深色木板墙的房间。整个咖啡馆充满了茴香和锯木屑的味道，两个灯照亮着久未油漆的天花板和墙壁。锌板吧台后面的架子上摆了整整一排酒瓶，酒瓶上挂着很多战前拳击手的照片。照片中，他们摆出交战前的预备姿势，可是眼神并不凶恶，反而看起来像对镜头很感兴趣的样子。照片全用清漆木架框着，小路易解释说：“这些相框都是‘爱斯基摩’帮我做的，还有后面那艘模型帆船。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儿老旧了，可是当他一九一一年送给我时，那可真是个宝贝，就跟他和他哥哥夏尔年轻时从旧金山驶到温哥华的‘撒马拉号’一模一样。‘爱斯基摩’的十个指头可真灵巧，做出的东西绝对是一等一的。” 晚上九点半了，是平常咖啡馆打烊的时间了，小路易把当街的铁门拉下。他在电话里跟玛蒂尔德约好要她这时间来，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谈话，没人会来打扰我们”。当西尔万推着她进来时，吧台前还有两个客人，小路易催着他们赶快把酒喝完让他可以招待客人。现在整个咖啡馆只有他们两个人，他把热好的锅子、一瓶已经打开的酒和一个盘子放在一张大理石桌上。他要玛蒂尔德跟他一起吃那锅红烧羊肉，可是玛蒂尔德即使想礼貌一下，还是一点都吃不下。西尔万已经去巴士底广场上一家还亮着灯的小饭馆里吃晚饭了。 小路易的确短小精悍，就跟他的绰号差不多，可是他现在有个小啤酒肚。他说：“如果我现在回到拳击场，大概应该算中量级拳手，连最蹩脚的拳手都能修理我一顿。对任何人来说，开一间咖啡馆而不发福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他在吧台和咖啡桌之间走来走去，取来两只酒杯、半个圆面包、一盒干乳酪。他走路的姿态轻巧灵敏，双脚好像绑着弹簧。可是从他外表看来，谁都猜得出就算他从前苗条时，也一定曾被修理过不少次。他鼻梁是歪的，耳朵和嘴唇都变了形，笑起来时露出嘴里三三两两的金牙。 他坐下来，把格子餐巾的一端塞到衬衫里，斟满一杯酒，请玛蒂尔德喝。她不想拖延浪费时间，所以很干脆地接受了。他又给自己倒满另一杯酒，喝了一口，咂咂舌头。他告诉玛蒂尔德：“你一喝就知道，这是好酒，是我从我家乡安茹省订来的。等到我存够钱，能找一个地方安身的时候，我就回老家去。我会把这个破店卖掉，回到老家，住在一个酒窖里，找一两个谈得来的朋友作伴。我这一生看过的、经历过的都不算少，可是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告诉你，好酒和友情是人生中最难得的两件事。”他说完，露出一副尴尬的神色，又加了两句：“真抱歉，我一说就没完没了，我想是你让我觉得有些手足无措。” 他把红烧羊肉舀到盘里，一边吃肉，一边撕下面包蘸肉汁吃。他边吃边说，把玛蒂尔德想知道的事情告诉她。她把轮椅移近咖啡桌，以便听得更清楚。外边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连那些喜欢呼朋引伴、饮酒高歌的醉鬼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一九一七年一月底，一位穿着黑衣的“爱国者协会”的寡妇，走进小路易的咖啡馆，向他宣布了他朋友去世的噩耗。她刚从达瓦街的一栋建筑走来，离小路易的咖啡馆只有两街之遥。“爱斯基摩”战前做木工的作坊就在那栋大楼的院子里，他则住在阁楼上的房间。 小路易正兴高采烈地对着一群顾客讲述他生平最精彩的一场拳击赛，听到这个噩耗以后，他好像挨了一拳，头昏眼花，颓然坐下。当天晚上，他独自一个人喝得烂醉，一边哭着，一边拿出他一个星期前收到的“爱斯基摩”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反复细看。然后，他独自一个人，把咖啡馆里的一张桌子砸烂。 同年四月间，市政府派了一个职员，把一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书送到他咖啡馆来。通知书上写着：“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被敌人所杀。”那职员问他“爱斯基摩”有没有什么亲人，不论远近亲疏，好让市政府可以传达这个消息。小路易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爱斯基摩”有一个哥哥住在美洲，可是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 那天晚上，为了消愁，小路易约了一个女友一起出去。他们先在克里希广场附近的一间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又去看了半场电影，没看到剧终就离开了，因为他实在没心情看下去。也没什么心情寻欢作乐，所以把女朋友送回家，自己一个人在雨中走回咖啡馆，脸颊上流着雨水和泪水。他把自己关在店里，独自一个人喝得烂醉，在那里回想往事。这次，他没再砸烂桌子，因为不但是桌子太贵，而且这样做也于事无补。 他什么细节也不知道。他不清楚巴斯多施·布盖是在什么情况下去世的，也不知道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