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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没有看这篇文章，我写完时她已睡了，我直接把它塞进信封，寄了出去。大约有一周时间——伯尼那边没有传来片言只语——或者说在我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消息。接着，和他上次来访的时间一样，在一个烦躁劳累的傍晚，我家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他笑着站在门口，套头衫上洒着几点雨水，就知道麻烦来了。我知道我可没打算听任何废话。
“鲍勃，”他说着坐下来，“我讨厌这么说，但这次我对你很失望。”他从衣服里抽出卷起来的那份手稿。“这东西——鲍勃，这什么都不是。”
“它有六页半。那可不是什么都不是，伯尼。”
“鲍勃，请不要给我六页半纸。我知道这里有六页半，但它什么都不是。你把这人写成了傻瓜，鲍勃。你让他一直不停地给钱给钱。”
“你告诉我他给钱的，伯尼。”
“关于那些波多黎各人，是我说的，没错，也许他可以给一点钱，好吧。可是你一路下来，你让他到处给钱，像个——像个醉醺醺的水手什么的。”
我以为我会哭出来，但我说话的声音来得很低沉，控制得非常好。“伯尼，我可是问过你他还能做些什么的。我可是告诉过你我不知道他妈的他还会做些什么。如果你还想他做点什么别的，你早该说清楚。”
“可是，鲍勃，”他说，为了强调，他站了起来，他接下来说的话，我后来回忆，好似腓力斯人（注：Philistine，中东古国人，现在多指俗气、庸俗、没文化的人。）最后绝望而永恒的哭泣。“鲍勃，你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
我也站了起来，这样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知道我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我也知道我才二十二岁，可疲惫得像个老头，我知道工作就快丢了，孩子就快出生了，与妻子的关系有点紧张；现在纽约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不值一提的政客们的掮客、假冒号手都可以走进我家，企图偷走我的钱。
“十块钱，伯尼。”
他笑着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接着他望向厨房，琼在那里，虽然我是想盯着他的，可我的眼睛一定也跟着他看过去了，因为我记得她在做什么。她在拧洗碗巾，眼睛直盯着它。
“听着，鲍勃，”他说。“我不该说它什么也不是。你是对的！谁能说这样一篇六页半长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呢？也许这里面有许多好东西，鲍勃。你想要你的十块钱；好的，没问题，你会得到你的十块钱的。我的要求是，先把这篇东西拿回去，好好改改，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
“十块钱，伯尼。现在就给。”
他的笑容一下子没了生气，在他从钱夹里抽钞票，递给我时，笑容还僵在脸上，而我还来了场痛苦的表演，我仔细检查这张十美元的钞票，看看他妈的是不是真的十美元。
“好吧，鲍勃，”他说。“那我们扯平了，对不？”
“没错。”
于是他走了，琼飞快地走到门边，开开门，大声叫道，“晚安，伯尼。”
我觉得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停了一下，但我没听到他的诸如“晚安”之类的任何回应，所以我猜他可能转过身，朝她挥挥手，或者给她一个飞吻。接着从窗口我看到他从人行道上移过，钻进出租车，开走了。这过程中，我一直摆弄着那张钞票，折叠、摊开，再折叠、再摊开，我觉得手里握着的是我这一生中最不想要的东西。
房间里很静，只有我们两个人走动的声音，厨房那块地方蒸汽弥漫、飘散着晚餐的迷人香味，我想我们两人都没胃口。“好了，”我说。“就那样。”
“真的有必要吗？”她询问道，“对他那样不友好？”
这时候，她的这句话，仿佛是她说过的话中最不忠诚的一句，最不体谅的一句。“对他不友好！对他不友好！如果你不介意，请告诉我，我他妈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该“友好地”坐在这里，让某个低级撒谎的吸血鬼般的出租车司机走进来，把我的血吸干？这就是你想要的？啊？这就是你想要的？！”
此时，她做了这种时刻常做的动作，有时候我想我情愿牺牲生命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再看见这个动作：她转过身，背对着我，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耳朵。
这之后不到一周，助理财经编辑的手终于落在我的肩上，正好是我写到国内公司债券交投略微活跃这一段的中间。
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时，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杂货店里当机械玩具的演示员，好歹可以让我们熬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就是在杂货店的日子里——给用锡和棉花做的小猫上好发条，小猫就会“喵！”的一声滚过去，“喵！”的一声又滚过来，“喵！”的一声滚过去——不管怎样，就是在那里的某个时候，我放弃了脑子里残留的一点要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模式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种建筑计划已明明白白不可能了。
新年后，我找了几份白痴活干；接着，四月时，像春天总是突如其来，并给人带来惊喜一样，我被一家企业的公关部门聘为文案，薪水八十美元一周，在那里我在做些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那儿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份活相当轻松，每天我可以节省大量精力做自己的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顺利起来。海明威确实已被我抛弃，我转到F·司考特·菲茨杰拉德模式上来；那么，最起码，我已开始寻找代表自己风格的东西。冬天过去了，我和琼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些，初夏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她打乱了我一两个月的写作计划，但不久我又回到写作上，确信我越写越好：我开始推平土地，挖地基，为一篇雄心勃勃的悲剧长篇做好铺垫。我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我现在想起来，它是我一系列未完成的小说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岁月里，它是令我着魔的作品，进展缓慢似乎只是为了它写完后更加优秀。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风后面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只有在房间里踱步时才会露露面，踱步时满脑子都是宁静神圣的白日梦。那年年底，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琼出去看电影，我在家里照顾孩子。电话响了，我从屏风后走出来，拿起电话，听到：“鲍勃·普林提斯吗？我是伯尼·西维尔。”
我不想假装我已忘了他是谁，可也并没能马上就想起我曾经为他工作过——我曾经卷入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可怜妄想里。我停了一下，就是说这让我略有迟疑，接着腼腆地张嘴朝着电话听筒笑了，我飞快地低下头，用没握听筒的那只手理了理头发，这是高度羞涩的表示——同时我心里默默地发誓，这次无论伯尼·西维尔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不怕麻烦，尽量不伤害他的感情。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希望琼也在家，这样她就看得见我对他有多和善。
但电话里首先询问的是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太好了！她长得像谁？哦，当然，自然啦，他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太出像谁。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哈？感觉很好？好极了！接着，他开始用异常正式，低沉的语调说，“您太太还好吗？”那感觉仿佛是解雇多年的仆人在询问这所房子的女主人。
在他的家里，她曾经是“琼”、“琼妮”和“甜心”，我怎么也不相信他已忘了琼的名字；唯一的猜想便是那晚他没听到她追出来向楼梯上的他道晚安——也许，他只记得她手里拿着洗碗巾站在那里的样子，可能埋怨她，认为是她怂恿我硬要那十美元的。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他，她很好。“你们怎么样，伯尼？”
“嗯，”他说，“我还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像在病房里召开会议。“可就在几个月前，我差点失去了罗丝。”
噢，不过现在好了。他安慰我说，她现在好多了，也出院回家了，现在感觉还好；但当他开始谈起“化检”和“化疗”时，冥冥之中无法说出口的癌症浮现出来，我有种可怕的死亡之感。
“哦，伯尼，”我说，“她生病真是太让人难过了，请一定要向她转达我们的——”
转达什么呢？问候？祝愿？无论是哪一种，我突然觉得，都带有一种无法原谅的纡尊降贵的姿态。“转达我们的爱，”我说。可话刚出口，我便恐惧得咬到自己的舌头，我恐怕这听上去是最最居高临下的措辞了。
“我会的！我会的！我当然会转达的，鲍勃，”他说，所以我很高兴我那样说了。“噢，别担心，我不会谈政治。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找了一个真有才华的小伙子为我工作了，鲍勃。这个小伙子是个艺术家。”
我的天啊，作家的心是多么讨厌、多么复杂！你们知道当我听他这么说时心里做何感想吗？我感到一阵嫉妒刺痛。“艺术家？”他是吗？我要给他们看看在这个小小的写作事业上谁才是该死的艺术家。
可是伯尼马上又谈起了“草图”和“布局”，这样我才收回我那一争高下之心，原有的置身事外之感又占了上风，心里踏实好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真是一种解脱！
“哦，艺术家，你是说，他是个连环漫画艺术家。”
“是的。鲍勃，你该看看那小伙子画的画。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让我看起来跟我自己一模一样，可又有点像威德·曼莱。你看过这些连环画吗？”
“听上去很不错，伯尼。”现在这置身事外之感又来了，我看得出我得小心，防备着点。也许他不再需要什么故事——现在他可能有一整壁橱的草稿供艺术家创作——但他仍然需要一个作家“写对话和情节”，不管怎么说好，他需要一个作家把艺术家画的汽球对话框里的话填满，我只得尽量柔和、尽可能得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再干了。
“鲍勃，”他说，“这可是真正的建筑。科罗夫博士看了一次这些连环画，他对我说，‘伯尼，把杂志那事忘了吧，把书也忘了吧。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嗯。听上去很不错，伯尼。”
“鲍勃，这便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知道你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很忙，但我还想也许你可以花点时间做一些——”
“我没有在合众国际工作了，伯尼。”我告诉他现在的这份宣传工作。
“好啊，”他说。“听起来你真的飞黄腾达了，鲍勃。恭喜你。”
“谢谢。不管怎么说，伯尼，问题是我现在真没时间为你写东西了。我是说当然我很愿意，不是说我不；只是因为宝宝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我还有自己的活要干——我现在正写一部小说，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最好还是不再接别的活了。”
“噢。好吧，那么，鲍勃；别担心。我只是说，你知道，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用上你的——你明白，你的写作天分，我的意思是我们会有大突破。”
“我也很抱歉，伯尼，可我真的祝你好运。”
我发誓，你们可能到现在也猜不出他打电话的原因，我在跟他道别一个小时后才突然想到：这次伯尼根本就没想让我帮他写东西。只是他以为我还在合众国际工作，因此以为我跟这个辛迪加连环画企业的核心部门关系密切，想利用我的这层关系。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想到这个时我在做什么。我在给宝宝换尿布，我低头看着她圆圆美丽的眼睛，好像我盼望着她祝贺我，或感谢我，因为我又一次成功地做到没有让安全别针碰到她柔嫩的皮肤——我想起他说话时的方式时，正在给宝宝换尿布。他说“我们用得着你的——”时停顿了一下。
无论这个精心设计的建筑计划是否取决于“你在合众国际的关系”，话语停顿的当口，他一定放弃了这个建筑计划（他不知道我被解雇了；他以为我在报纸行业上还有稳固的关系，就像以为科罗夫博士在心理学领域或威德·曼莱在电影事业上一样），他只好说“用得着你的写作才能”。我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害伯尼的感情，其实，最后，是伯尼努力避免伤害到我。
老实说，这么多年来我很少想起他。如果告诉你们我每次坐进出租车里都要凑近去看看司机后脑勺和侧面，这倒是神来之笔，可这不是事实。但有件事是真的，只不过我才意识到，在我为写微妙的私人信件，绞尽脑汁想一个恰当措词时，我会想起：“今天我没时间给你写封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的吧。”
无论我在说祝他的连环画好运时是否真心，我觉得在那一小时后我是真心真意的了。现在我衷心祝他好运。好笑的是，不管有无关系，他可能还是能把这些建成个什么东西。在美国比这傻得多的想法都建成了庞大的商业王国。无论如何，我希望他没有对此丧失兴趣，采取什么形式都好；但我最希望的是，天啊——这次我不是发誓——我希望，不论老天爷什么样，千万别让他失去罗丝。
全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明白它建得还不好。它的横梁与托架、它的墙体有点不均衡，需要修缮，感觉地基有点脆弱，可能一开始我就没能挖出正确的坑。但现在担心这些也没用了，因为是时候给它封顶了——向你们交待其他建筑工人的情况。
所有人都知道威德·曼莱后来怎么样。几年后他意外死在床上，死于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年轻女人的床上，这事足够刺激，够小报们忙上好几周的。你也能在电视上看到他演的老电影，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我都会吃惊，他是个好演员——太出色了，我猜，正因如此他无法扮演一个不谙世事，心胸开阔的出租车司机这样的角色。
至于科罗夫博士，有段时间人人也都知道他在干什么。那正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家电视台都建立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广告战役。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条声明，标明为、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家里没有电视机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情感缺失。所有其他儿童心理学家、所有能言善变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美国父母都对他口诛笔伐，当他们批完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名气可言了。从那时起，我可以说，随便哪一周《纽约时报》为了一个纽博尔德·莫里斯能给你六个亚历山大·科罗夫。
接着该讲讲我和琼的故事，这是我给你们的烟囱。我只得告诉你们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