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保命是第一位的。
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而这个利益的安排和变动又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
民众开始并不敢闹事，在正当秩序中的良民早就当不成了，他们照样在贪官污吏建立的潜规则中当了数十年顺民，如果没有替他们承担组织成本和法律风险的英雄出现，顺民还会继续忍受霸道不公和敲诈勒索。英雄的出现，改变了利害的计算，顺民发现搭便车闹事的风险不大，才作出官府所谓的暴民行径。
在一个合理的秩序中，人力和钱财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若的公平，还可以使带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但是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允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切都要由他们代表。重大的失衡和不公调整不过来，又非常想调整，如何是好？商人毒蝇蕈制度的办法是用钱，小民的办法是用命——当暴民烧衙门。
在这种体制中，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者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
中国公民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怠工，让你无法挑毛病，让你见了也干瞪眼，你急得火烧屁股，他也不会打水来替你灭火。
偷懒是庶人（平民）对付官方的武器。《诗经》里有许多对农业集体劳动场面的描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监督者的身影，这是官方阶级对付偷懒者的工具。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分明，地里闹草荒就意味着贵族失败了。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力，平民很难用正规战法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但是惹不起却躲得起。平民人多分散，监督困难，干活使劲不使劲只有自己知道，干得仔细不仔细只有自己最清楚。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可以连蒙带骗；这是贵族们很难对付的“低成本伤害能力”。
公元前594年，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革命的制度变迁，就是改变公田为私田，向私田征收“公粮”的制度，确实开辟了两个阶级共同受益的局面，而新树立的规则并不神秘，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原来大包干也不是首创。
在老百姓眼睛里，官场根本就是粪窖，进去了莫有一个清白身。
老百姓都说正直的官员在污浊的官场里是很难站住脚的。中国的官情究竟糟糕到一个什么程度？虽然我们仍然坚持“大多数是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方面已经十分不好了。“带病提拔”、“带病升迁”的很多，只要没有杀人放火，官员生活即使腐化淫乱一点，都算不了什么事。
官情不好，民情就好吗？在网上点击“民工杀人”，与之相关的内容竟然有65万多条。民风之所以如此败坏，原因之一，就是恶劣的官情所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社会，至今仍然如此。老百姓在敬官惧官的同时，无形中也把官的一言一行作为楷模效仿；比较趋同官们的价值观念。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就流传这样的话“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套用韩非子的话就是“官犹器也，民犹水也，方圆在器，不在于水。下之所行，皆上之所好。”也就是说，官就是盂，人民就象盂里的水。盂是方形的，水也就变成了方形；盂是圆形的，水也就变成了圆形的。骄奢淫逸、萎靡乱伦的官风一旦成为社会主流风气，往往善良本分的民风就会受到侵蚀，也必然会慢慢失去原色。
射人先射马，正民先正官。否则，即使有良好的制度，也会被不良的社会风气消解。制度对人的行为调节是外在的，硬性的；而社会风气的压力则强调心理认同，强调人的主动性；而一个没有良好社会风气的国家，也绝对不会有政治、经济可持续良性的发展。
老百姓是这样看待干部的：这辈子不做点好事，下辈子就会变成领导了。
清朝唐甄在《潜书》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韩非子说：官就是盂，人民就象盂里的水。盂是方形的，水也就变成了方形；盂是圆形的，水也就变成了圆形的。
孟子有些话带有民本这主义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说：“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这就是说，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都不是，不过是一盘散沙。
作为整个政权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论上和原则上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选贤任能”、“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之类的大原则和正式规则，以免洪水泛滥，大家遭殃。但在现实的制度运作中，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这就难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此培养出了敲诈勒索、勾引出了官场请托，豺狼虎豹们一个个混进了牧羊人的队伍，吃得牛羊断子绝孙，这便是最黑的潜规则。
中国有句老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这句话最能说明官与民的关系。老百姓是虾米，靠泥土中的微生物生活；县太爷之流的小官是小鱼，靠百姓生活；权贵以及权贵左右的助手是大鱼，靠勒索小官生活。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是固定的，只要吃的数量适当，别超过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这就是合理的。孟子所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官当然是要吃虾米的，但是要有规矩，如果吃的不过分，就是仁政；如果吃的过分，就是苛政。苛政猛于虎，吃人可以不吐骨头。这也是官与民之间的食物链。
还有一种体现中国官与民之间关系的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与官方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主人的，因为这不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官方垄断的事情。
百姓常常受到这样的教育：要服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而国家利益和国家纪律又常常表现为与老百姓的对立。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百姓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那是官员们的事情。在这样的关系中，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本上自己就不是什么主人。
英雄很容易小看老百姓，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
以人民的名义反人民，以爱国的名义卖国，这是专制者的惯用伎俩。
“民无信不立”。大约是说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而“官无信失民”。
一个领导既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更影响着一个地方的政治风气。
领导们看上去是高高在上地领导着大众，其实也是受公众意识决定的。
一旦公民的命运掌握在大权在握的人手中，那么他的升降荣辱就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取决于他的运气。当他的命运和遭际仍然与别人手中的权力紧紧相联时，一个同情他、欣赏他的人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一步登天；一个不同情不欣赏他的人也完全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下地狱。
一个人在只为自己的声望、权力、利益着想的时候，尽管他可以打出很多漂亮的旗号，但旗号终究是旗号而已，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并不相干。由于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无关，也就难以持久。一个人并不因为他的地位高，就一定代表着下面人们的利益，并不因为他所处的位置高，思想就一定高。
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时并不由最高统治者代表。
一个人由于站得太高，常常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人一旦有了一定的地位，往往就极怕失去；而且由于有了地位，也就没有了内心的不平，没有了不平，也就没有了不平之鸣，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个人的欲望往往与个人的理想交织在一起，有时它们就象一枚钱币的两面，图案虽然不同，却表示着相同的价值；有时候，欲望与理想又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想成为欲望的暴君，欲望则是理想的叛臣逆子。
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很少有假货？恐怕与国营商业体制有关。国营商店的赢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卖假货；国营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几十年。
三人成众，五人成群。到处都有群众。群众的力量是大的，只要有了群众，事情就好办，能办。因此凡事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但是，有些事情，群众只有脱离了群众才敢做，才能做；群众说真话时，站在群众堆里往往不行，还得单独跑出来。
群众的力量是大的，群众的言论就是民情民意。群众在一起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可这只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说，很多时候依靠群众反而办不成事情，群众的话有时候也失真，也有水分，也不是实情；敢说不敢担的群众就更多；在很多时候群众常常还是两面派。
群众是由三六九等的人组成的，相当散乱又极为社会化，不都是优秀的。因此，说话办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前面，应该加上相信、依靠那些正直、优秀、有头脑的群众。
集体的力量既然能强大到足以毁掉法律与规章，也一定能将个人的利益、尊严轻而易举到碾碎，在集体利益的共同诉求下，个人利益成为牺牲品，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个人不能为、不敢为的的事情，在集体的声势浩大中无所不为。集体的利益和诉求一旦越出正常轨道，就象一辆脱轨的列车，很难再上正轨。
有时候，多数人的意见未必就是正确意见，多数人的利益未必就是合法利益。当众多人联合起来投票让某一个无辜者下岗时；当许多人拳脚相加在街头打小偷时；当大多数人的利益“合理”地覆盖个人的正当权利时，集体的力量实际上变成了集体暴力。
每一个人，都渴望融入集体之中；而每一个守法的个体才能构成共同的守法集体。在这一时刻，集体利益中的绝大多数，可能就是另一时孤立无援的少数人。所以，今天你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也就是明天众人对你自己利益的尊重。同样，你对法律的维护，也就是你自己权利得到保障的根本。
人类领导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外行领导内行。“兵”肯定是内行，“官”十有八九是外行。
外行领导内行，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担心露馅；怕被人小瞧。于是努力打扮成内行，至少别让人看出自己有多傻。
主动离开本职工作的叫“下海”。如今这些人，大多数已经成为某公司的经理、老板。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的叫“下岗”，现在这些人，大多数正在街头巷尾摆地摊。
中国有句老话：“夹着尾巴做人”。为什么？因为夹着尾巴做人可以更能保护自己，它能让人在屈伸之间找到摆平关系的法宝。
人夹着尾巴做人，是防谁呢？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权力”。除了“权力”，谁能管得了一个人是“冒尖”了，还是“出头”了，是张扬了还是显摆了。凡人与凡人之间的嫉妒，仅仅能导致嫉妒者眼红和失眠，若没有“权力”的介入，嫉妒只能伤害嫉妒者自己，当嫉妒一旦成为权威者的心态，翘尾巴的那个家伙就该倒霉了。
只要有专权，只要有人治，就容不得别人翘尾巴。中国自秦始皇开始，就只允许一个人翘尾巴。现实告诉我们，凡是不夹着尾巴做人的，命运都不会顺利。
“夹着尾巴做人”是老百姓的生存“规则”。
人们憎恨贪官，但对庸官却比较宽容，顶多就是嘲讽两句，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庸的危害更甚于贪。
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群众没追求就不会紧跟领导，领导也就不好使用；群众最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没爱好，群众就不知道怎么对付领导。
领导就是领导，群众最怕的就是领导深入群众，平日里高高在上，忽然要深入群众，哪个群众不怕被砸着？深入群众的时候，领导都有本领能收能放，收是集中，放是民主；收是权力，放是闲情，收是领导风范，放是与民同乐。
6。2 民间组织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基本权利，宪法支持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方式，也是我们党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公民社会的发展，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民间组织的迅速壮大。在我国，民间组织主要是指各种合法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非党派的，实行自主管理的民间志愿性社会中介作葬，包括社团与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
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社会现象。民间组织的成长速度惊人，据统计，仅目前中国的志愿者组织成员就高达1000万人。
民间组织的出现，给政党活动提出了新的课题。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民间组织的发展给世界各国政党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政党面临着利益表达和精英集聚功能被替代的挑战，政党面临着管理手段进一步民主化、法制化的挑战；政党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等等。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由于政党与民间组织都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所以民间组织也具有政治性质，或者说可能成为政治性组织，与政党既可以是互补的关系，也可能是对立的关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党没有有效发挥自己的功能，民间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党，从而介入政治领域。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