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
十五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
十六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
十七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
十八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
十九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
二十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
仅仅靠整顿思想作风不能解决政治体制中的弊端。长期以来，我们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官僚主义、等级特权、不正之风归结为思想作风问题，认为在好的基本制度下，决定的因素是人的思想状况。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忽略了对体制本身存在的弊端的分析和改革，而是靠整顿思想作风来反对官僚主义。结果表明，种种弊端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有时反而更加严重。
仅仅靠政治运动更不能解决政治体制中的弊端。
仅仅靠经济体制改革也不能解决政治体制中的弊端。
官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痼疾，也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些官僚主义用人，有一个很奇怪的公式：“老实等于正派，听话等于成熟，正派加成熟等于优秀”。
人这东西就是怪，当了官没有官架子，人们反而说你不象个当官的样子。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是很微妙的，人们常说当官就得有当官的样子。当官的样子就是官架子。
官僚主义用人，或倾向于重用亲戚、亲信，或根据一己之好恶来挑选干部，结果不免将权力交给不是德才兼备的人。
邓小平说：“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委，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脏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还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托夫勒说，永久性、等级性和劳动分工是官僚主义制度的三个明显特征，长期供职与忠诚、权威与驯服以及拍马屁是官僚主义制度的特产。
为什么官僚主义在中国特别难除？依然是邓小平说说得好：“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的关系。”
4。5 关于权贵官僚资本主义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在2003年10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5周年举行的改革论坛上发出警告：中国经济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的概率很高。
改革20多年来，权力资本是增值最快的资本，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是在前提模糊的所谓渐进式改革中靠垄断形成的。
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
作为中国剧烈社会变革的副产品，中国社会成员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不同人群对权力与资本的感受呈强烈的反差——普通人群在不同程度地感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福利和活力的同时，亦开始真切地体会到了转型期的迷惘和苦恼：贫富悬殊、分配不公、机会不等、就业困难、社会失信、腐败成灾等等。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认为，群体性、集团性腐败是当前腐败的重要特点之一。能否从群体性腐败中突围，是考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标志。
按照权力的一般运行逻辑，地方大员位高权重，一旦围绕其形成牟利群体，其破坏力和危害程度非一般性腐败个案所能比。吴敬链分析，中国经济走上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概率很高的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首先，由于转型期间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继续保持强大发干预力量和“双轨制”的存在，能够接近权力的人就有许多“设租”的机会。改革开放20多年，权力资本是增值最快的资本。
其次，由于对多种形式的产权做出明晰的界定并在此过程中保证起点的公正并非易事，于是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放开搞活中小企业”过程中，出现了掌权者或掌权者“亲信”与“关系户”蚕食公共财产的问题。官员们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控制改革。
中国目前的“权贵资本主义”表现为：
一是裙带现象；
二是权力寻租；
三是“中转站现象”。中国的“权贵资本”在民营经济微弱的情况下，主要靠在国库中挖资源；现在国库渐渐挖得没有什么了，就逐渐转而把国库当成一个中转站，通过国库去挖民间的资源。
吴敬链主张彻底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他提出要扼制贫富分化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尤为困难。吴敬链倡导的法治不是政府作为工具来治理老百姓的“法制”，而是经济人和政府都置于法治框架之下，都受法律约束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体系。用一整套制度安排来减少政府官员自由量裁空间，削弱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本钱，防止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暴利行业”除了先行掌握技术优势的高新产业，就是极度仰仗权力杠杆的垄断领域。即便是个傻瓜，只要拥有“关系资源”能够运动权力“批”到地、贷到款，想不当巨富都难。而除了“关系”比我硬者外，谁又能与我竞争呢？
应当防止“公共权力”由于不受“公共”制约而导致的非“公共”化。一旦这种权力“非公共化”了，无论放还是管，都会失去公正。
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社会主义已经不值得讨论，资本主义似乎也有问题。吴敬链先生说，中国有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这个概念和一度流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一样，强调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密切关系，很有见地。但这两个说法暗含的前提是：中国已经或者即将进入资本主义，只是官僚或权贵的色彩比较浓重。
如果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说了算，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掌握了立法权，那么，中国可曾有过资本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能说了算，权贵或者官僚才是最终说了算的集团。所以，把“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倒过来说才比较准确，即“资本——权贵主义”或者“资本——官僚主义”。
权贵和官僚这两个词仍然不够准确。在汉语使用者的心目中，权贵通常与贵族有关，而贵族是世袭的；官员虽然也难免沾染世袭色彩，但是迅速递减，不占据核心地位，至少不如科举或者选拔制度重要，可见“权贵主义”不如“官僚主义”准确。但“官僚主义”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意思——办事拖沓、欺上瞒下、刻板教条等等，更何况，中国也不完全是官僚说了算，官僚集团之上还有最高统治者。
也许“官家主义”更能说明问题。“官家”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一是专门指皇帝；二是指官府，包括各级衙门；三是指官僚个人。“官家”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因而特别准确。这些含义可以把“官本位”的内部结构拆解开来，让我们看到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的利益，看到部门利益，还能看到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私利。
在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中，在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皇帝、衙门、官僚个人都可以立法定规，各有各的空间和地盘，并且彼此争夺地盘，于是形成了因王法、各种部门法规和潜规则共同构成的一套社会秩序。这些规矩往往彼此矛盾，因为那些说了算的个人和集团之间原本存在着利益矛盾，但又或明或暗地达成了某种妥协。官家集团中不同主体当家做主的范围正是博弈的结果。“官家主义”就是对这种立法定规的动态结构的描述。官家集团是以打江山的暴力集团为核心建立的。
“官家主义”是一个基座，上边可以接不同的前缀——地主、农民、工人、资本家等等。官家总要充分利用权力，用权力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或者把权力卖一个最高价。即使在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中国历朝历代官家全面垄断工商业的体制都因效率低下而难以持久，最终要向民营工商业让步。
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实行的计划经济，官家直接指挥生产，直接管理工人农民，这种形态可以称为“工农——官家主义”。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官家以资本的运营和积累为自身使命，把自己变成最大且唯一的资本家，通过行政体系的条条块块组织生产等等，似乎官家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是空想社会主义。从官家主义演变的角度看，毛泽东的主张仍是官家主义的一个分支，无非是官家集团的核心人物的伟大理想，不满足于完成资本家的使命而已。这种以官场选择代替市场选择的秩序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秩序。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是官家集团在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试图替代或者赶超的一种尝试。
在经过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冲击，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工商时代，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是工商业创造的。在这种形势下，权力只能在资本那里获得最高出价，这就是“资本——官家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
资本——官家主义又有不同的演变方向。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个集团与官家集团的主次位置有可能颠倒过来。在资本家集团作为一个阶级当家作主而官家集团依然相当强大的条件下，官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态。目前，资产阶级作为工商业生产集团的核心，正在动用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个人手段，影响坐江山的官家，进行资本家的个人革命、局部革命，实现潜变法或潜革命。如果把这种博弈视为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历史对局，那么，资本家们大规模采用的私下收买策略与官家集团出售权力的内部竞争相结合，最终将构建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还是一个迷。
社会阶层在1990年以后出现了加速分化的趋势，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由于社会分工将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人们的业界内交往是最主要的社会交往阶层之间的差距主要反映在职业地位和社会心理上。传统的社会阶层是在计划经济中由政治因素进行定位的，其区别主要在政治上，阶层之间的经济差别相对来说不是很大；新的社会阶层其地位是在市场经济中主要由经济因素进行定位的，政治因素弱化，经济因素突显，其地位差别主要在经济上。
不管是哪一个社会阶层，在其内部，都已经分化为若干个等级。阶层的分化使传统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还在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都希望社会变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阶层私利如果出现在具有立法权力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其危害就不容忽视了。
在所有的资源中，政治资源的含金量最高，因为政治资源的弹性最大，在各种博弈当中，可以合法地避免伤害。不仅如此，政治资源的分布左右着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对地方政府行为有导向作用。政治资源这种特性随时可以导致机会主义，形成对本团体内部都有利的表面均衡。
政治资源的好处有三：一是拥有政治资源的最大魅力在于能够建立和制定新规则，在利益的驱动下，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权力边界，赋予权力的外延更随意的解释；二是拥有政治资源的人掌握着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封锁信息、扭曲信息或信息利用上的时间差，可以使自己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三是拥有政治资源的人一般同时会得到制裁权，作为超脱于违规者和受害人之外的第三方，制裁者已经进入了一场利益的博弈，表面上看对违规者的制裁不是利益相关者，实际上制裁者的行动和裁决取决于受害人和违规者各自的“行动”。种种原因使得人们对政治资源格外重视，想方设法去得到政治资源。
我国的政治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在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机构、重大会议、政治信息等方面，边远地区、农村、小城镇所具有的政治资源远远低于中心地区、大城市，从全国来看，政治资源又高度集中在北京。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政治资源可言。由于体制的制度惯性，政治资源的能量不可小视；政治资源的不足，会使地方革新能力受到限制，自主活动空间受限，进而使地方行为的合法性下降。
当今最大的腐败，不仅仅是几个腐败分子贪了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庸才为政，败家子当家”的问题。
工作需要的干部上不来，不需要的人偏偏能进来。工作需要的人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