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话里有“官茅房”的说法，就是人们平时说的公共厕所。但如果以为凡是前面用“官”字加以限制的东西，一律都是公共的意思，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官纱”中的官，指的是皇家；纱前的官，是表示这种丝织物品是贡品。
观念应该是“官”念。
1。2 关于如何进入官场
仕途上的人摩肩接踵，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是经过什么途径，通过什么方式汇聚到这条道路上来的呢？人各不同有的是手持三尺剑，从千军万马的搏杀中脱颖而出，那是赳赳武夫的道路；有的是父死子继，从老祖宗的门荫中混迹官场，那是贵胄子弟的道路；至于文人，由于时代的变迁，制度的更迭，身世经历的独特，其走向仕途的途径也五花八门。而最早的方式，是“游说”，即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四处奔走。在这里，“游”就是“走”；而“走”，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跑，奔跑”。因此，所谓“游说”，说白了，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跑官”。当代中国人提起“跑官”二字，无不充满鄙夷、厌恶，认为那是权欲熏心、蝇营狗苟之徒，为了捞个一官半职，为了上爬，而采用的一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岂不知，这竟是中国文人进入仕途的最早途径。士在先秦是“游士”。若不游，谁知道他呀。因此，“跑官”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立命方式。
第一个以“跑官”方式走向仕途的是孔子。他开创的以“游说”介入政治的方式，为后来的文人进入仕途，提供了最早的一条道路。孔子明白，要想进入“仕”，首先要变成“士”，而变成“士”的途径是“学”，而且要学得好，学得出类拔萃，学得让人刮目相看。这就是“学而优则仕”。
看看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早先奔走在“跑官”之途上的，竟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大思想家，如孟子、墨子、荀子等人，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在当时，他们大多都很不得志。他们不明白，政治最根本的原则是服从，而服从是以权力大小为依据的，权力大的，统治权力小的；权力小的，服从权力大的，这是政治学的铁则。
在这里，学的优与否，是无关紧要的。学而优的，有时不得不服从学而劣的；有道的有时不得不服从无道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轻则让你走人，重则让你丢命。这些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在仕途上之所以历经坎坷，原因便在于此。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游说”的风气渐渐散去，出现了“上书”这种新的“跑官”形式，笔墨代替了口舌。所谓“上书”，顾名思义就是将自己对于政事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写下来，通过一定的途径，呈送给帝王。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最有名、也最见效的上书，是李斯的《谏逐客书》。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中国文人的仕进之路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跑官”，源远流长，从孔子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当我们审视这条“跑官”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奔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其命运真是每况愈下。
在孔子时代，“跑官”表现为“游说”，那些游说者，几乎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或者是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是杰出的实践家；他们所游说的对象，几乎都是那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他们向政治、向掌权者进献的是治国的思想，是治国的方略。他们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经验，这些思想和经验，直到今天还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在李斯时代，“跑官”表现为“上书”，他们虽然也很杰出，但在大一统的时代，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充其量只不过是皇帝的谋臣、策士，他们向皇帝奉献的，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思想了，只不过是一些巩固皇权的谋略、手段而已。
迨至后世，“跑官”之路越来越等而下之了。“跑官”者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方略，没有了谋略，没有了诗文；有什么呢？花样繁多：香烟、醇酒、现钞、古玩、美女、名车、花园洋房。。。。。。，这些跑官者所能奉献给上司的，几乎全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靠了这些东西，获得了高官，获取了厚禄，前期投资，后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这种“送”，无论花样如何翻新，与我们所说的古人的“送”相比，全都是属于下三烂一流。而且，后世的跑官者所送的对象，也早已不是什么帝王，也不是将相公卿等权贵；他们所送的对象，多是中比他们高出一级半级的顶头上司，现官不如现管，他们的目的也十分简单：提拔。什么治国、平天下，对他们来说，全是扯淡。
“上征下举”就是上级选拔，下级举荐。这是古代的一项选官制度。从西汉开始，直到科举制度出现之前，这项制度一直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仕宦途径，即使有了科举制度以后，作为选官的一种辅助手段，这项制度还一直延续着。在公务员制度尚未全面推行的当代，这项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差不多是唯一的选官方式，上至中央要职，方镇大员，下至七品芝麻官，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可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它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
这种制度是在封建帝制确立以后出现的，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与文人是双向选择的话，这种制度则是国君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文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征辟也好，察举也好，文人的政治命运完全控制在权力者手中。从今天的角度看，它至少有三大弊端：
一是标准的不确定性，征辟也好，察举也好，标准完全掌握在权力者手中，由他们的好恶而定，说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于是出现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反常现象。
二是不公正，由于选人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权力者手中，豪门巨室的子弟被选中的机会极高。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公现象。
三是助长了弄虚作假、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为了能够被高层发现，下层举荐，求士者便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费尽力气去托请权门。于是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怪现象。
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的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在中国，没有一项别的制度能象高考一样如此广泛、直接而又深远地影响着个人的命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它已经作为最重要的选拔和培育人才的制度之一，而人的问题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问题。
科举制度存在的价值：
首先，它为一个社会寻求优秀人才，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证。在此以前的选人制度，无论是世袭也好，征辟、察举也好，九品中正制也好，都是权势者意志的产物，是“说你行，就是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的古代版。许多优秀人才，由于出身门第的原因而被埋没。
而且那种制度，是一种近亲繁殖，只会导致官僚层的逐渐退化。而科举制度将官场的大门向全社会开放，人才的来源极大的扩展，为统治者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同时，这个制度也为全社会所有成员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它没有财产的限制，没有出身门第的限制，没有年龄的限制，除了女性成员外，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这种竞争。这样，它就给全社会的成员以一种激励、一种希望，使他们倾注全力于读书；一个一直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通过这种途径，终于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比起此前此后的血统论、种性论、阶级论、领导意志决定论，不是好很多吗？如果不怀任何偏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件创举。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科举制度也不例外。而且，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人，也未必都是优秀的。如果将官场比作一座城池，科举不过是进入这座城池的大门，而策论也好，诗文也好，八股文也好，无非都是敲开这座城池的敲门砖。
问题是官场这座城池太小了，能够容纳的人员太少了，而从全社会四面八方涌向它的人又太多了，能够获得入场券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在科举的铁门前碰了壁，有的人甚至连敲这个大门的机会都没有。
而百年以来，包括文人在内的政坛诸公，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仕途的？说起来真是五花八门，以枪杆子打进者有之；以金元宝买进者有之；以血统门阀跟进者有之；以长官意志拔近者有之；以种种关系攀进者有之；以投机钻营挤进者有之。。。。。。那么，能不能说，这些途径就一定比科举考试更公正，更合理呢？能不能说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仕途的人，就一定比科举考试进来的人更优秀，更出色呢？百年以来的政坛状况，已经并正在回答着这个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专制帝制在中国，能以超稳定的姿态延续两千余年，总有它可取的成分，一个是谏议制，一个是科举制，便是其可取的部分。科举制度向全社会开放，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普通老百姓进入仕途打开了大门。相对于以前的各种选官制度，这一制度最为公平和公正，在历史上起了抑制门阀、奖掖寒庶的作用，因而被一些人称为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为权力机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这也使得中国的官僚队伍长期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修养，那些手握重权的人往往也是文化界的精英，对确立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科举制度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科举制度既为封建制度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才智，滋生了一大批迂腐无能的官僚，动摇了这个制度的基础。而被科举所淘汰的人，不知不觉地成为这个王朝或制度的批判者，反对者，最终促成了一个王朝或封建制度的灭亡。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官的方式，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它对封建官僚体制的建立，起了非常积极的重要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与科举制度的存在是有直接关系的。但任何一种制度，必然都有它的弊端，在其执行的前期，这种弊端也许不大明显，不占主导地位，但年深日久，这种弊端就突显出来了。
古代，人们讲求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一个被科举所淘汰、被仕途所拒绝的人，是没有立德、立功的机会和条件了，他就选择了立言。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选择立言是完全正确的，立德止于一身，立功止于一时，而立言则传之久远。
科举制度的创立，的确是一项举世罕见的发明和创造，简单明快地解决了选拔官员的标准问题。贫寒人家子弟只要通过苦读，可以进入官吏队伍。无疑，科举使社会管理这方面的机制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形式增加了一些公正的色彩。科场竞争增加了社会内部的活力，也是历代王朝社会凝聚力的一种。
乡试，分官卷、民卷，这是清代的独创。以前各朝没有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使官员子弟的录取机会大大高于普通人士，因此是官员的特权。官卷的设立，本在限制官员子弟的录取名额，但是，官员子孙之外又旁及官员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无疑扩大范围，又增加了录取的机会。何况在名额之中，按比例要求录取的多是平庸之才。种种措施，都是加强保护高层官吏的利益。
科举从隋唐到清末，始终与做官的业务脱离，自身丧失了活力。当教育的功能萎缩以至丧失，而与科举合而为一，就只能培育出做官的观念，与对传统的承袭和认同。
清末，进入官场的渠道大体有五种：荫袭、保举、科举、捐纳、新式学校培养及留学生。
荫袭一途是为了保障高级官吏与皇室贵族的特权。慈禧太后下令调查督抚及尚侍等高级官员后代的情况，对没有入仕的给予官职，意在笼络人心，巩固内部。与其他途径相比，增长比例不是太大，但也增加了官场候补队伍的压力。
被视为正途的科举，是清末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制度，清末几个皇帝均作为遗产继承下来，又经他们之手结束了这个制度。
作为官僚后备军不断膨胀的另一因素要数捐纳了。有捐纳“开源”，官员后备军就无法“节流”了。这条渠道的开辟，不是末期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皇帝的发明，而是“祖宗家法”之一。捐纳者先要捐“出身”，要捐个监生，然后才能进一步买官，或者是最低的佐贰杂职，或者是知县、知府等等。清朝前期的几代皇帝还比较谨慎，卖官也稍有节制，多是虚衔，官僚后备军的人数还没有形成威胁。
买官得用银子，科考要受寒窗之苦，保举则无须什么本钱，只要能得到荐主的赏识与青睐。保举名目繁多。地方大吏为加强权势，也通过保举结党营私。
面对源源不断涌入的候补官员，又产生了轮流委差署职的轮法委；后来轮流太慢，又产生拔委法。所谓拔委，就是有劳绩者可以不按班次提前委署。委拔的办法把候补者驱赶上走门子、求帽子的道路。大官八行书简一封，督、抚、布政情不能违，势不能却，从上而下，如帽子带在头上。于是按大小帽子又排队，甲有外省督抚的信来，乙则持尚书侍郎信至，丙则怀揣军机大臣的函扎，，督抚布政按官阶高低，决定委拔的肥瘠先后。候补者如果缺少这一封人情书信，要想得到委拔，就比登天还难。下一道工艺流程就是帽子。给不给帽子，就在于被求拜的官员；能不能让对方非给不可，就要看本人的本事了。官场充满了阿谀奉承的风气，大官很少有不喜欢拍马溜须者，就要看献媚吹拍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