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守则第一条：切记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先独立而后思考，没有独立，怎么思考？
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可怕的群体性“病变”，那就是“集体违章”。这是不容忽视的大面积“精神污染”；“集体违章”而且“不约而同”，是群体性素质滑坡，是社会责任感贬值的征兆。集体违章的惯性、恶性发展，是社会诚信度的名存实亡，是规章、法规、法律的形同虚设，是法不责众的难题。集体违章的尽头就是集体违法。
盲目的集体信仰未必缘于愚昧，但它们的破坏力是相似的；有时，集体信仰甚至比愚昧还要可怕得多。
公共事业的道德井喷——这不是一个无表情的词条组合，它对应着公共事业领域内一幕幕让人心情难以平静的恶行。如湖南的数家福利院倒买婴儿；哈尔滨一老人住院67天竟然花了500多万元；浙江的“活人送殡仪馆”事件等等。这些都暴露出公共事业领域正发生着一场严重的道德井喷。
越依赖道德，越有德性的领域其道德败坏似乎表现得越严重。 这是公共事业制度失范下的一种制度性反差。
道德井喷还表现在“集体性的道德放逐”中：如果是一个人，他或多或少还会有某种道德羞耻感，可对于群体就不一样了，群体行为是缺少道德约束的，所以在公共事业群体性道德放逐中，道德会呈现出“无所不用其极”的极端败坏，集体失去羞耻感。这种现象在公共医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子出在权力监督的失范上。公共的内在德性因为缺乏外在严格的制度约束，人性和群体的丑恶、劣根、晦暗一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
社会相当一部分凝聚力是通过“公共事业的和谐”印象而建立起来的，道德井喷撕裂社会的共生情怀，从而扩散成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社会要有万分的注意力警惕这种道德井喷。
据报道，哈尔滨因为污染造成的停水，省长说“4天以后的第一口水我先喝”。这种形式上流露出的道义自信，恰恰隐藏着危机应对中的法治不自信，公共危机中的“个人担保”本质上是一种人治思想。
信任模式有三种：传统型、个人权威型和法治型。“先喝第一口水”的承诺就属于个人权威型。如果是以法治应对危机，官员就不应该说“第一口水我先喝”，而应该说“如果谁喝水出了问题，我第一个承担责任”，现代政治应该是一种责任政治而非道德政治，“第一个承担责任”背负起的才是完整的危机治理责任，表达的也才是法治的自信——老百姓需要的正是这种自信。
发生哄抢公共财物的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众对这起事件的围观中暴露出来的那种可怕的集体意识：公众似乎已经失去对公物的敬畏。从公众对这起事件的态度看，这种对公物的价值敬畏已经消退——这种消退不是主动的，而是有一些东西在割裂公民的这种价值敬畏。有些什么呢？
首先，当权者对公物的价值贪婪导致公民对公物的价值轻浮。一个社会对公共财物的价值敬畏存在于这样的逻辑当中：先有公共权力爱护公物的道德，再有公民爱护公物的道德。政府是公共性之源，官员是公共财物的当然守护者，如果连“当然守护者”对贪婪地掠夺公共财物，以公权谋私，如何让百姓去爱护公物？当年爱护公物的公民道德为何那么坚定，就是源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不贪污一张纸一支笔”的公权品质。
而如今这种公权品质似乎日益败坏：国有资源大量流失源于公权哄抢，腐败横行源于公权市场化，诸种改革充斥着掠夺公物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公众对公物的敬畏价值，人们不以为“耻”地问：当官的不费力就是多少万多少亿的装进口袋，老百姓弄点算啥？
最后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开的现状割裂了“爱护公物”的价值共识。公众“爱护公物”有这样一个前提，即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社会能分享公共财物；这样公众才能拥有一种“共同的利益感觉”，有了对公物的归属感，才会有爱护公物的责任心。权贵联盟和官私勾结垄断了对公共财物的占有，如此，弱势群体在道义上获得了一种暴力分享公物的诉求。是“公权败坏”和“贫富差距”割裂了社会对公物的价值敬畏。
人没有了廉耻，并不是礼教的坍塌，而是精神被礼教踢出了大门。
不要以为仅有野蛮是暴政，轻率也是暴政的一种。
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
精英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精英的道德状况，精英具有强大的道德示范作用；有什么样的精英，就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如果精英缺德，那么社会不可能是有道德的。如果一个社会中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法官贪污枉法、记者收受红包、学者剽窃、明星男盗女娼，那又怎么能够期待平民百姓个个讲究礼义廉耻？如果只有无道之人才能够飞黄腾达，怎么能期待人们见贤思齐？
传媒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在一些媒体上，充斥着对弱者的冷漠和歧视。相反，“成功者”则被捧上了天，但从不过问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实际上，这种逻辑最符合精英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据此推脱对穷人的责任，理直气壮地拒绝救助弱者。。这种舆论环境对弱者却极为不利，因为它不仅剥夺了弱者获得社会救济的道义根据，而且还通过强化他们的自卑和自责，使他们在物质的不幸之外又更加上心理的不幸。
制度应该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它削弱了政府内部捍卫正义的行为，那些政府官员拒绝帮助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可能确实会受到上级的训斥甚至惩罚，至少不会因此得到表扬或者提职。
武器是用来杀伤外敌的。在内斗时，不论朋友之间还是种族之间，若以致命武器杀向对方，是违反自然法的伤天害理的愚蠢行为。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自残记录。
同伴间的肝胆相照，却成了集体死亡的陷阱，实在是残酷的讽刺，但好象只有人类的聪明，才会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来。都说团结力量大，但面临绝对强悍的敌人时，团结只能造成更大面积的死亡。
好人整好人是悲剧，好人整坏人是喜剧，坏人整好人是惨剧，坏人整坏人是闹剧，不分好人坏人和不知谁整谁是历史剧。
现实中的很多事情，人们之所以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不是知识问题，很多时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盘根错节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调整一个东西的时候，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你要触动强者的利益时，那种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
商场有盈亏，官场有沉浮，赌场有输赢，赛场有胜负，情场有悲喜，凡是属于“场”的东西，皆有两极，唯有一种“场”只有一极——刑场。
权力是暂时的，财产是后人的，健康是自己的，关系是重要的，友情是珍贵的。
三十六计不光是作用于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而且以强大的渗透力作用于民间，左右着旧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三十六计是对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文化的本质性总结，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生动写照。
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当下中国仍然处于立宪政治时代，这是近代以来始终没有完成的一项任务。尽管中国有宪法，也有一些现代宪政制度的因素，但却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宪政政体框架；因此，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和平而理性的体制内讨价还价机制，社会利益的分化很容易演变为社会冲突，不管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面临治理危机。
宪政治理派致力于寻求权利与权力间的平衡：天真的自由主义因为追求个人自由而倾向于否定国家权威，宪政治理派则并不否定国家权力，但又试图限制和约束这种权力。它认为，政府的权力必须接受司法的审查；它要求国家尊重人民的权利，这样的权力不是光写在纸上，而需要由独立的司法机构予以切实保障。
中国现在的危机有社会方面的人口问题、三农问题、公正问题、贫富分化；政治方面的权力扩张和腐败、潜规则对明规则和行政效率的侵蚀、公共权力对私域的侵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等。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经验表明，条件不成熟的民主化过程容易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和国力大幅衰退；越是规模大国，动荡与衰退愈甚。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政治转型期的混乱不但会导致国势衰落，而且可能使许多人的基本生存丧失保障，制造大量难民。
一种决策没有任何争论、任何碰撞，它的可靠性总是难免有些可疑的；何况也许决策从一开始就明摆着潜伏了无穷的风险。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一个总是觉得很痛苦的人，往往就是把幸福的底线画得太高的人，期望值过高，欲望太大，结果与现实产生较大的差距，于是痛苦就降临了。
自由是什么？一定意义上说，自由就是无穷的可能性的敞开。只有无穷的可能性的敞开我们才有丰富的选择空间。
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言语；注意你的言语，它会变成你的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会变成你的性意；注意你的性格，它会变成你的命运。
第二十四章 官与文化
24。1官与文化
什么是文化？
文化的内涵如何界定？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尚不能得出定论。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文化仅指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
从时间角度上讲，有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
从空间角度上讲，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
从社会层面上讲，有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主流文化、边缘文化。
从社会功能上讲，可以分为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
从文化的内在逻辑层次上讲，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
从经济形态方面，又有牧猎文化、渔盐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之分。
其他的还有什么规范性文化、非规范性文化、半规范性文化；黄色文化、蓝色文化；以及什么头脑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与下半身文化等等不同的划分方法。
什么叫传统文化？它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它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
目前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在经历着“社会整合”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社会方式等因素，还没有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具体地讲，有些因素，比如经济，可能现代化色彩更浓一些；而有些因素，比如政治与法律，则更多地具有传统色彩；清官政治的不断提倡，反贪的普遍化，甚至举报、上访竟会成为中国法律生活的常态。
首先需要警惕的是，中国历史上缺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后期的转型——从文化转向政治，从科学转向革命——导致了中国的启蒙半途而废。启蒙没有完成，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就恰恰缺少了最不该缺少的现代化内核——公民及公民意识。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其他层面的现代化将注定是空中楼阁。
其次需要警惕的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的丰富，注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弹性与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负面绝不会因为一次革命，一次运动就能完全改观和消失的。
在集权统治下，“怀疑”是学者得以特立独行的首要品质。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之下，官不得私论、士不得私议、民不得私说。大家共用一个脑袋，一个思想；我们的传统就是报喜不报忧，就是为尊者讳。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多一只眼睛，怀疑的眼睛、清醒的眼睛。历史经常不是记忆的工具，而是遗忘的工具，历史与其说是让我们记住过去的事实，不如说是规定哪些事实应该让我们忘掉。
中国的“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了国人重要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中国人稳重实在的一面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国人不讲精确时间，不重效率。正因为农业生产不需要时间的精确，效率的高效，相对应的，中国政治体制里才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一句话，小农与官僚是一对双胞胎，有小农就有官僚，有小农经济就有专制统治。这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是互为作用的。所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小农的理想就是温饱问题，什么民主、自由都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根深蒂固的原因。
现代学者认为，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也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因为中国百姓没有国家观念，他们也就相应地没有了爱国情感，至于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们考虑的；而肉食者们也相应地认为，天下就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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