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的野蛮圈地，社会上不是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吗？而权力致富的本质也决定了这些穷人是得不到救助的，如果他们会救助穷人，那又为什么要掠夺穷人呢？正是因为权力致富造成了穷人的现状，又怎么指望权力救助呢？这就好比狼咬断了羊的脖子，你还能指望狼能治疗羊吗？所以对于开头的几个例子我们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现在中国的权力致富更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比如贪官动辄几亿、数千万，这不是权力置换吗？每次的国企改革，使得极少数人暴富，绝大多数工人下岗，这不是权力致富吗？还有医疗、教育等校部门富得流油，不也是又为这些部门掌握着医疗、教育的权力而致富的吗？还有电信、天然气、石油等部门不是也因为处于垄断地位而实际上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说涨价就涨价，使得财富都流进了他们的口袋里吗……
对于强盗，人们是要反抗的，而权力致富说白了也是一种强盗行为，焉能不引起人们的仇恨？也难怪在春秋以前老百姓就喊出了：“硕鼠，硕鼠，毋食我麦”的口号，而每次的人民起义“均贫富”的口号喊出后，总是一呼百应，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想，既然你们可以掠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掠夺回来呢？
所以，仇富不怪老百姓，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致富是一种非正常的权力致富。在现在的国际大趋势下，对戕害人权的专制权力体制既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么，对于中国社会这种戕人权的权力致富，当然也应是人人得而诛之。
腐败为什么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2004年9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以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为组长的国内危机管理研究课题组提出，2010年为中国危机多发期，腐败可能成为危机导火索。那么，课题组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在所有关于腐败问题的报告、报道和论文中，在指出腐败愈演愈烈、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同时，通常都要在一个转折词之后来一句：“当然，腐败分子只占极少数”。的确，腐败分子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只占极少数，他们的存在不可能改变党的性质和地位，不可能影响党带领全国人民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但是，应当看到，即使腐败分子只占极少数，也是危险的。
1959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评议“大跃进”运动时曾经说过，“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好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因为这是毛主席说的，所以这个比喻被中国人用了许多年，十分著名。在中国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都知道，这个比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说的是一个指头决定不了事物的性质，那九个才能决定。作为极少数的“一个指头”当然不能决定事物当下的性质，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一个指头”通常指的是两种类型的东西。一是“新生事物”。不用说，这个道理我们早已经很熟悉了：虽然某种革命力量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是“十来个聪明人”（列宁语），但它很可能是撼动地球的杠杆。二是事物内部因异化、蜕变、落后等原因而产生的消极因素。这样的事物从理论上虽然不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性质，却也常常是不可轻视的力量。
不需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等不到某种消极因素超过“一个指头”的时候就开始叫唤，说整个事物已经具有“一根指头”的性质了。比如说，在某某城市，一个月里连续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案件，虽然这连半个指头都不到，但许多老百姓还是人心惶惶，安全感大大下降了。一个人常常只因为做了一件坏事，曾经做过100件好事的历史就会被遗忘，而被一棍子打死。在一些国家，一个官员只要犯一个错误就可能被迫辞职下台。
评书艺术家袁阔成有一次表演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按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很少但却到处都有，而且分布还很均匀，让人觉得好像满天下都是坏人。”这话说得挺有意思，似乎还真是恰如其分。实际上，均匀地分布着的坏人加在一起没几个，也不一定有“一个指头”那么多，要是真的达到“一个指头”，即10％，比如说，中国13亿人口，有1。3亿是坏人，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多么恐怖！
可见，即使是消极因素，“一个指头”的力量也很强大，虽然它是极少数，但对人们认识事物的性质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的影响力常常会超过那“九个指头”——或许人们明明知道有九个指头在，但就是要高估一个指头的力量。实际上，在普通人的感觉、感知和认识中，事物的性质发生质变时的量是很小的，离实际上真正界定质变的那个度很可能是非常远的。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一种规律？
公众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常常是非常挑剔、很不“实事求是”的。他们在对事物定性的时候很少具有作深入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的耐心，常常是十分武断的。比如对待一只桃子，过去人们由于生存状况所限不那么讲究，即使烂了一半，许多人还会把看上去是好的部分吃了；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许多人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腐败，就认为它是一只烂桃子，当垃圾扔掉。因此即使公众是不实事求是的，我们常常也只能跟着他们走；不管他们这种思维方法够不够“规律”的级别，恐怕就得受到尊重。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吃桃子的，但实际上我们也常常卖桃子，有些人还是专业户。当我们面对买桃人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信，买桃人是绝不会买烂桃子的。一旦我们的筐里出现了烂桃子，他们必然强烈指责我们。我们需要的是珍视这种指责，让它促使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防微杜渐、谨慎从事。如果我们头脑还很清醒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即使离发生质变的那个“度”还很遥远，我们也必须积极做好保鲜工作。这就是党中央、中纪委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的原因。
23。4 关于弱势群体问题
弱势群体是丧失感是全方位的，他们的被剥夺感白仅仅是财富方面，还有社会地位、发展机会、精神领域、文化教育机会、政治权利等多方面。
社会风险最易在社会承受力最低的弱势群体身上爆发。专家认为，国民待遇的白平等，弱势群体的生活贫困，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排斥等现象，都使得弱势群体这一庞大的队伍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
所谓“弱势群体”首先不是在物质上的“弱势”，而是在精神上的“弱势”，例如没有话语权——有话不能、不敢说出口，说了也没人理会。
弱者问题根本不会成为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化”的问题：客观上是问题，在媒体、在学术界、在决策者头脑中却不是问题，要成为这些人头脑中的问题，必须经过“问题化”的过程。但是，强者把持了“问题化”的权力，只让自己的问题成为问题，而弱者和低层人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在“问题化”这个环节上，弱者就被剥夺了，这种剥夺比直接的剥夺还要隐蔽，让弱者意识不到被剥夺了，让被剥夺者心安理得——这是更深层的不公正。
为弱者服务的机构，弱者却没有权力制约这些机构，而眼下这些机构往往都是强者和有钱人，有话语权的人所操纵。政府本身是一个不受制约的政府，从来做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不是雪中送炭。
弱者仅能在虚拟空间诉说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急剧推进，利益分化和资源积聚的态势日益明显。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上出现了暴富阶层。据统计，这些强势利益群体只占中国社会总人口的16．4％，而他们拥有的资源总量却占社会资源总量的80％以上。但是，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一个由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失业者所构成的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城市中失业者成为令人关注的群体，改革前这个群体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位置，现在成为社会的底层。这些人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工作，职业封闭，阅读量少，文化水平低，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也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目前的失业下岗者，事实上是社会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是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作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要。
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以及底层社会的形成表明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所承担的代价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
这要从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开始。不能仅让弱者在虚拟空间控诉补偿的不平等，而应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怀必须制度化。我们必须明白，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感受到“现有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最适宜的制度”。如果仅仅以远期的预期收益的承诺，来表达对弱势群体的重视和关怀，这对于急需要利益补偿的民众来说，是没有多大效果的。
福利养懒汉与权力养懒汉谁可怕
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郑功成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能以“养懒汉”否定社保功能，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福利病至少在30年内均是一个伪靶子，但它确实会误导人们甚至影响政治决策。社会保障领域应该遵循这样一条文明原则：宁愿养一个懒汉或者少数懒汉，也不能让多数人因缺乏社会保障而陷入生存恐惧之中。他说自己到过不少福利国家，不仅没有看到病态，反而都是健康、有序、和谐、文明的。（11月6日《人民日报》）
显然，郑教授这番话是有所针砭的，近来社会确实流行一种“福利养懒汉”的认识。一方面是有些地方政府以此为由削减、延缓甚至挤占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或者以此为由给享受低保者设置很多严苛限制，规定打麻将、买电脑、超生者不得享受低保；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也论证“福利制度会养懒汉伤害社会效率，所以中国不能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这种认识背景下，郑教授“宁养少数懒汉也不让多数人因缺乏保障而陷于生存恐惧”的原则格外让人振聋发聩。
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许多人“未免除生存恐惧”的时代，需要的是“增强营养”而非“避免营养过剩”；而且，我们的福利水平还远未达到“诱人当懒汉”的程度，不少地方连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都做不到，几个人会没出息到因那点低保金而“不劳而获”；最重要的是，即使因保障而出现几个懒汉，那也是一个文明社会为公平分配利益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那种懒汉是源于人性劣根而非制度弊病，不能因为臆想中几个莫须有的懒汉而让多数人陷入物质匮乏的生存恐惧中。何况郑教授说了，即使那些“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也没有看到福利病态。
实际上，对一个社会效率与公平最大的伤害，并非源于弱者为享受一点保障福利而吃白食当懒汉，从而影响社会道德风气和创富热情；而是源于强者利用权力资源去享受高工资高福利，利用权力资本去掠夺劳动者和消费者剩余吃白食当懒汉，从而扭曲社会的资源流向、耗散公众的创富热情和降低社会的效率。很显然，一个弱者满足于一点福利保障而宁作懒汉，这不会引起社会的效仿，因为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应高于那点保障福利，对这样的弱者懒汉，人们更多只会报以鄙视；而强者利用权力资源在高工资高福利中吃白食当懒汉就不一样了，当人们发现一个人可以通过依附权力而享受到这么高的福利，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减少创造财富的、提高效率的活动，相反去增加掠夺和寻租的活动，争相远离创富领域而流向分享财富的领域，争相依附权力当“权力懒汉”。
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没听过有几个依附于社会保障制度吃救济的懒汉，倒看到许多依附于垄断体制享受着垄断高利润和高福利的懒汉；没见过几个人因看到弱者享受点儿福利而想当懒汉，倒看到不少人因看到垄断高福利争相涌向垄断领域———媒体曾报道过一个公路收费员岗位千余大学生争抢的新闻，某个热门公务员岗位万余人争抢的新闻也屡见报端。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正发生的是“权力福利养懒汉”，而不是“保障福利养懒汉”，为什么权力精英们一直在呼吁警惕“保障养懒汉”，而不是治理垄断养懒汉、权力养懒汉呢？这一切可能源于强势者的话语霸权吧，许多监管的矛头从来都只指向弱者而不是强者。
近来，越来越多的上访者在绝望时选择自杀的方式进行抗议。从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上自杀，从大街上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发展到在天安门前自杀；由个体自杀发展到向群体自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维护个人权益，有其深层次的合理根源。不到被逼得走投无路谁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在“不死人不足以引起重视”的权利救济逻辑下，是某些人不得已的选择。
“自杀维权”现象固然影响到了社会秩序，但如果我们以公民的立场反思，就会发现，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这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时，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是多么严重，另一方面说明管用的权益救济渠道越来越少。
执政者不可能没有恐惧之心，关键要看害怕的是什么，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