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
即使是“零价格”甚至是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行政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往往远比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尽管教训很多，但行政决策在某些部门长期存在的主观性、随意性等弊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行政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在中国，政治压倒一切，行政没有相对的独立性，更谈不上科学体系，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属品。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可以平等的参与国家管理。
陕西省榆林市的路志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官员，他即是常务副书记，同时又是常务副市长，在中国的政治人事中，这种安排无疑位高权重，且相当少见。
他在2005年12月27日陕西省法制办召开的一个小规模的《陕西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论证会上，放言炮轰基层行政的十大弊端，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甚至在外界引起一场讨论。
他说的基层行政的十大弊端是：
一是行政权万能。明明是下级的权力，明明是部门的权力，明明是副职的权力，但就是这么被上级领导给抢夺了。
二是将法规变相、变形。明明法律有规定，但他就是不给你按这个来，甚至给你变相。这个问题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比较突出，也比较普遍。
三是法与情、法与理互相脱节。比如说，有个农民把一个年轻人撞死了，按法律规定这农民就要赔10万块钱，但他不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如果给他调解成五万元，当场结清，这不就解决了？结果不这样干，所以有法难依。
四是一些人依法搞腐败。政府的很多部门一般都至少掌握一部法律，且好多法律自由裁量权太大，许多部门就依靠掌握的这个执法权搞腐败。权力运行不规范，现在的行政权力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按说国家行政人员，特别是行政领导，你的权力必须是法律授予，现在很多情况是，自己给自己设定权力。比如应该下属管的事，他一句话就拿过来了：“这些事情以后要经过我批准啊”，进而形成了制度，如果按照依法行政的话，这都是不适合的。比如环保超标了，我可以罚你1千到1万都行，那么我一旦抓住就按最大额度罚，拿着法律条文在你面前一念，你害怕了，赶紧找人，请吃饭、送礼。罚1万变成了罚1千。这样他也不违法，都是依照法律条款罚的，这就是依法搞腐败，利用法律的自由裁量权搞腐败。
五是决策不科学是最大的腐败。决策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个决策失误就苦恼造成1亿甚至10亿的损失。
六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出现一言堂。现在基层有法不依、决策不科学、依法搞腐败等问题，最大的根子就是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
七是利用掌握的政府信息搞腐败。比如招标，本来三天完成的事情，他们一天就搞完了；本来要开信息发布会，他在不知名的媒体给你发布个信息。这样他可以限定信息公布的范围。
八是审批权过多。我国的行政审批权，尽管减少了好几批，但还是多。减少审批事项后，有些机关往往抓住一个特殊事例夸大，又把权力收回来，形成反复。
九是办事无期限。好多机关办事没有法定期限，很多人利用这个时间段来搞腐败。
十是行政成本太高。有时候开半天会，也要通知地市的市长或者分管领导来，这得花多大的成本？
路志强还说：我不是回避（人事腐败）这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很敏感。不可否认，在组织人事上也有腐败，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本来这个人博览也行，应该上。但是他害怕被别人挤掉，就请领导吃了一顿饭，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比较普遍，你说这就是买官卖官吗？有些人水平不行，民主推荐也不行，领导硬是把他弄上来了，老百姓认为是腐败，但这也可能是领导认识问题。
行政权力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个社会太复杂，有些事情按法治来看确实很不适合，但在基层也就这么干了，久了大家也就默认了，依法行政确实必须加大力度，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榆林当地人看来，行政十弊无疑可以折射出当地的一些生态。作为一个“有切身体验”的官员，他的发言显然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的难点有五个：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改革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难度加大了；
二是对政府自身改革的要求高了，长期作为改革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政府部门，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本身也成了改革的对象，需要大幅度地减少和放弃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
三是改革越深入，对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就越高，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转向主要依靠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四是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强，不仅要参与改革，而且更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
五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要考虑国内的情况，而且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要求更高了。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体制在某些地方有明显的向旧体制复归的趋势。不少部门为了强化部门利益，取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项审批权，但却在更重要的方面加强了权力；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方面的矛盾突出。事权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划分，这反过来又诱发了地方政府增加审批权和收费渠道的行为。
22。8 关于体制改革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使民主制度和法律具有权威，起码需要厉行宪政，实践分权制衡的政治原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组织和机构都无法破坏民主和法治。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对政治体制的诸种弊端提出了改革的意见。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影响很大，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7年中共十三大肯定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并且明确将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纳为三点：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官僚主义严重；三是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
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弊端的总根源。因为：
第一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历史一再证明，权力过分集中与个人专断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常常造成决策的失误。对权力过分集中如不限制，象“文革”这样的悲剧也不能保证不再重演。
第二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必将滋生官僚主义。一方面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群众，墨守成规；一方面表现为临时机构激增，行政机构臃肿庞大，因人设庙，人浮于事，不讲效率，决策缓慢，内耗惊人。
第三由于权力过分集中，造成多年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等现象。许多党组织事无巨细，包办一切，以党的职能代替国家职能，以党委、党组代替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党组织也对同级人大、司法机关工作干预太多。结果使党组织陷入事务之中不能自拔，缺少考虑大政方针的时间和精力，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降低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而政府部门对企业统得太死，常常又限制了企业的自主权。
第四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从而产生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有些党性不强而又大权在握的领导者凭借职权，大搞不正之风，捞取各种利益。而封建社会崇尚终身为官、官贵民贱的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建国以后一直没有明文规定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则在权力过分集中的掩护下得以滋长，至今不易解决。
第五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某些下属干部对主管上级的“愚忠”，形成个人崇拜和家长制作风，在某些干部层中形成一级隶属一级的关系网和“依附关系”。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某些部门政治体制的保守性。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弊端以权力过分集中最为严重。但是，这种弊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建国多年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传统有关。自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以后，历代王朝无不仿效本加以强化，这种皇帝独裁、官僚政治、等级特权、文化专制是专制统治的对象特征。今天封建制度被推翻了，但封建主义遗毒尚未彻底肃清，给人们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历史上多次强调党的集中统一有关。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武装斗争，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是必要的。建国后在某些时候和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也是必要的。但不看情况的变化，一味强调集中统一，则是不可取的。过去中央和地方分权，没有涉及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职权划分问题。政治体制没有适应国情的变化而转变，因而用战争时期的方法搞经济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政治运动则是必然产物。
权力过分集中与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历史上盛行的家长制有关。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革命队伍中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架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们长期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各级党政部门都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而且“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集中于第一书记。
权力过分集中与我国没有严格完善的政治制度，以及对其重要程度缺乏认识有关。由于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及其他种种原因，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这就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
权力过分集中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由于又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夹杂在一起，从而使它的危害越演越烈。
体制改革涉及三个方面：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
中国的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各种体制性障碍也日益突显，如何尽快构建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于一体的“三角形”体制改革体系，已经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急迫任务。
政治体制、社会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以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点、线式的改革必须尽快走向“三角”型的改革。在这个“三角”型的改革布局中，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执政”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解决“效率”问题；社会体制改革则侧重于解决“公平”问题。目前的体制改革还只能是“不等边”三角形，经改边长，政改边短，社改边尤其短。“三角形”体制改革的归路，应该是从“不等边三角形”到“等边三角形”，总体目标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圆满和谐、协调发展。
“三角形”体制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一是当前政改的核心是党政关系问题。解决执政问题始终是“三角形”改革的核心问题，理顺党政关系又是核心的核心。执政不等于行政，政府才是行政的主体。理顺党政关系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党政职能不清、机构和分工重叠、责权不统一等问题。党应该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通过法治的渠道，将自己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领导政府行政，而不是通过人治，或者仅仅靠主要领导个人的权威来实现。
二是政治信仰与社会信仰相彰显。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仅有政治信仰是不够的，执政党的政治信仰不能代替社会信仰。要根据本国的传统的主流文化，形成有特色的社会信仰，并利用这个社会信仰来治理国家。
三是依法治国、以德治国，首先要做到依法治党、、以德治党。在推进“三角形”改革中，应该把法治与德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考虑。这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期全面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
四是适度的民主、高度的法治。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制度建设的两块基石，作为一种改革方向，民主要适度超前，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民主具有阶段性处于改革转型期的今天，由于法制不健全，国情比较复杂，民主不能走得太快，不能以最终的民主要求来审视现状，也不能以目前的民主原则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目前我国基层各种问题的解决，除了要有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