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皇帝也是如此。在宦官们看来，皇帝老了要死，老皇帝死了太子就是新皇帝。因此，投靠太子是宦官控制皇帝的有效途径之一。谁都知道，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是未来的皇帝。这个角色对于那些梦想出人头地的宦官来说，其魅力仅次于在位皇帝。而太子本人为了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也总想暗中收买人才，培植亲信，不断扩充自身势力，这就为失意宦官投靠太子易主求荣打开了方便之门。
宦官要得意，就需要笼络、控制住皇帝。但是要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此，宦官们心里是有准备的，讨皇帝喜欢，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皇帝的封赏。如果让皇帝喜自己所喜欢的，使皇帝的发号施令完全掌握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围之内，那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主动索取，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宦官们不得不在帝位接班人身上下功夫。他们选择的对象或是年幼无知者，或是优柔寡断、懦弱老实之人，只有把这样的人推上皇位，他们才可能真正实现变被动为主动，所选之人登位后，他们凭借拥立新皇继位的莫大功劳，便可高高在上，操纵包括皇帝处理朝廷大事在内的一切了。这样，自己的意志就可以通过皇帝的诏令，名正言顺地实现。这种做法在各个朝代的宦官中都能见到。
皇帝与宦官本来一主一仆。皇帝为了放手享乐，用宦官为奴；宦官为了飞黄腾达，靠衔枚讨好皇帝换得宠信，这是主奴关系自然之势。宦官作为奴才，有被阉割的生理缺陷带来的心理压力，造成宦官性格扭曲，心理失衡。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常常使他们卑躬屈膝，自然有一副奴才相。
宦官们控制皇帝所为，招数可谓多矣。得势之时，他们敢于藐视皇帝；失势或危难之时，他们又常常欺凌主上，干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这是宦官涉政中铤而走险的有效办法。
宦官们获得皇帝的赏识以后，参与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干些随心所欲的勾当，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意志。他们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想蒙骗皇帝一个人并不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并非易事。大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地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那么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政治手腕是宦官们的惯用伎俩。
指鹿为马是宦官们对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们一旦获得皇帝的宠信，总是对威胁自己地位的朝臣严加防范，目的是不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给自己增加麻烦。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指鹿为马就是用来试探朝臣，把握大臣对自己的态度，区别知己异己的重要办法。
宦官们费尽心机讨好皇帝，为的就是借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所以一旦有了皇帝撑腰，宦官们要就胆大起来。他们可以乘一时之兴，对朝臣傲慢无理，肆无忌惮耍尽威风，过尽从奴才到主人的赢头，这就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又一招——狐假虎威。大臣们所害怕的不是宦官，而是宦官身后的皇帝；而聪明的宦官正是看出并利用了这一点。
宦官参政虽然得势的不在少数，但也不免偶尔碰上若干强劲的大臣对手。在宦官方面，尽管背后有皇帝撑腰，但要置对方于死地也非易事。这时他们往往运用含沙射影之术，攻击政敌，大造舆论，使影响扩大出去，也就达到了舆论杀人的目的。含沙射影在政治上极有作用：如果当事人直言申辩，那么你正中圈套，你费尽口舌也难以把事实澄清；如果当事人默不作声，那就等于认可了对方的指责。总之，含沙射影，制造舆论，远比正面交战更能击败对手。
对付朝臣的威胁，宦官们本来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或者军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但这种排挤打击或者兵戎相见的抗争方式往往要背负奸佞邪恶种种罪名。为了既不失脸面，又可得实际利益，最高超最艺术的办法就是借刀杀人。利用皇帝打击大臣，借皇帝之刀杀掉自己的政敌，既能保持不败之势，又能免遭非议，少点罪名。这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常用一招。
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也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
历代皇帝坐稳了皇位，除了依功勋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总还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封赏皇亲国戚，进行利益均沾的权力再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和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们要参与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因此，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与外戚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角逐，对抗中宦官们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点是宦官们所没有的。为了弥补与皇帝关系上血缘亲情成分的缺欠，与外戚势力相抗衡，宦官们常常采取联合皇帝乳母共同对付外戚的办法。
宫廷中宦官、外戚和大臣三种势力往往成三方互为犄角之势，彼此制约是正常现象。一般说来，靠科举或者军功进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对外戚的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按下不说；就宦官和外戚两种势力而言，彼此的斗争和争夺也相当尖锐激烈，宦官整治外戚不仅利用人事关系的缝隙，同时他们也利用体制和政策制度，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打击外戚的发展势头。
宦官在宫廷之中虽处于奴仆之位，但其看门护院、通风报信之职却使宦官机构成了宫廷的信息中心。文武官员、宗室外戚要朝见皇帝由宦官通报，大臣奏事上本也由宦官承送。不仅如此，皇帝下达诏书也由宦官执行；宦官们借此可以大显威风，有时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篡改诏书或者假传圣旨，也是常有的事。
2。2 关于官吏与文官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说出了为官者对做事的态度。清初就有人说，官员们的十分精神，七分应付上司，三分做事。在专制制造的慌言氛围中，虚报、浮夸、上下欺饰就成为常态了。
吏不属于国家正式编制。胥吏概念的界定说法不一。官府衙门中掌文案的吏，俗称“书办”。部院衙门的堂吏、门吏、都吏、书吏、典狱之类，都可以称为胥吏。这些人熟悉某一方面或某一部门的办事规则，但难入仕途作正式官员，便以吏为业，世代相传。
中央机关中，户部书吏最多，多达千人；吏部、兵部次之。工部事情较简，礼部多是礼仪活动，刑部掌司法，事涉法律。故当时有以富、贵、贫、贱、威、武六个字命名六部的说法，户部得“富”字，吏部得“贵”字，礼部得“贫”字，工部得“贱”字，刑部得“威”字，兵部得“武”字。
户部索贿居各部院衙门之首，书办胥吏最富者首推户部。军费报销必须经过户部。凡是报销，实际上先是户部书吏与地方督抚谈判贿赂数字，双方同意则报销顺利；否则往返长达数年不能报销。户部官员甚至作为堂官的尚书、侍郎也染指分肥。这在官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国家机构的设置，各级官员的编制，选拔人才的制度，必然造成胥吏专权的局面。既然吏是办事的行政人员，却不在编制之内，必然造成各级政府机构大量编外办事人员，也造成官员当官作老爷的官僚作风。反之，官员不做事，就失去了官员本身的意义，产生了异化，似乎官与事无涉，做事反而不象官的样子。清末的官员很多是做官不做事，胥吏是做事不做官。
科举制度培养选拔官员，只是皇家规定的四书五经，与当官的业务没有关系。当官以后，必须从头学习管理行政的知识。在具体的业务上，状元、进士实际是启蒙的儿童，就不得不依靠这一帮业务熟悉的胥吏了。胥吏称官员为老爷，官员称胥吏为先生，实际上官员是学生。官员与胥吏对话，胥吏站立不跪，官员虽然愤怒，也不敢在脸上摆出来。
官员们忙于钻营奔走，很少有人去钻研业务，不得不听命于书吏，形成了比官员队伍庞大的书吏队伍，造成书吏专政的局面。（现代则表现为官员多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非常普遍。）
八国联军入都，官员逃亡的很多，胥吏则很少逃亡。所以书吏专政的局面，至高无上的皇权、政声显赫的大官都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县官，传统称之为父母官。而《汉书》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皇帝把国家看作一家一姓的私产，祖孙父子，世代相传，这就是家天下。家长制放大到皇帝这个层次，皇帝就是国家最大的最高的家长。
从皇帝到官员都是家长 腔调，他们是一级一级的家长。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熔铸了人们时候的依靠，把仁慈和威严和谐起来。皇权学说的理论家摸透了社会的脉搏，给皇权穿戴上家庭的衣冠，使家与国统一和谐，宗法血缘与皇权专制融和得天衣无缝，社会生活完全伦理化了。
清朝及一切宗法专制社会中，亲疏贵贱的等级与血缘辈分相对应，确定了每一个人的身份、名分，突出了人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压抑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立人格，进而取消、排除了建立在独立人格基础上的独立权利。与权利对应的义务由于强调地位低下者对尊贵者的绝对服从而被夸大了，产生了义务本位或者叫做片面义务制。这就排除了所有个人权利的合法性，把双向对应的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用伦理来割裂，使得割裂合情合理合法。人们所看到的无所不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就是这样从无所不至的义务中提取的。集中了全国每个人的权利在自己手中，他们才显得权力无边，能够生杀掠夺，尽享荣华富贵。
在晚清，流行着一首《一剪梅》，刻画了官僚们做官的手段、态度和心理：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要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
一味谦恭。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从容，议也
勿庸，驳也勿庸。
八方无事年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
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溢
文忠，便溢文公。
袁世凯的父亲在给他的信中说：“官场如戏场。”就是说做官如演戏。
官场又如战场。你争我夺，世代相传，形成了职业化官僚们的职业心态、职业习惯、职业性格、职业手段。在争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既要出击，又要防范。为了安全，除了各自为战外，还要拉帮结派，使得官场战争规模和残酷不断升级。
中国历代的党争，史不绝书的汉朝党锢之祸、唐的牛李党争、明的东林党，都是集团军交战的大场面，大规模的战争、战役。从另一角度看，坐在权力宝塔尖上的皇帝常常充当了最高仲裁人的角色，他操纵着双方，平衡着胜利者胜利的程度和失败者失败的水平。
官风劲吹，而且温和适度。官职已经在清末名利化、雇佣化、职业化了。高度集权，官员们层层向上负责，已经很少向社会向老百姓负责，官职带来的比规定多得多的名利。朝廷命官，表明它是皇权的延伸和代表，更具备神圣性，笼罩上诱人的光环。官员在官场上的处世，圆通权变，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不再遵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入”“出”世之道，终身为官，死而后已了。
文官集体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意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机会；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等等。
地方官综揽民政和财政，致富的机会很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的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关。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清高自负，如海瑞。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身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时考中举人或者进士的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者进士就象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照顾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近亲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
文官名义上任职于更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
从客观条件看，引用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大，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
一个县官无法长期与成百上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纳粮的户主抗衡。旧税未清是新税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粮。
明朝张居正时期，采取乡绅“间接管理”的形式，这种“间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