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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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 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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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结束后,这些战士要回到家人、朋友的身边,编织平静安详的生活。布洛伊勒斯结了婚,生了子,出了书,写了电影剧本;艾恩·卢埃林·艾德里斯(他一战中在澳军当过伞兵)也是。女战士弗洛拉·桑德斯嫁了人,以后忙于家务。他们希望给战争的混沌以意义的努力(其叙述必然杂乱,并且是对想象而非现实的勾描,也一定有对所谓“战争消弭个体”说法的否认)都是其个人抵御“残暴化”的最后一道堤岸。眼光放长一点,所谓战士会成为野蛮人的担心是无谓的——实际上,听到百姓在早餐桌上笑谈屠杀的具体情状,或者读到“和平”示威者扛着标语高呼支持(共党分子的)武装冲突,我们的心里反会更不舒服。在直面后方的二手欢愉时,许多战士不得不在绝望中退却。    
    不论他们的经历怎样,回家总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怕对积极讲述了自己战斗经历的战士来说也是如此。斯图尔特·史密斯就渐渐意识到,他已经无法“和乡间/年近不惑的安静矮人”知足地共处了,像他这样的越战老兵有很多。他写到:     
    世上有太多的新奇感受,    
    刺激的想法我从没有过,    
    太多的对爱和忧的嘲笑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斯图尔特·史密斯,“回家”,收简·巴里、W.埃尔哈特(编),《非军事区: 老兵在越南后》(宾夕法尼亚,1976),页172。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结束语 2

    对史密斯这样的人来说,正是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才触动了他们,不再自满于生活(和死亡)。另有老兵说过:     
    我的思绪止不住要回越南,回到我第一次和死亡打照面的地方。是那让我开始思考。喏,你看到有人死去,才开始考虑生命的意义。战争,嗯,让我更了解自己……让我知道人能做出多残忍的事。在和当地人的聊天中,我还吐露了许多憋闷已久的事。战争还告诉我,战士心中有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爱,不是电视或电影里那种狗屁的爱,而是真正的爱,这种情感我此后再没见过。只有这段经历才能让我对世界变得更美好有所期待,有了问题、困难大家就会互相帮助。无名越战老兵,引自辛迪·威廉斯,“让精神歇息: 越战老兵找寻生活意义”,《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53卷1期(1983年1月),页4。    
    对这些少数人来说,战斗可以作为正面的遐想: 梦想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有爱,甚至和平也不是奢望。战时经历可以让人发誓不再碰枪(“现在我特别特别怕枪”,说这话的保罗·西格诺里原本最喜欢打猎)保罗·西格诺里,“越南归去来”,收沃尔特·凯普斯(编),《越南读本》(纽约,1991),页31。,(或者像《静物》的主人公)宁愿打断孩子双腿也不让他上战场。对像乔治·扎贝尔卡神父这样的人来说,只有积极投身和平示威才能获得对战时行为的宽恕。很多参加过战争的人也设想以同样的方式来过渡到和平。别的人呢——如目睹了美莱屠杀的休·汤普森——仗还是会打,但如果变得特别“残暴”,就按个人的道德逻辑进行抗议。更常见的是,许多士兵在绝望中会问这样的问题,即战争除了杀戮到底还有什么,对此威廉·L.卡利有很好的回答:“妈的,战争除了杀人就什么都不是了”。多数战士在遇到需要行暴、破坏战争法的时候只是默默地走开,而没有大事抗议。这种行为表明了他们在道德上的超脱。    
    无法这么做的战士,他们眼前总是会出现正在死去的敌人景象。杀人会带给人创伤,让人变得疯狂。折磨阿瑟·哈伯德(他参加了一战)、布鲁斯·F.阿奈洛(参加过越战)和戴夫·纳尔逊(越战时的狙击手)许久的苦楚被视为一种选择,一种适当的道德反应。这既肯定了他们作为“人”的身份,又使杀戮能够继续。一个士兵,在日记的一页上可能会诉说杀人时感到的极度痛苦;同样是他,在另一处可能会承认残杀时的无边快乐。彼此矛盾的情绪是能共处的,但历史学家一般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就断定所谓的快乐是“病态”、“不正常”,只有精神创伤才“合常理”。但正是通过创伤的语言士兵才能承受杀人后的不安经历。多数人不愿接受真心悔过后接踵而来必须减轻精神痛苦的努力。我们不知道哈伯德在回到伦敦、精神复原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奈洛没有机会追悔——他阵亡了。纳尔逊呢,他会继续受苦,以前的战友不能认同他对“武士气质”的理解,异口同声地指责他,使他的罪感愈发沉重。无论牧师和(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怎样努力,有些战士的良心是他们永远无法抚慰的。    
    本书虽然更多关注其共同点,但几次大战实际也有着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越战士兵经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参与的是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因而战后精神创伤要比其他人更深。某一场战争的道德立场会影响到随军牧师和心理学家的立场。越战中,这两类人都怀疑战争的合法性,但这只是社会对这场战争合法与否担忧的反射,而不是任何神学或心理学观点的改写。此外,杀日本人和越南人显然和杀德国人不可相提并论——杀人的是美国黑人、澳大利亚土著,还是爱尔兰人,也很重要。1939—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显然和越战,而不是任何一场在欧洲进行的世界大战有更多的共同点。有些特殊的情境促成或鼓励了某些极端的杀戮行为。领导不力、集体压力、目无法纪,以及不知道应在多大程度上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无法与敌军直接交火、己方伤亡过于惨重和种族主义等),使越南比任何一次大战都要血腥。一战时大军压境,深壕坚壁,只能让人心生尊敬和爱怜,这在后来攻防速度加快的二战和越战就不会发生了。各国传统对其战争叙事也有影响(比如和英军相比,澳大利亚人可能更勇猛)。受教育程度不同,事前对战争有不同的期望,意味着不同的人找到的语言,传递他们的战争感受,也绝少有共同点。    
    一本关于战时杀戮的书不可能有斩钉截铁的结论。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我们审视了军旅生涯给人带来的变化,但别忘了,有数百万的士兵没能活着见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朱利安·弗朗西斯·格伦费尔(1915年5月26日因伤死于法国)在二战中会不会像一战中喜爱“德国佬”那样喜欢他的德国对手,或者“武士”的范型、(二战)王牌飞行员理查德·希拉里会不会保持其“青年的美丽、勇武和高贵”代言人的身份,他死时尚未成年。但本书一直想传递的信息是,战争是牺牲他人的过程,也是牺牲自我的过程。对许多男女战士来说,正是这点使得“战争如此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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