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事情不应该这样的。没人事先跟我们打招呼。到底怎么回事？那家伙怎么反弄得我满身是血，而且怎么大叫个不停？”乔希·克鲁兹，其访谈收基姆·威伦森，《一场恶战：越南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87），页61。另见戴尔·班兹及“纳尔逊”，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5及19。
还有比这更糟的。沉溺于幻想甚至会搭上性命。战地工程师、“灯泡”哈罗德·布赖恩特清楚地记得，有个诨名“俄州人”的战士，就有典型的“约翰·韦恩综合症”。没上战场呢，他就已经迫不及待了。初次交战，他所在的部队被敌军火力压制，无法前进。“俄州人”可好，想“充当约翰·韦恩一样的英雄”，他想迎着机枪往前冲，可一挺身就被撂倒了。哈罗德·布赖恩特，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5。可见，电影情节既能让人尽兴，也会让人送命。
在离前线尚有几英里的训练营，士兵们会琢磨，“想象和实际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我们日复一日，在苏塞克斯的丘陵地带演习……可这和堑壕战有多少不同呢？”G。科布，《从戎》（伦敦，1916），页4。没有真刀真枪演练过的新兵你问我、我问他，都想知道“刀刺别人身体”到底是什么感觉，并发誓（一战时有个得州士兵也这么说过）能肉搏自己正求之不得，哪怕手中只有把袖珍折刀，只要一声号令，也愿意上阵冲锋。G。科布，《从戎》（伦敦，1916），页5及约翰·爱德华滋（编），“琼斯中士上战场：美军炮兵日记片段，1918”，《陆军国防季刊》，104卷1期（1973年10月号），页62—63，1918年10月4日条。阿尔弗雷德·E。布兰德在1916年1月30日写了封长长的家信，描述自己对上阵杀敌的渴望，向往“那即将到来的时刻——和德国佬真刀真枪干一仗。那多带劲儿！杀他几个才过瘾呢。”阿尔弗雷德·布兰德上尉，“与妻书”，1916年1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像他这样的士兵不在少数。当被人问起参军缘由时，答案无一例外是：“杀人”。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7。在罗伊·R。格林克和约翰·P。斯皮格尔合著的《千钧重担》中，受访的飞行员也谈到，在出国前会“像河狸般躁动不安”。他们出战欲都很强，以至有人得知自己无法登机时，都不禁流下了眼泪。对战争如此向往，实在是因为他们不清楚真实情况到底怎样。“很少有士兵知道具体的战斗情形，”格林克和斯皮格尔接着写道：
他们满脑子都是好莱坞渲染的浪漫情景，还模模糊糊想当回英雄，得勋带，拿奖章。
即使有人告以实情，“他们还不信”。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4。其求战欲望之强，甚至在没打仗时就已表现得像在交火一样。每次“上天”，都像“要与敌机过招”。所以实飞时横冲直撞，在跑道上机位太紧，做特技时又离地太近。（据有人观察）这是因为他们“有意炫技”。或者说，他们不过想看看“自己驾机水平到底有多高”。T。帕特森，《战争、作业中的精神面貌：军队管理新法》（伦敦，1955），页88—89。直到实际打起来，他们才“如梦初醒，接受残酷的现实”。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士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32。
初次“见血”前本不该如此折腾，而应代之以更切近实际的思考。下文将要提到的二战著名飞行员理查德·希拉里就说自己第一次上机实战时，心里“空荡荡的，没谱”。“一下子，”他还说：
时间好像不走了。我茫然地看着前面，知道自己就要开杀戒了……虽然知道想也没用，可还是在琢磨，这个将要死于我手的人会长什么样。他年轻吗，是胖是瘦？死时会念叨他们“元首”的名字吗，还是会独自离世，在最后一刻仍不忘自己是个男人？空军理查德·希拉里上尉，引自加文·莱尔（编），《空战文选1939—1945：切身体验》（伦敦，1968），页43—44。另见塞姆·格拉休，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18。
不论是希拉里还是其他人，都无法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战争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好让他们除了空想，还能增生更加狂热的激情。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8
快意的杀戮
想象中的暴虐之乐，实战中有否减损？多数人会告诉你，“没有。”在对三次战争的描写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读到士兵无论男女，都快意于屠戮。本书中有无数事例可以证明，像下面的一战小兵那样既怕生又敏感的，决非孤例。当他第一次刺中德国兵，“那种极大的满足感……心中狂喜难抑”。陆军威尔弗雷德·科尔耶上尉，“回忆录”，无页码，第5部分，第18章（标为第2章，却放在17、19章之间），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诚然，这不是科尔耶的感受：他在说自己的战友。同样是在一战，陆军少尉F。R。达罗也觉得刀挑普鲁士人是件“美妙的事”。陆军F。达罗少尉的信，收《前线来信：（加拿大商业）银行官员在一战中所起作用之记录，卷一》（多伦多，1920），页241。“杀戮让人恶心，却也振奋人”，一名新西兰工兵这么形容那“无法言喻的快感”。“澳新军团”，《澳新身影：一新西兰工兵日记选段》（伦敦，1916），页121，1915年4月28日条。将军如能让手下的士兵保持“杀戮的快感”，就会受到表彰，哪怕这意味着连巡夜的士兵也要配备带刺的短棒以威吓德国佬。陆军尼尔·蒂特莱中校，《法国境内的野战炮》（伦敦，1922），页35，“致父书”，1916年1月9日。用亨利·德芒的话来说就是：
我原以为自己不会以杀戮为快事，直到有一天因为负责迫击炮，得以掌控可能是现代战事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那天……我指挥着一枚炮弹打中敌营，眼见着尸体甚至尸块飞上天，听见伤员、逃兵绝望的哀嚎。说真心话，那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
他承认自己曾“欣喜地”大叫，“高兴得连眼泪都快下来了”。“有什么”（他问）可以“与这狂喜的时刻并提？难道科学研究给人的满足，抑或一场成功的公共活动，或权力，或爱情，能让人如此愉悦？”亨利·德芒，《再造心灵：一个士兵对战争和重建的见解》（伦敦，1920），页198—199。
五十多年后，驻越部队的士兵也尝到了同样的兴奋。和威廉·布洛伊勒斯一样，菲利普·卡普托也承认自己在被别人问到沙场感受时从没说过真话，因为那样会被人归为“好战”。卡普托说，上阵杀敌让他“无比幸福”。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81。类似地，澳大利亚军官加里·麦凯虽年方弱冠，却已杀人无数。尽管如此，他还是清楚地记得实际见到子弹击中敌人时的激动。“子弹中的时的力道”甚至让他心存“敬畏”。加里·麦凯，《在好兵连：一个人的越战》（悉尼，1987），页162。或见劳夫蒂·拉吉，《一个人的朝战》（北汉普顿郡，1988），页53。越战期间，曾有士兵一时发狂，连杀敌军数人，事后他忆起当时的欢欣：“如有神助……没人敢动我。”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84。朝鲜战争的例子，见安迪·巴尔，其访谈见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72。詹姆士·希布朗是海军陆战队里的侦察兵兼狙击手，他也觉得打起仗来似乎有无穷的气力：
那种可以操控生死的感觉，沿着枪管望去，瞄准一个人，心里念叨，“好，就你了。”感觉归感觉，实际做又是另一码事。你未必会觉得难受；相反，你会很骄傲，特别是一对一，对手也有机会的时候。两人不过扔一个帽子的距离。这就是“猎人”的乐趣。詹姆斯·希布朗，其访谈收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名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98—99。
杀人是危险的，所以才让人“神驰”。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99。就好像“第一次性交”，“是有痛感的”，然而在男兵看来，“那痛感或可与性高潮媲美”。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68（还有页ⅩⅢ及ⅩⅤ）及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197。用一名黑人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员的话说，就是“我喜欢射杀。看到越南人中弹，我岂止激动，简直连性冲动都被撩拨起来了”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1。或见理查德·博伊尔，《龙之精华：美国陆军越南折翅记》（旧金山，1972），页70及阿瑟·布朗，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32。。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9
半自传材料吐露的情况也差不多。比如詹姆斯·琼斯的《惨淡的红标线》（1962）里就有交代。多尔杀死了平生第一个日本兵。这样的“杀戮”让他兴奋，部分是因为能精准地撂倒“黄种、矮小、龌龊的日本杂种”使他很得意。在他看来，这就跟“初次性交”一样。更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多尔的快乐竟是建立在罪感之上。他已经犯下了大罪——他以为甚至坏过弓虽。女干——可杀人最吸引他的正在这里。他自觉可以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规约，没有人可以因此惩罚他。不夸张地说，他杀人没人敢盘问。一念及此，他就想笑：那种感觉“既无聊又刻毒，有点卑鄙，却颇能满足人的虚荣心”。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197—198（另见页300，356及438）。凡人，在逾越最高道德戒律时总会感到莫大的愉快。
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飞行员较他人更易嗜杀成性。在《翅翼之战：空中绝杀》（1918）中，空军少校威廉·艾弗里·毕晓普认为，拿德国人练枪法“实在有趣”，因为他“爱”看德国兵抱头鼠窜的样子。空军威廉·毕晓普少校，《翅翼之战：空中绝杀》（伦敦，1918），页9。连飞行员手下的机械工也狐假虎威，夸耀“自己”主人如何“击中德国佬”而别人的主子却不能够。詹姆斯·麦卡登，《怒飞》，1918年首版（伦敦，1930），页171。二战中，“鲍勃”说自己曾因击落一架德军飞机而“洋洋得意”，主要是因为这说明其“技术”有所精进。“生活还不算太糟，”他回想到。“鲍勃”，其访谈收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驾驶战机的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84。凡是飞行员都会承认，杀了人后“感觉会好很多”，而且大家会“互相拍打，算作鼓励，再大叫几声，以示高兴”。见K。穆尔、亚历克·吉布的访谈，收空军海克特·伯莱索少校，“两个人在二十二分钟”，收《滑流：英国皇家空军文选》（伦敦，1946），页10—11。德机驾驶员非死即伤，机舱后座满是血污，让人看着就“悲从中来，不免憎恶”，但“当时那股兴奋劲”没有飞行员能否认。海克特·伯莱索，《战事记录：一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54，署名“约翰”的飞行员信件，1940年（不确）4月10日。上天后那种威权在握的感觉特别好，一名人称“杜蕾斯”的飞行员证实说。他很认真地说：
我开了火，子弹的呼啸声盖过了发动机的声音。这跟陆军普通的维克兹式机枪可不同。动静要小很多！要是这八架勃朗宁一齐开火——嗬，那气派！那烟冲着座舱就来了，准保吓你一跳。喷气式战机驾驶员，人称“迪约雷克斯”，受访于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驾驶战机的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41。或见空军D。克鲁克上尉，《喷气式战机驾驶员》（伦敦，1942），页28—29及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68—69。
叙 说 故 事
姑且不论士兵是否愿意坦承对杀戮的喜好，他们还是男人，这种身份由他们杀死的敌军数目的增多而强化。杀的人多，别的部队会嫉妒：“大家在比赛看谁杀人多”，1966年时驻在（越南）龙潭的美军上等兵菲尔·布蒂希克承认道。菲尔·布蒂希克，其访谈收加里·麦凯，《越南片断：澳大利亚士兵口述战史》（新南威尔士，1992），页99。另见无名老兵，其访谈收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6。同是驻在越南的美军和澳军间的竞争就很激烈：曾有美兵讥笑列兵彼得·盖茨的部队杀敌不力，他在寄往澳大利亚的家信中就承认“这让我们有点难堪……很难说服美国佬，我们是世上自有罐装破以来最好的队伍”。列兵彼得·盖茨，“家书”，1967年7月31日，页3，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只有‘大开杀戒’时才会有好心情”，驻越美兵安德鲁·特雷弗里在给他未婚妻的信中写道。安德鲁·特雷弗里，“与未婚妻书”，落款1969年5月1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对“杀敌人数”如此看重，人都以为是到越战才有的事。但这显然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战士的心声。在许多情况下得虚报数字，就像下面这首短歌所暗示的。作者是英国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陆军少校B。W。邦德：
我们杀敌少也有二十，
那会刚到干谷，
等实际清点尸体
所得仅只一具。引自陆军H。朱厄戴恩中校，《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