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指挥官将道德律令加诸战场的任何努力：地方军的嗜血不应被正规军的那一套束缚住。比如他们建议地方军成员把钢盔的后面锉尖以攻击来犯的侵略者，并把尖端涂上颜色，“这样指挥官就不会知道了”。对军方的不信任在论及武器时就更张显了。《地方军全书》嘲笑“老家伙们”拒不接受非传统的观念。接下来，埃利奥特形容了他们是如何贬低他关于怎样搞定哨兵的主张的：
既然这通常是悄悄进行的，那最好是用石弓和钢头箭。这样在十米远的地方就能放倒他，而不用匍匐到他跟前……由于在进攻者到位前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宁愿用弓箭而不主张上前把对方掐死。安德鲁·埃利奥特、“J。B”、“科学工作者”，《地方军全书》（伦敦，1942），页28及65。
1943年，社会心理学家马克·梅提出平民更易产生仇恨，因为他们要经历抢购公债的风潮，得收集“废铜烂铁好杀日本人”，行动受限，要忍受物质匮乏，还要担心家人生命安全。马克·梅，《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纽黑文，1943），页66。另见费利克斯·多伊奇，“平民的战争恐惧症及其治疗”，《精神分析季刊》，13期（1944），页303。但前线的人也得忍受类似的限制。同年，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发言中指出，老百姓之所以仇恨敌人，是好抑制自身对死亡的恐惧。但他也说：
但其转为恶意仇恨的程度，而不是其受压抑的程度，才是构成我们所说的这些战争间接参与者“士气”的主要成分——尽管他们远离战场，生命也没有受到威胁。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页472。
于是，他们把无法亲身杀敌的愧疚移置到了敌人身上。女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男人，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呆着，也就不把敌人当人，被他们杀害的人的惨叫也就当没听见。
前线的士兵非常清楚，训练时看到的妖魔化敌人的照片和战场上实际遇到的之间会有很大出入。F。派克汉姆，“可鄙的1912—1920年代回忆”，页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战斗经验告诉他们，别人说的话不能信。例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62。当你直面敌人时，几乎很难相信那些暴行的传闻。海勒姆·斯特迪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德国兵的可怕嘲。他虽然参加了索姆河战役，但第一次看见德国兵是战斗结束后去查看战俘时：
仅凭看到在湿地里泡了数月、没有布盖着的死尸，是没法建立对一个民族的整体概念的。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敌人的惟一一面。下面我要看到的应该就是割下了比利时妇女的乳防、把刺刀插进他人身体的这些人了。这帮德国畜生。他们列队走过来，而我此时忽然感到战争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失望……这些战俘都很年轻，伤挺重，都缠着绷带……他们蹦着、跳着，神情很紧张，我想可能是刚经过轰炸的缘故。他们走过时我听到的最粗鲁的话是“这帮可怜的家伙”，说这话的是一名步兵。海勒姆·斯特迪，“与皇家炮兵团在西线的插图岁月”，页51—5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战前头脑中想象的敌人模样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形间的不同，有很多人都评论过。锡德尼·罗杰森见到德国战俘后的反应是这样的：
我们的敌人早就成了传奇人物。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距我们通常不过几米、拉满铁丝网的战壕后藏匿的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德国佬、白肤金发碧眼的野兽，他们从不知道留人性命，是他们钉死了加拿大人，刺死了婴儿，奸淫了比利时妇女，分离出尸体的脂肪建厂加工！……但这些脸色惨白、面容严肃的年轻人真的做得出这种穷凶极恶的事吗？锡德尼·罗杰森，《十二日》，1930年首版（诺里奇，1988），页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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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军人都把杀敌当作一件略微有点恶心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自视为匠人、专业人士，或者不过是履行自己职责的普通人。爱德华·格洛弗，《恐惧和勇气的心理学研究》（哈蒙兹沃思，1940），页84；陆军弗洛伊德·琼斯军士长，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77；欧尼·派尔，《这是你的战争》（纽约，1943），页241—242；保罗·里奇，《战机驾驶员：法国战事的个人记忆》（伦敦，1944），页71。1942年时，约翰·J。弗洛赫蒂描述了空勤机械师拉塞尔·布朗中士在机载枪手和另两名机组人员牺牲后被迫接过机枪的情形：
布朗（因战友牺牲而起的）的一腔怒火让位于冷静的决心。战斗带来的激动心情已不再，现在他是一名熟练的工匠，手持工具在做着习常的事情。
接着，布朗又叙述了他在击中德军机组人员前是怎样盯着他们的眼睛的。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荣光》（费城，1942）。当别人问战功显赫的埃勒斯中士，他杀死那么多德国人是不是因为仇恨时，他答道：
我不恨任何人，先生，也不愿意杀人。但如果有人在我做事时碍手碍脚使我不能继续工作，那只有杀了他，就这么简单。埃勒斯中士，引自默尔·米勒，“介绍”，收唐·孔登（编），《战斗：太平洋战争》（伦敦，1958），页9。他曾获美国荣誉勋章、银星奖章和带小金属徽章的铜星奖章。
毛利族士兵保罗·托马斯描述了他在赴越作战前的类似反应。“去越南是当时惟一可做的事，”他回忆说。那时“杀人不牵扯任何的感情；这样的反应是早就欲设好的”。保罗·托马斯，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67。
不少士兵都认识到，敌人和自己一样遭罪。用伞兵威廉·克拉克在一战时的话说就是：
和他们面对面站着的时候，你不会恨他们。他们和我们一样当兵打仗，一样受政治家、将军和战争贩子的操纵。我们——他们——都不过是炮灰。伞兵威廉·克拉克，“‘14/18’杂忆”，页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类似的话弗雷德里克·亨特也说过，“真心服役”，1980年，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及T。皮姆教士、杰弗里·戈登教士，《两位随军牧师发自辟卡迪的日记书信》（伦敦，1917），页28。
尤其是在轰炸期间，士兵虽然宣称要尽力杀敌，但也常对德兵怀有极大的怜悯。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53—254，与格林太太书，1915年11月13日。在前线区别对待敌军士兵和他们的长官是比较容易的，正如发表在《澳大利亚兵》上的一首一战诗的前两个诗节所写：
我不想把德兵
炸得尸骨无存；
和平才是我所期待——
要这些尸块有何用。
但我要把他们的皇帝高悬
还有他的私人卫队——
名有多臭就挂多高；
反正有高炮轰他下来。海默，“和平的条件”，《澳大利亚兵》，1918年8月6日，页11。
这种想法在欧洲战场尤其有代表性，而在稍“远”一些的战区（如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区）就未必了。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61。试比较，有42％的美军士兵看到日军战俘后反而更想杀人了。这可能与太平洋战争特别残酷有关，其时接触敌人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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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是恨？
就杀人来说，正面的感情要比负面的管用。仇恨可能反会降低“战斗力”；关爱的作用正相反。技术进步，炸弹、手雷的使用日益增多，彻底削弱了激情在战斗中的作用：冷静的头脑、坚定的目光要比对敌人满腔仇恨更重要。W。麦克斯韦尔，《从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次大战》（伦敦，1923），页84。另见斯坦利·戴尔蒙德，“战争和分裂人格”，收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墨菲（编），《战争：武装冲突及侵略的人类社会学》（纽约，1968），页187。杀敌的欲望加上盛怒和仇恨，在其作用下抠扳机的手反会发抖。《战士的心理学》，第2版（华盛顿特区，1944），页267。在嘈杂、疲劳、危险的环境中，军人能否保持“定力，坚持完成任务”显得十分重要，有位心理学家反复说道。安东尼·华莱士，“战争的心理学准备”，收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墨菲（编），《战争：武装冲突及侵略的人类社会学》（纽约，1968），页178。要长时间保持对敌人的仇恨不仅十分困难（能与不能尚且不说），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382—383。对杀人经历和仇恨缺位的直白探讨，见爱德华·查普曼，“法国来信”，致姊希尔达书，1916年11月2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伞兵威廉·克拉克，“‘14/18’杂忆”，页1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弗雷德里克·基灵军士长1915年12月23日及陆军阿瑟·韦斯特上尉1916年2月12日的信，均引自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161及290；列兵莱昂内尔·黑明，“拉下重骑兵”，页11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B。劳伦斯文章草稿，“理智还是情感”，页4—5，收C。奥格登，“书信文件集”，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页90，1916年10月16日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而且进攻欲过于强烈的部队常不易收手，这样就得承受不必要的伤亡。G。柯尔布鲁克，“家书”，1915年5月28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及尤利西兹·李，《二战美国陆军专项研究：招募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页698。仇恨的形成总是以自制力的丧失为代价，这样的士兵又与武装暴徒何异？陆军H。洛根上尉，“当前的军事训练”，《陆军季刊》，6卷（1923年4月），页72。因仇恨而生的心理冲突有害而无益。时刻抱有敌意、渴望杀死宿敌的士兵会发现，很难把自己的暴烈性格融合到团队中去。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3。事实上，对敌人的仇恨和从杀戮中获得的满足常引发各种不利于战斗的情绪。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3。另见E·德宾、J。博尔比，《进取心和战争》（伦敦，1939），页74。过分沉溺于杀伤的士兵会因频繁战斗，而更容易精神崩溃。陆军埃德温·魏因斯坦少校，“美国陆军第五神经精神病学中心”，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及陆军雷蒙德·索贝尔少校，“长期作战后的焦虑抑郁反应——‘老军士综合征’”，《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43—144。
更重要的，仇恨会减损士兵对于自己行为正当性的信念。恨的前提是怕：按一名随军牧师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仇恨德国佬”的运动对人的心理都有害的缘故。哈里·布莱克本教士，《西线也有发生：随军牧师纪事》（伦敦，1932），页108—109。心理学家认为，激发仇恨心理只会导致分裂和失意。比如，爱德华·格洛弗虽然承认有些士兵需要先恨敌人才动得了手，但也认为仇恨的缺位能反映一个人对自己事业正当性的一种降的信心。换言之，仇恨是心里没底的反映。爱德华·格洛弗，《恐惧和勇气的心理学研究》（哈蒙兹沃思，1940）。对战争政治目的的信念可使打仗成为自我理想的一部分，这样就能减轻因杀戮而起的心理冲突：而容易生恨是内在紧张的表现，且可能导致心理崩溃。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战争对心理学效应的研究》（纽约，1946），页54。此外，仇恨常会抵消许多重要战争程式的作用，特别是集体或“部落”认同。这一观点认为，战争虽然能迅速加深平民和士兵的“部落认同”，但只有一类人能享有杀害对立“部落”的殊荣。对他们来说，感觉不到仇恨反倒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素质。他们的所谓好斗心理不应与“普通的愤怒”相混淆。哲学家威廉·欧内斯特·霍金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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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之人的任务不仅于此，要更严峻、更重要……本能告诉我们，战争并不关乎人际，它射击的是国家间的关系……人的打斗本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应服从于社会本能。时常可见的情况是，对群体的忠诚、加上同样出自本能的对涉险的喜爱，竟可以湮没我们的敌意或恨感。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25—26。
二战时也有类似的讨论，不过重点在不同的人群或“群体”（所以据莫朗勋爵说，英式本能根本就不会“美化仇恨”，因为英国人与群居动物相似，而不同于像狼群的德国社会）。洛德·莫兰，《勇气的解剖》（伦敦，1945），页56—57。
最后一点，仇恨还会减弱战斗的骑士色彩。像骑士一样杀敌意味着避免仇恨对方以及承认对手也有人性。T。皮姆教士、杰弗里·戈登教士，《两位随军牧师发自辟卡迪的日记书信》（伦敦，1917），页23—24。仇恨的缺失使士兵可以“杀敌而无罪感”，用罗伯特·威廉·麦凯纳的话说就是，打仗杀人和谋杀不同，因为前者没有“个人仇恨”牵扯其中。赫伯特·麦克布赖德，《步枪手从军》（北卡罗来纳，1935），页105及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108。骑士风度，或说是“武士精神”就要求上阵杀敌而不带恨意。哈里·布莱克本教士，《西线也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