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信息中心等重量级研究机构的座上宾。唐纳德·马奎斯，“发动心理学家为战争服务”，《心理学刊》，41期（1944），页470。及至1919年，心理学家詹姆斯·安吉尔已取代天文学家G。海耳成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其重要部门）研究信息中心主任罗伯特·耶吉茨也是位心理学家。欧美各国的军事心理学课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媒体也推波助澜，大力介绍相关科研成果。许多心理学家承认，战争可以让他们“把科研和实际联系起来”，这对他们职业地位和前景非常重要。弗朗茨·萨默尔森曾这样理论，“一战智力测验及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科学史刊》，133期（1977），页276。正如刘易斯·M。特曼［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因有关智力测验和早慧儿童教育的研究而闻名，长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首创“智商”一词——译注］在向美国心理学协会作的主席演讲中所说，战争已经把心理学从一门“琐碎的学问”变成了“人类工程学的一个分支”。刘易斯·特曼，“作为心理学方法的智力测验”，《心理学评论》，31期（1924）。
心理学的影响
军事心理学不仅可以让士兵变得更勇猛，还能提高士兵的“战斗力”。1918年起，心理学家设计出提高士兵打炮水平的方法。霍勒斯·英格利什，“心理学如何帮助部队训练——一个实例”，《应用心理学杂志》，26卷（1942），页3—7。通过分析动作，海军的心理学家研究出了一种流程，可以节省两个炮手而不用增加装弹时间和工作压力。N。威尔逊，“心理学在国防部的应用”，收C。梅斯、P。弗农（编），《英国心理学现状》（伦敦，1953），页28。二战后又开始借助电影，不仅作为一种训练手段，也让新兵逐渐习惯战场的喧器和血污，不至于过分敏感。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2；海军利昂·索尔中校、霍华德·罗姆中校、埃德温·洛伊泽，“战斗疲劳症患者的减感”，《美国心理学杂志》，102期（1945—1946年），页476—478；彼得·沃森，《心理战：心理学在战场的使用与误用》（伦敦，1978），页38。为改进训练方法，心理学家会在训练中引入学习的一般规则，他们的这一作用也很重要。C。瓦伦廷，《军队中人的因素：心理学在训练、选拔、军心和纪律中的一些应用》（奥尔德肖特，1943），页27—38。很多教官买来了心理学教科书，不少人还旁听了大学的心理学讲座。沃尔特·宾厄姆，“美军中的心理学服务”，《诊察心理学刊》，5卷5期（1941年9—10月），页221。有些原则尽管对部队不太适用，但截至1942年，把单项训练分散在几天进行而不是一次赶完、对士兵积极参与的强调、避免反复使用同一训练材料、准确记录并辅之以正面肯定、指定系统的训练计划等原则已经成了主流的训练方式。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79—80；C。瓦伦廷，《陆军训示基要，尤其提到初等武器训练》（奥尔德肖特，1942），页13；迪尔·沃尔夫勒，“军事训练及学习理论的用处”，《诊察心理学刊》，10卷（1946），页73—75。1942年，英国陆军教育学院开办了一个新的训导机构，提供教学法方面的课程。陆军J。吉布中校，《陆军的训练》（伦敦，未注明年代），页23。此外，如何选择合适的人员也是军事心理学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尤其是1941年过后。这方面的情况见陆军医护中心主任起草的备忘录，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974及陆军B。翁格森上校，《选人》（伦敦，1953），页1。人事选用在一战时还不太重要，因为当时还没有专业人员来管理如此复杂的系统，（在1916年开始强制征兵以前）志愿兵可以自己选择要加盟的部队，（因为当时人认为）他们应该清楚自己的长处和弱项。作为筛选这一程序，一般认为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时，因心理和情绪原因而遭淘汰的人数虽将近一战时的7倍，但因为同样原因被开除的人还是比一战时多了5倍。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5
面对诸多理论，军方以简单、实用为原则进行了一番挑选：从来没有前后一致、“始终不变”，眼下时兴的过不了几年可能就销声匿迹，几十年后说不定又会重新受人青睐，很难说。但总体存在一个趋势，就是从搬用本能学说（要求训练调动人的原初情绪、强化习惯动作）到（二战结束前）视个性为最重要的变元（所以，训练科目要有益于培养个性，尤其是各级领导）到重视周围环境的作用（大多数人都可以当好兵，但要通过社会生活向他们灌输正确的行为意识）。
机能心理学的奠基人威廉·麦克杜果在其著作《社会心理学导论》（1908）中推广了本能学说，其影响直至今天军事教员仍很难摆脱。这方面的论述，见汉密尔顿·克雷文斯，《进化的胜利：美国科学家和1900—1941年间遗传环境之争》（宾夕法尼亚，1978），页76—78。另见哈里·坎贝尔，“生物角度看战争：第一部分”，《柳叶刀》，1917年9月15日，页433—435（及第二、三部分，1917年9月22日，页469—471及1917年9月29日，页505—508）；沃尔特·坎农，《痛、饥、惧、怒：感情因素对身体影响新究》，第2版，1915年首版（纽约，1929），页379；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卷2（伦敦，1910）；威廉·麦克杜果，《社会心理学入门》（伦敦，1908）；克莱德·穆尔，“心理学角度看战争”，《教育研究季刊》，23卷（1916），页367—386；J。穆尔，《野蛮的残存》（伦敦，1916），页137—146；劳埃德·摩根，《习惯与本能》（伦敦，1896）；威廉·怀特，《一位心理学家的战争遐思》（纽约，1919），页65。斯托弗德·A。布鲁克教士在1905年完成了《论战争》一书。这本书后来重印多次，包括在一战进行过程中。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好斗是人的天性：
它承袭兽性而来；我虽然说不出一二三，但它似乎与一种愉悦、热切和兴奋的强烈感觉相关。它是遗传的，人无法摆脱它。它无处不在；在文明人和野蛮人中一样深切。斯托弗德·布鲁克教士，《论战争》，1915年首版（伦敦，1916），页1。
用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其大作《战争的道德等价物》（1910）中的话来说：“祖先早已把好斗注入了我们的骨髓，几千年的和平也无法驱逐它。”威廉·詹姆斯，“战争的道德等价物”，1910年首收《战争的道德等价物诸文及哲学问题谈片段》，约翰·罗斯编（纽约，1971），页5。好战既是人的天性，那战斗训练的目的就是把文明的遮羞布从个人的心灵剥开。“心中的恶狼”在刺刀操练和非人程式中趁势找到了发泄途径。
但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人类自保的本能固然会促使他去“拼杀”，可也同样会让他“开溜”。为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心理学家在本能学说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法国人古斯塔夫·勒邦和英国人威尔弗雷德·特罗特大力提倡的群体学说。古斯塔夫·勒邦，《大众心理学》（1985）及威尔弗雷德·特罗特，《群居本能在和平及战争时期》（伦敦，1916）。或见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31—332及341—342；马丁·康维爵士，《人群在和平及战争时期》（伦敦，1915），页305—306；勒罗伊·埃尔廷吉，《战争的心理学》（伦敦，1918）；G。霍尔，《军心：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116—117；W。麦克斯韦尔，《从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次大战》（伦敦，1923），页46及57—58；乔治·默里教授，《群居本能：善恶之间》（伦敦，1940），页13—14。人爱扎堆，是群居动物。在一个人群中——毫无疑问，军队就是个驯服的人群——“群体心理”总是占上风，这就给个人一种感觉，似乎他有无边的权力，甚至可获得永生。群体内休戚相关，就回到了原始的行为方式，包括依赖领导者，并把他视作父亲的化身。群体心理学也重视习惯动作：集体操练要求整齐划一，每个人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就保证了士兵在不过脑子的情况下完成所有规定动作，而始终都觉得“有群体的力量在支撑着他”。G。霍尔，《军心：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36—37。另见陆军C。拜提少校，“步兵训练”，《联邦军刊》，4期（1913年10月），页679—684。一名参加过一战的加拿大士兵写到“我们像机器人一样用刺刀捅假人。以后见到真人我们也会这么捅进去，就像机器人一样”。无疑，他是在赞扬这种训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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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过后，试图解释敌对情绪的本能学说开始受到学院派心理学家和一些人类学家的嘲笑，刚开始是L。L。伯纳德、埃尔斯沃思·法瑞司、R。E。马尼基勒尔、W。J。佩里，后来有弗朗茨·亚历山大、奈特·邓兰和马克·A。梅，二战期间T。H。佩尔也加入了这一阵营。L。伯纳德，“哪些是本能？”，《变态和社会心理学刊》，14期（1920），页397—311；L。伯纳德，《本能：社会心理学研究》（纽约，1924）；L。伯纳德，“社会科学中本能的滥用”，《心理学评论》，28期（1921），页96—118；埃尔斯沃思·法瑞司，“本能是论据还是假说？”，《美国社会学杂志》，27期（1921—22年），页184—196；R。马尼基勒尔，“战争走向：从心理学切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6卷3期（1937）；W。佩里，《战争和文明》（曼彻斯特，1918）；弗朗茨·亚历山大，“攻击欲——个体与集体”，《医学的进步：纽约医学院1943年公众讲座》（纽约，1943），页83—99；奈特·邓兰，“战争的缘起及防止”，《变态和社会心理学刊》，35卷4期（1940年10月）；马克·梅，《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康涅狄格，1943）；T。佩尔，《人类有本能吗？》（曼彻斯特，1943）及1941年11月、1942年2、6、11月及1943年2月的《英国教育心理学杂志》。但形形色色的本能学说从未销声匿迹，在军事心理学领域就更是这样。其号召力仍然很强，但主要是为魔鬼训练开脱，而作为激励士兵上阵杀敌的手段已经不管用了。澳大利亚皇家陆军医疗队P。P。曼齐上尉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此有精当的总结。他指出，部队首长的决心可能会因感到自己的命令“不近人情、违悖道德”而有所减弱，因为“他得把与世无争的众生扭曲成暴力的机器”。曼齐再三安慰他的读者说：不是这样的！杀戮是每个人的自然遗传。军事教员实际上“只有一半的事要做——哪怕循规蹈矩的银行职员，说到底也不是向往和平的个人主义者，而天生是战士”。陆军P。曼齐上尉，“哲学、心理学和陆军”，《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88期（1965年1月），页38—39。与本能学说类似，群体理论的生命力也很强。在一战前很长时间，因为相信群体可以煽动个人所不齿的行动，部队才放心把重点放在领导团队或能凭自己的个人魅力而“支配”舆论的“长者”身上。陆军G。奥尔上尉，“战争中的道德因素”，《联邦军刊》，1期（1911年5月），页197及陆军C。怀特少校，“战争研究”，《联邦军刊》，1期（1911年7月），页284。领导人凭借个人魅力“影响”士兵激励其继续战斗在小说中的描写，见威拉·凯瑟，《我们中间的一个》（纽约，1922），页452。领导者的性格很重要：他要有进攻欲、大无畏的勇气，身心坚定，而且要敢于承担责任。
渐渐地，群体理论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群体动力学：换言之，注意力转移到了更广大群体的凝聚力和寻求安慰上。马歇尔提出的“初级群体概念”和“群体认同感”逐步取得了战斗动机讨论的话语主导权。这方面最好的论述，见乔·博尔凯恩德，“军事社会学评论：越南的教训”，《战略研究杂志》，1卷3期（1978年12月），页241—242及安东尼·凯利特，“战斗动员”，收乔治·伯伦基（编），《当代战斗精神病学研究》（纽约，1987），页211。“连胆小者也会在强大的集体中获得安全感，渐渐变得跟他的集体一样富于攻击性，”远东战区的一名专家如是说。阿瑟·海辛，“神经精神病学在空降师”，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7，引用了一份1951年的报告。另见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18—219；厄尔·齐尔伯，“适应部队生活：士兵的集体认同感”，《美国三军医疗杂志》，9卷（1954年9月），页1344；（对利托的严词反驳）见读者来信，陆军乔治·福赛思上校、哈罗德·邓伍迪中校，“军中休戚”，《陆军战斗部队月刊》，5卷9期（1955年4月），页5—6。成功的训练机制所折射的心理动因应当是爱而不是恨。陆军赫伯特·施皮格尔上尉，“从精神病角度观察突尼斯战役”，《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4卷（1944），页312及其“精神病学在北非某步兵营”，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22。见第五章“爱恨情仇”。皇家澳大利亚步兵团的J。O。兰特里少校这样说：“人是群居动物。战场压力那么大，最好的定心丸莫过于身边战友的陪伴。”陆军J。兰特里少校，“战争中人力因素的战术影响”，《澳大利亚军报》，107期（1958年4月），页16。他在为“标准作战规定”的执行辩护，该规定要求低级军官应沿部署线匍匐